RFA：郭国汀介绍为法轮功学员打官司的曲折经历
记者：我们知道中共当局镇压法轮功，已经差不多是将近六年的时间了；那么在中国境内，可以说是极少的律师会有勇气愿意为法轮功人士做辩护律师。我知道您是给几位法轮功学员做辩护律师，您能不能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郭国汀：为法轮功辩护，应该是04年的10月份。但是，我之所以为法轮功辩护，并不是我本身是个修炼者，或者是我是个法轮功信仰者，不是基于这个理由。而是因为我认为当局的这种做法，一是劳民伤财，第二呢就是祸国殃民。之所以会做出这种判断，应该说是基于常识。
记者：您接的第一个法轮功学员的案子是谁的案子？是什么时候？
郭国汀：这个应该是04年的年底，第一个案件是黄雄，就是在上海已经失踪快两年的一个年轻人；他哥哥是个博士，从美国委托我，帮他寻找他弟弟。那么为此，我走访了好多单位，走访了这个警察，查他弟弟的下落，他最后失踪的地点就是在同济大学，还有普陀公安分局，还有一个是提篮桥监狱，这三个地方是能够查到，如果他在上海，或者被判刑，或者被抓了，这三个地方一定能查得出来。
记者：您查到他的下落了，是吗？
郭国汀：没有查到，最后就没有下落。
记者：那等于说，您就是接手这样的案子，可以讲是要费很多额外的功夫和辛苦。我知道您也接了一个叫做瞿延来的法轮功学员的案子，这个案子好象过程也很曲折。
郭国汀：申诉，他是申诉了，已经是判决生效的案件，难度是非常大的，在大陆这种案件，几乎可以说是死案吧。就是你要翻过来，或者要他立案，真的难于上青天。尽管如此延来的母亲，她是认为无论如何只要是能够尽力，她一定要做；那我说你要做那我没问题，我说我先研究一下有关法轮功的来龙去脉。因为在此之前我只是办了一个寻找人，找人是不需要了解他的背景的，也不需要了解有关的法律，或者是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在受理这个案件以后，我就开始研究法轮功，第一次从全方位的研究。就是包括正面的、反面的，包括当局的观点，或者说当局的有关的法规，有关法轮功自己的辩护和自己写的很多文章，大概网上搜集了四、五百篇吧，就是这些文章我都通读过一遍；那《转法轮》我也读完一遍，在网上读的，还有李洪志先生的各次演讲全部读了一遍。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说如果说三百条是合法的，或者是刑法三百条就是可以适用的，那么这个案子要推翻过来很难很难，但这个案子的关键就在于要釜底抽薪，要必须彻底去推翻整个案件，包括这个法律，才有希望打赢这个官司，这是我研究以后得出来的结论。所以我就没有急急忙忙，比如说马上就申请再审；我首先要会见他，我一定要会见了这个让我很感兴趣的一个当事人，因为他绝食绝水七百八十天吧。
记者：这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
郭国汀：哈哈，应该是一个奇迹，我觉得。说明这个瞿延来的意志力啊是非常坚强的，或者是非常超常的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开始提出申请要会见瞿延来，我认为做律师有一个前提条件要了解所有的细节，瞿延来在法庭上是一言不发。瞿延来本身没有任何口供，在被抓以后没有任何口供，所以我一定要见到他，要他来澄清事实，还有他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看法，这是我们律师工作的一个大原则吧。
记者：看来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
郭国汀：对，我先后四次吧书面申请，向这个提篮桥监狱当局提出申请会见，但是当局刚开始很客气，都是婉言拒绝，发展到后来就越来越无理，我认为；明显违法，就是说你不让律师见，你这个明显违反法律的规定，四十八小时这是法律已经明文规定的，而且这个四十八小时本身就是，我认为已经很离谱了，这种规定本身是很离谱的，你连离谱的法律都不遵守。
记者：当局者这么不拿这些东西当回事。
郭国汀：对。还有十天就要过年了，我又写了第四次的申请，因为原来我仅仅是向监狱当局申请，后来我就向抄送司法局长、监狱局长，而且我也明确告诉他们，我说如果你们继续拒绝的话，我将下一步就要向司法部国家监狱管理局，到最高当局申请，如果还不理睬，我就准备强迫公布。一直等到大年三十没有给我任何回应，所以我在大年三十那天，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百无一用是中国律师”。
记者：我拜读过您几篇文章，你文章里是充满了无奈。
郭国汀：这篇文章实际上呢，一方面我是以嘲讽自己的口吻来写这篇文章；另一方面，我的目的是要披露真象，披露这个司法当局对处理这个法轮功啊，这个种种不合法，当局你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这种做法，你实际上是在破坏人们对法律的信念，这是你自己在做这种事，那么你而且上海又是全中国，应该说是最先进的地方，那么你连上海都如此，你可想而知其他地方是怎么个情况。所以我认为我必须把真象给披露出来，那作为我来讲，之所以这样披露啊，从原则上来讲或者从根本上来讲，我当时还抱持着对当局的一种信任，但是很遗憾，这些当局我认为当权者呀没有政治智慧，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智慧的人。
记者：您还代理了一个叫陈光辉的法轮功学员的案件。
郭国汀：是的，代理陈光辉的案子，我是专门亲自到苏州大学的附属医院去看过陈光辉，已经核实了当事人跟我讲的所有情况，门口确实坐着国安，那个便衣都是国安。然后我进去，我装的是，反正我装的不是去看他的，我是去看其他人，这样子进去了；到了那个他的病房，他的病房因为不只陈光辉一个人，好多人，然后我转到陈光辉的床前，去看了大概不到三分钟，就被这个国安给赶出来了。在看他这个当中的过程中，我就等于是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双侧脑部粉碎性骨折之类的，看到了确实是头上两边都是被缝起来，头盖骨啊都被去掉了，这样的情况。
他的家属在跟他谈的时候，那个主治医生就是坦率的讲，实际上陈光辉康复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那么千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零点一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是植物人，已经是不可救药，至少从正常的观点来看。那么家属要求保外就医，要求转院治疗，这放到自己家乡比较附近的地方来，以便家属二十四小时照顾，都遭到拒绝，这是很不人道的。就是说他们把他关在苏州，他家属要到苏州很远，好象坐汽车要坐大半天吧，家属不可能一天到晚在那边呆着，而且有国安看守在那儿，事实上他给家属每天只是早晚放风一样，每天只给一小时、半小时这样子的照顾。
植物人的照顾，根据常规吧，一般都是要求亲人二十四小时不断的呼唤啊，还有一点点希望，他的太太，就是陈光辉的太太，就是希望呢能够把他移到自己家乡附近，他愿意，他说哪怕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她都要尽最后的努力，她一定要尽努力，他们的要求我认为是很合情也合理、合法。
记者：那陈光辉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逮捕、被毒打成这个样子的是吗？
郭国汀：这点呢就是说他是修炼法轮功这毫无疑问，就是因为他曾经被劳教过，然后后来被判刑判了七年，判七年他已经执行了三年多了吧，他已经在监狱里面关了三年多呢，他出事呢就是被送到医院变成植物人呢是在执行、已经在监狱里面三年多了以后，然后呢监狱当局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就是说已经四五天以后才通知家属，说他自杀，按照当局的说法呢是右脑撞墙，由于撞墙了以后反弹，倒在地上，然后倒地的时候左脑也骨折，这个解释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完全不可能的，一般如果真的下决心自杀的人他撞墙肯定是前额，使劲撞这个才能撞，你要是侧面撞没有力量，没力气。
记者：我从一些书中，也看到了许多关于中共当局强制法轮功学员转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毒打的例子。
郭国汀：它是不是被暴打，打成这样我们不能下绝对的肯定；但是我们是从常识和从医学这个角度来，我就请教了一些医学专家，他们不愿意出证，而且还不是本地的，不是本地的医疗专家都不愿意作证，但是只是口头跟我做了一些咨询解释，他们认为不可能，我个人的判断他是被打的，打成了这个骨折。
受理这个案子以后，我主要是从法律上来打官司。是不是自杀者就不能够保外就医？这是一个。就是首先呢他是不是自杀，退一步，那么假设我就是把他推到极端了，哪怕他就是自杀的，那么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我们研究的结果，得出来的结论是，仍然可以保外就医，不存在不可以保外就医的问题。那就是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是有关部门想掩盖真象，我认为是这么回事，那是不是那个我不能肯定，但至少他是掩盖真象，否则你何必派那么多，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派了八个国安人员，国安还是公安的人员二十四小时监控，监控了大概有二十几天，然后才撤离，到现在大概只剩下三、四个国安的监控。
记者：那么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可以说现在在中国是非常普遍，因为我们知道呢大概是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极少的律师愿意或是敢于接这样的案子。您为什么会接这样的案子呢？
郭国汀：我想这个是属于天生的吧，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他们受到了非常不公的待遇和对待，而且是很明显的非法；同时，又是对国家，对整个国家是一场大灾难。之所以这样做，我认为是我的信念，就是我觉得我是天生的真、善，就是我天生的认同他这种理念，法轮功的这种理念；再加上我认为，就是说正因为没有人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或为法轮功辩护，那么就是实际上跟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是一样的道理，谁都不说，最后谁都受迫害。所以我说没有人站出来，我站出来，我认为作一个律师，应该是主持正义，或者伸张正义，或者说维护人们的权利也好、人权也好，这是律师的天职。所以我后来为什么会放弃，或者说不叫放弃，就是说淡化这个海事律师的业务，转到人权律师这个领域，是我认为当前，或者目前中国最需要的是人权律师，因为中国的人权现状，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或者说令人担忧！
记者：由于您自己后来被抓，那么您代理的几名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当然就没有结论了！好，郭国汀律师，谢谢您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