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在监狱中的三年多
记得九五年刚开始修炼时，我就在心里发愿：我这一生就为这个法。一九九九年七月，邪恶开始迫害大法，每天看到邪恶对大法和师父铺天盖地的攻击，我想：在正法中，师父怎么做都是最好的，都是为了众生，我对法有坚定的正信，邪恶怎么造谣都动不了我。我又想，我该怎么办呢？我能为法做点什么呢？
* 两次入京证实法被非法关押
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我从电视上看到魔头在国外非法给大法定性，我就决定要去北京证实大法。我写了证实大法的材料，准备去北京中南海上访。当时全国各地车站都在拦截進京上访的大法弟子。在师父和大法的保护下，我顺利的到达了北京。在中南海门口，警卫拦截了我，并收了我写的材料。有一个警卫看过我写的材料后说：“你觉得法轮功好就自己在家里炼，你这一下全完了！”我被拉到中南海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并作了笔录。深夜的时候，我又被送到北京西城区拘留所。那是我第一次進入中共的监狱，里面很阴暗。我刚一進去，有个叫舒婷的恶警队长就乱骂大法、骂师父，并煽动里面的犯人跟着骂。她叫我脱衣服、蹲下，我没有服从她，她就对着我的头部、脸部猛打。打过之后，她甩着手直喊痛。我知道她遭现世现报了。在监狱里，她叫牢头好好收拾我。她们罚我擦地板，晚上通宵不准我睡觉，让我站着背监规。我说我不会背监规，牢头就打我、骂我。同监室还有两个从北方去的同修，牢头不准我们互相讲话。第二天，我们三人被叫出去留指纹、照相（那时也不知道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有一个男恶警对我们進行毒打。监室里所有的人都不准走动、不准说话，整天就一个姿势坐着。每人一天发两个窝窝头，中餐、晚餐各一个，又黑又硬。我看见很多人都吃不饱，刚進去的人都吃不下。第三天早上，我被放回家了。
回到家里，父母告诉我说：北京前几天打电话到我们地方派出所说我在北京“围攻”中南海被抓了。我把自己去上访的过程告诉父母，叫他们以后决不能听信中共对大法的一切攻击报导。我的父母都曾亲身经历过中共的一切运动，很早就见识了中共的血腥和恐惧。当时邪恶很疯狂，北京研究会的同修被重判，许多同修被非法劳教、劳改，而且假经文到处流传（当时分不清真假，不敢去看，怕被误导）。有一次听同修说有许多同修都去中央信访办上访，那里每天都要向国务院上报每天的上访人数。我就想：既然中南海不让上访，那我也去中央信访办上访，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觉得那里应该有自己的一票。
二零零零年元月，我背着父母踏上去北京的火车，去中央信访办上访。火车还没出贵州，我被地方公安拦截下来了，我被送回省公安厅时，那里有六、七个公安已等着我，他们对着我破口大骂，有一个女公安对我拳打脚踢。深夜的时候我又被拉到区拘留所。拘留所收了我身上剩的五佰多元钱，不准任何人去看我。里面关押着十多个同修，她们都是去北京上访被抓回来的。拘留所里的冬天很冷，门窗总是对开着吹，大雪从窗外飘進来，落在睡觉的铺板上。里面连冲厕所的水都没有，饭里总是有很多沙子，米都是发黄了的，经常都没有煮熟。每天的土豆皮上都看得见泥，还要每人交五佰元生活费（十五天时间）。同修们在一起学法、炼功、交流。当时只有几天就过年了，看到门外满天飞舞的大雪，想起大法在人间遭受的破坏，想起伟大的师父，我们感到莫名的悲壮，大家都流泪了。邪恶之徒多次单独找我们谈话，要我们放弃修炼，同修们都没有动摇，非常坚定。后来拘留所里就不准我们再炼功，不准我们学法。我总是坚持每天炼功，邪恶之徒用相机拍下我炼功时的照片，并作了几次询问笔录，说要上报我的情况。我在拘留所里呆了十三天，恶警就把我和三个同修（她们都是二次上北京的）转到了看守所，说要好好收拾我们。我们被分别关在各监室，看守所里很阴暗潮湿，里面冷得像冰窖，里面关押的人很多。晚上大家都要侧着身子才能睡下，很多人都盖不着被子。恶警叫牢头监督我背监规，并且不准我炼功，我说我绝对要炼功，监规我可不背。两个牢头一连三天用最肮脏下流的话辱骂我，并多次干扰我炼功。后来恶警看我总是坚持炼功，又不背监规，就叫牢头罚我擦地面。后来监室的地面就是由我一个人擦（以前是排值日）。外监室的地面经常有积雪和污水，每次擦完地面之后我双手虽然冻得像红萝卜，但却没开裂，而里面很多人的手脚都冻开了裂口。
一个月后，我被邪恶之徒从看守所又转到洗脑班。邪恶们找来各种专职人员给大法弟子“洗脑转化”，从方方面面的破坏大法弟子对大法和师父的正信。同修们都坚持的走过来了，但也有人传播一套邪悟的东西，洗脑班要结束时，又传入一篇假经文，正好与那套邪悟的东西相符合。后来大家在分不清假经文的情况下、在对时间和圆满的执著下、在人的观念带动下（传播邪悟的那人过去曾是负责人，修炼时间很长，又是第二次去北京，大家就认为他修得好）大家都邪悟了。现在回想起师父讲的法：“无论现在和将来，乱我们法的，只能是内部弟子。”我意识到内部的破坏是最大的，教训也是惨痛的。当时主办洗脑班的政法书记遭报了，没多久就死了。
二零零零年三月我从洗脑班回家后，通过大家不断的学法和交流，同修们很快就意识到邪悟的错误，大家很快都悟回来了。只有散布邪悟的那人一直干着破坏大法的事。由于曾受假经文的误导，当时我和许多同修甚至不敢去看师父在九九年七二零之后的讲法和明慧资料，对如何揭露邪恶、讲清真象，如何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我和许多同修的大脑里是一片空白。我一直把住《转法轮》和7.20之前的经文去修炼。
* 第三次被抓 在看守所洪法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得到一份明慧网下载的真象资料，揭露魔头在干些什么，政府中的那群流氓在干些什么（以前我一直以为政府不了解法轮功），我确定资料是真的。我决定去中办、国办上访。当时全国各地都不断有同修去上访，有许多出来传播大法真象资料。邪恶当时叫嚣说：第一次上北京的拘留十五天，第二次去北京的就劳教三年，而我这一去是三上北京。我想：如果我能回来，我就踏踏实实的修炼，如果我被劳教三年，我要帮助劳教所里的同修（因为听同修说劳教所里很多同修都“邪悟转化”了，我就想有机会我要帮助她们。当时不会用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带上一篇真象资料准备去中办、国办上访。到天安门广场我被抓了，我被邪恶送到天安门附近的一个拘留所，那里关押的全是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都等着地方公安去接。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被地方公安接回贵州，关進县看守所。干警们说不准我炼功，不准我宣传大法，我没有争辩，我想有师在，有法在，一切都会是好的，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一直坚持炼功。记得刚开始炼功时，值班的武警们又吼又叫，并多次向管教反映。可是有一天中午，有个干警说：“炼法轮功的，出来炼给大家看！”他们打开监室的门，我走進看守所大院，准备炼功，大院四周全是监号，我看见各个监室的犯人们都伸着头，从风门里看着我，我所在的监室的人们都在为我担心，因为里面的人随时都会被体罚和戴刑具，我首先平静自己，就开始炼了五套功法。我回到监室后，同监室的犯人们都为我高兴，她们说法轮功太美了，让人很激动。我给她们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
我总是严格地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慈悲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个人，犯人们都知道法轮功好，也很喜欢我。有一个人提出要我教她炼功，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我顺利的教会了她五套功法。她炼功后变化非常大，过去痛了六年的耳朵一星期就好了，以前她每天都必须到医务室上药。人长胖了二十多斤，过去是七十多斤的体重。皮肤变得白里透红，坏脾气全改了，她过去爱嫉妒别人，很尖酸，经常挑拨是非。犯人们亲眼看见她的变化，纷纷要学法轮功，我就把我能背的法都抄下来，晚上带着她们一起学。有几个人也学了五套功法。我在看守所半年的时间，邪恶之徒曾多次找我谈，称只要我放弃修炼就可以回家。我说我是应该回家，但不是这样的回法。邪恶之徒就向检察院上报我的情况，检察院来人和我谈过几次，最后说我材料不足，不给予起诉。后来恶警不准同监室的人和我炼功，她们被戴上脚链，其中一个人还被所长毒打。邪恶来监室收走了一本我抄写的经文。我当时也有怕心，心里很难受，不知如何帮助她们。后来管教指使牢头阻止我炼功，我每次炼功，牢头就和另一个犯人阻止我，毒打我，她们用水泼我，用绳子拴我，经过多次毒打，我仍然坚持炼功，只要我能动我都炼功。后来牢头对我说“你炼吧，我管不了你，我看你是铁了心的！”我想不能再消极承受那里面的一切，我拒绝穿里面的囚服，什么学习、锻炼、唱歌我一概都不参加，管教叫一个男犯人给我戴上一副脚链，那副脚链一直戴到我离开看守所时才打开。
* 在黔西戒毒所遭迫害经历
二零零一年六月，我和一个同修被邪恶从看守所转到黔西戒毒所。当时县政府的人给戒毒所打招呼：不准任何人去看我们。戒毒所对我们的迫害更是疯狂，我们每次炼功，里面的管理人员就会用各种方法折磨我们，我们经常被拖出监室毒打，打过之后邪恶们总是把我们挂在监室的风门上。风门上有许多交叉的铁柱，我们被两手抻到极限，左右手分别被手铐固定，人半蹲着，不能弯腰，也不能直立，一挂就是半天或一天。邪恶不准我们说话，并用抹布堵住我们的嘴。有一次我炼功后，邪恶把我全身用绳子捆着，手脚都不能动弹，脚不着地，吊在一根绳子上很长时间，我被放下来的时候，手臂和手腕全部瘀血。有时邪恶打过我们之后，还拿绳子扎我们（把双手反扭过背后，绳子从两肩拴过去和双手捆死，并不断往上提绳子），我们经常痛晕过去。后来邪恶为了阻止我们炼功，就长期用手铐把我们吊铐在风门上，白天晚上都不准我们休息、睡觉、上厕所，经常几个邪恶一起毒打我们，抬水泼我们。每当下大雨的时候，我们全身都被淋湿，但邪恶从不让我们换衣服。我们身上的衣服通常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由于经常被毒打，我的头和脸全肿了，眼睛充血，看东西都模糊不清，全身到处是伤痕。同修的脚被邪恶打伤了，我看见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有一天中午太阳象火一样热，风门的铁柱都晒烫了，我被邪恶吊铐在风门上，脚不着地，汗水象下雨一样淌。到下午的时候，我感到很心慌，胸闷恶心，无言的难受。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想休息一下，我绝不会走向反面。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苏醒过来时，有一个邪恶对我说“你都晕死过去了。”（他邪恶至极，没过多久就遭报死了。）我虚弱得说不出话，没有理他。我们在开始时曾多次给他们讲大法的好，他们也不听，根本没有人性，思维观念全是共产邪灵的那一套。邪恶还给我们造了很多谣，说我们卖过白粉，拐卖过人，说我们不爱国，煽动吸毒人员仇恨我们。在戒毒所经过一个多月的迫害后，邪恶又把我和同修转到劳教所。
* 被劫入邪恶的贵州女子劳教所
二零零一年七月，我被转到贵州女子劳教所。那里真是邪恶势力的黑窝。入所的时候，我眼里还充满血丝，有一个管教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黔西戒毒所的管教人员打的，她伪善的说： “哦，那是不对的！”并问我要不要看医生？问我修炼法轮功多少年了？修得好不好？（她后来的表现很邪恶，她很会使用伪善的一套欺骗人）。我说：“我不说我自己修得好不好，但在修炼上我能“以法为师”，我修炼已经五、六年了，如果不是因为遭受这场迫害，我的身体状态这几年一直很好，我用不着看医生。”她接着安排几个原来的同修和我谈，我发现那些同修都邪悟得很深，我指出她们的观念和执著，她们却不断的从法中找掩盖她们执著的东西，谈话没有结果。随后我当天就被调离了新收中队（法轮功专管中队）。我被调到另一个中队后，邪恶经常安排一些邪悟很深的人去和我谈，她们完全背离法，一直帮助劳教所做洗脑“转化”。有一次我对她们说：“我们老是这样争来辩去的也没必要了，干脆我们拿笔、拿纸来，索性把你们所谈的问题都剖开，都理个清楚，不要再含含糊糊的。”她们说：“不用记录，大家随便谈，如果你坚持记录就不谈了。”她们走以后，很长时间没再来了。我开始一面写心得让劳教所的狱警了解大法，一面要求炼功。中队队长对我说：劳教所是司法单位，里面绝对不能让我炼功。同时中队安排了四个人随时跟着我（所里叫她们“包夹”学员，专门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并做记录）我想既然中队不同意我炼功，我也不必要再和她们讲了，我就自己炼吧。每次只要我一炼功，“包夹”们又恨又怕，她们有的劝说我，叫我“替她们考虑，人要面对现实，人進入里面是没有办法的。”有的咒骂我，有的动手打我。因为劳教所把她们的加减期全部和我挂钩，我想不能被人心和环境带动，我仍然经常炼功，“包夹”们后来全仇恨我了，她们说我根本不善，从没看见哪个“法轮功”象我，说我是个假的“法轮功”。有个队长对我说：“在里面绝对不准你炼功！别说你，只要進到这个地方的人，比你高档的都要转化！”她煽动吸毒人员说“既然她不善，不替别人考虑，就别让她好过。”后来“包夹”们就一起辱骂我、毒打我，经常到深夜都不准我睡觉。整个中队的吸毒人员都在骂我，她们说谁跟着我都可能被加期，有的见我避而远之。恶警多次逼我放弃修炼，威胁否则我不止在里面呆三年。自我進入劳教所后，我就想：我既然来了，我也不想回家的事了，我真正的家在哪里呢？怎么样才真正是为家人负责呢？在哪里我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心里有师在，有法在，在哪里都是明白的，不论她们用什么威逼利诱也动摇不了我。邪恶们又把我调到另一个中队。
* 不邪恶所动 坚持炼功
我被调到劳教所的严管中队，每天参加十五至十六小时的生产劳动，中队安排六个人每天二十四小时的跟踪“包夹”我，有四个是固定“包夹”人员，有两个是“暗线”包夹人员，我后来才知道。她们随时记录我的一言一行，包括睡觉时间。并每隔两小时让值班干警签字。里面劳役时间很长，劳役很重，正常完成定额的人每天也只有三至四小时的睡觉时间，每天劳役十五、六小时，中午和下午各一小时开饭，每天四次集合点名就近一个小时，晚上还得抽时间洗澡、洗衣服，吸毒人员还得经常深夜做中队布置的作业，背书。中队队长、干警、管教张口就辱骂人，随时乱打吸毒人员，每天都有很多完不成劳役定额的人被体罚，被牢头毒打、罚做深蹲、蛙跳，并且晚上不准睡觉。伙食很差，很多人都吃不饱，里面经常为争吃打架。里面压力很大，每天吃饭走路干警都要吆喝，都要拼命赶时间，做人的任何尊严和权利都没有。常常会听到很多吸毒人员说：真想一觉睡下去就永远不再醒来，因为一睁开眼面对的就是痛苦。那里面可是牢霸们的乐园，她们大多是二進宫、三進宫、四進宫甚至五進宫，她们迎合狱警，对完不成定额的人進行毒打，不负任何责任。同时她们还倒卖香烟，乱搞同性恋，每天由专人伺候她们，为她们洗衣服、抬饭菜。
一次，一个吸毒人员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师父的新经文《忍无可忍》，还有一篇有关发正念的文章。我想了很久：是师父写的呢？还是假的呢？最后我悟到那是真的，我记得师父在有些法像上都有单手立掌的手势。我的体悟是：师父在正宇宙的法，一切都是最正的，一切都是绝对的严，不允许邪恶再破坏。我应该有很强的正念，应该炼功。那时我有很长时间都没有炼功，总觉得每天很忙，又很累，没有时间。我首先和“包夹”人员谈我要炼功，她们说绝对不行，只要我炼功她们就会被加期。有一个“包夹”人员私下对我说：在她晚上值班时让我炼功。经过一段时间，我想总那样也不行，我应该争取堂堂正正的炼功。我就和中队队长和管教谈，我要炼功。她们说绝对不可能，我想讲理她们不听，那我也不讲了，我就自己堂堂正正的炼吧。记得我第一次公开炼功，中队为了给我施加压力，很重的处理了当时值班的“包夹”人员，她被中队长和管教大肆辱骂，并逼着她写了检查经过，给她加期十五天，她随即调离我，到车间参加劳役，中队给她下了很重的定额（以前“包夹”人员没有定额的）。她一看见我就流泪，一脸的无助。我知道她的苦不是我造成的，是邪恶强加给她的。但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劳教所里度日如年，在那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下，谁都不愿意在里面多呆一分钟，加期15天对她来说也是痛苦不堪的，我只有安慰她，告诉她大法的美好，从生活上帮助她，经常给她买些必须的生活用品。（她家里从未去看过她）。这件事在中队上反映很大，很多吸毒人员都骂我、恨我，其他几个“包夹”人员更是紧张，她们对我说：如果她们当中有谁因为我炼功而被加期，她们要让我死得惨。我给她们讲大法的美好，很难，讲高了她们听不懂，讲低了她们觉得没意思，不现实。但我想：我总得炼功！
有一天下午停电，大家没有上车间，都在中队上休息，我冲出监室，跑到楼下大院炼功，我刚刚单手立掌清除邪恶，几个“包夹”人员就冲下楼来，同时我听到有几个干警同时一起尖叫起来，她们把我拖到一间小屋，用绳子把我捆到一张木凳上，使我手脚都不能动。管教对我又踢又骂，当时值班的“包夹”人员在我面前哭得呼天抢地，她实在害怕自己被加期。她同样被管教和中队长辱骂，同时调离，也给她加了很重的生产定额，最后她被中队加期一个月。这件事在中队里又一次引起轰动，三百多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吸毒人员们说长此下去，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为我加期。由于劳教所不断给“包夹”人员施加压力，她们更肆无忌惮的折磨我，给我制造许许多多的麻烦。那里面人的思想观念都是败坏了的，一切管理形式都是邪恶的，让人感到空气中都充满邪恶。中队找来邪恶书籍叫我看，我说我绝不看。后来邪恶们又拿一份心理问答试卷让填，我说我不填，谁也别想找到我的执著下手。我知道，邪恶一直在找机会“转化”我。
我觉得不能再消极承受那一切，不能再随和里面的一切，于是每天点名报数时我不再蹲下，邪恶们恼羞成怒，每次集合点名时，几个邪恶就一起拖我蹲下，并疯狂的打我，每天晚上点名时，邪恶们都要毒打我。打过之后把我推出监室，二、三点钟都不准我睡觉，有时能通宵不准我睡觉，“包夹”人员轮流看着我，她们用最下流肮脏的话辱骂我，恶警管教郭蓉不但辱骂我，她还骂我的家人，她说要骂我家祖宗八代。我想我绝不能放任她作恶，她每次辱骂我时我总是严词的回敬她，她对我又气又恨，利用权利给我制造很多麻烦，队长和管教告诉“包夹”人员，白天晚上都不准我休息，不准我打瞌睡。由于长期得不到休息（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我时时感到头脑昏昏沉沉的，思想意识也模糊，感到一种无尽无休的痛苦。只要我清醒的时候，我仍然炼功。有时即使我不能炼功（“包夹”们随时阻止我）我只要单手立掌，邪恶也会惊慌。后来大队长对“包夹”们说：以后我再炼功，就加我的期，不追究她们的责任了。“包夹”们还是变着法的治我，她们可不敢相信队长说的话，因为她们也清楚里面没有什么标准，一切都是出尔反尔的。
二零零二年“五。一”节那天，在中队集合点名时，我又炼功，当时人群一阵骚动，“包夹”们照样对我又打又骂。过后大队长对我说：“你不要再炼功，我们不‘转化’你！”我想我真是很难炼功，“包夹”人员总是寸步不离的跟着我，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炼功。
二零零二年六月，我想再去看看专管中队的同修们，决定再和她们谈一次，希望能帮助她们走出邪悟。当我向中队长提出我想和专管中队的同修谈话时，她说不行，除非我想“转化”，我说我不想“转化”。后来经大队中队的决定，让我去见她们。当我去到专管中队时，队长顾兴英知道我的去意，她一见我就讥讽我、侮辱我，我严词的回敬了她，她很恼火，说我没学会所规队纪，并喊来几个牢头牢霸教我，邪恶们把我推到一间小屋，关上门窗，对我拳打脚踢。邪恶们说要教我学会所规队纪，学会尊重干部。我可不配合她们，从早上到下午，邪恶们换了五批人（每次去四个人）她们全是专管中队的邪恶之徒。下午的时候，邪恶们全耗尽了精力，说拿我没办法。最后顾兴英找来几个邪悟很深的人和我谈，她们的表现是假善，内心却很邪恶，完全走到了大法的对立面，一直在帮着劳教所做“转化”。我指出她们的执著，指出她们邪悟的原因，她们根本听不進去，却不断的从法中找开脱自己的借口，不断破坏我对大法和师父的正信，完全被邪恶操控，找不到自己。我想既然她们不听，也只有随她们去了，我只是痛心她们不但毁了自己，还要欺骗同修。到深夜的时候，我就回到原来的中队。
* 灭绝人性的邪恶洗脑
二零零三年春天开始，劳教所对所内坚定的同修逐个采取“攻坚转化”，各个中队都设立了秘密的“攻坚组”，每一个“攻坚组”由八个吸毒人员组成，她们都是劳教所里的牢头、牢霸、，干警们挑选出来的“精英”。她们全由专管干警和专管队长顾兴英操控，系统的对同修们進行灭绝人性的邪恶洗脑。
二零零三年五月“非典”期间，我被调到法轮功专管中队，邪恶们对我采取全封闭的攻坚洗脑转化。在一间门窗都封严了的屋子里，邪恶们明确要我“转化”放弃修炼，她们给大法和师父造了很多谣，用各种邪说来动摇我对大法和师父的正信，并引诱我去追求世间的“幸福”。我说：“人类那点东西我什么都明白，对什么我都已经不执著了，我在修炼中学会了独立思考，我对大法和我师父的正信是坚不可摧的，任何企图改变我的想法都是徒劳！”同时我揭露了里面的一些邪恶，比如：里面每年选举都在造假，里面超负荷的劳动量，里面对人权的践踏。邪恶之徒说我太狂妄了，不分白天晚上的一直轮流和我谈，从中队的管教、队长，干警和每一个攻坚人员，从不让我休息。我意识到这是邪恶的诡计，她们想用人的观念来把大法从我心里隔开。于是我不再回答她们的任何问题。邪恶们找来一些诋毁大法的东西对着我念，我说：“不要再对我念了，再念我就要给你们撕了！”邪恶们说我肯定怕那些东西。并说量我也不敢撕，更大声的对着我念。我抓住那些东西，几下给她们撕了。邪恶们一起疯狂的乱打我，扯落了我的很多头发，邪恶们把我的双手反扭到背后，不断的使劲往上提，我感到痛得钻心，一阵一阵的头晕，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看见一个干警走進来，才叫她们放开我的手。那个干警对我说：这次是上面的政策，我必须得“转化”，这只是开始。邪恶又继续念一些攻击大法的东西给我听，我也是听而不闻了。几天之后，邪恶们又搬来录影机，夹着我看一个“英雄模范人物”作报告。我可什么也没看见和听见，自从转到专管中队后，我就拒绝吃东西、喝水。邪恶们一直不准我休息、睡觉。我时常感到心慌、头沉，眼睛看东西也模糊。恶警看完后说那个人物曾在全国各地信作过许多报告。“转化”了一些同修，影响很大。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我以前什么英雄模范、人民公仆作的报告我都听过看过，我还知道他们在不作报告的时候都在干些什么，那些早就过时的东西现在还拿出来哄人！”由于邪恶们长期不准我睡觉，不准我坐，我的腿脚开始肿了。
在我清醒的时候，我也时常炼功。每次我一开始炼功，邪恶们就一起围着我毒打，用绳子拴我。每次都要扯落我很多头发，我大喊大叫，邪恶们最怕被暴露罪恶。有一天晚上我刚开始炼功，邪恶们又一起对我猛打，最后把我拴起来，我大声吼叫让所有人都能听见。接着恶警顾兴英走進来，说我每天深夜都大喊大叫，要把我转到“禁闭室”去。她说既然我要炼功就让我炼。她叫人放开我，我把五套功法炼了一遍天也亮了，她叫攻坚人员把我从肩到脚全捆起来，使我手脚都不能动。由两个人从两边夹着我，逼我去看墙上一张取缔大法的公告，我根本就不看。攻坚人员不断推我的头去撞墙。我感到头重脚轻、呼吸都很困难。屋里又闷又热，没有一丝空气，里面从不开门窗，门窗玻璃都用报纸封了，也不知站了多久我就晕过去了。当我醒来时，大队长、中队长、狱医全来了。我问大队长李浩玲：“你以前不是对我说过，只要我不炼功，你们就不转化我吗？”她说：“不行，我们必须得对你做“转化”工作。”
我终于清醒，邪恶始终是邪恶，永远不会改变。谁要是听信了邪恶的话或对邪恶存有任何幻想，邪恶就会随时毁了你。
狱医说我已经虚脱了，必须吃东西，再不吃东西就只有给我做鼻饲。我亲眼看见有两个同修长期被送到医务室做鼻饲。在那种环境中，对于生死我早已看得很轻很淡，但我没有正念，一想到邪恶们要对我灌食我就恶心，我否定不了那一切。那天下午我开始吃了点东西。我说我要睡觉，我有休息的权利，邪恶们说不行。我只有转变认识才可以休息，我说转变什么认识，自欺欺人的事我绝不会去干。后来经大队、中队开会决定让我睡了一个多小时，我醒来后听邪恶们说的。邪恶们又开始不分白天黑夜的轮流和我谈，我不再回答她们任何问题。过去我曾经尽量让人明白的去谈，我想人都有人性，后来我发现邪恶是根本毫无人性的。
* 残暴的“禁闭室”
过了几天，邪恶们把我转到劳教所的“禁闭室”。“禁闭室”在新收中队的一个角落，是中队专门体罚人的地方，里面和外面是隔音的，历来都是全封闭的。邪恶们在禁闭室的四面墙上贴上所规队纪、邪悟者们写的家信和诋毁大法的标语。邪恶们不准我坐、不准我睡觉也不准我打瞌睡，让我白天晚上都站在里面看那些东西。我的确也看了那些东西，那些所规队纪就是要把里面的人变成行尸走肉，我更明白了邪悟者们为什么会走向邪悟，至于那些诋毁大法的标语，看着都可笑。提都不值一提。那段时间我分不清何时是白天，何时是晚上，有时甚至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只是不时看见攻坚人员在换班。她们是轮流值班。我只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我学的是宇宙的法，总感到很幸运、很幸福。我常常在心里背法，过去《转法轮》和很多经文我都能背，我回忆师父在世界各地的讲法，有时我也唱歌，唱《普度》、《济世》。邪恶之徒说我简直不是人，因为它们吃惊我在那种环境还能唱歌。邪恶之徒坐在一个木梯上时时盯着我，木梯是禁闭室里唯一的东西。只要看到我一闭上眼睛，邪恶们就用水淋我、打我、辱骂我。我在禁闭室站了近一个星期，腿和脚全肿了，已经穿不進去鞋，站着都晃动。有一天恶警顾兴英走進了禁闭室，假惺惺的说：“看你人都变形了，脚都站肿了何苦呢？”她叫攻坚人员赶快去抬凳子给我坐，并叫她们给我按摩脚。我说不用，她们硬是抱着我的双脚按摩。我觉得她们的手都脏。恶警顾兴英对我谈了很多，全是共产邪灵的那一套，引诱我应该争取早日回家，去追求人间的幸福。听她讲话我都烦，我很想大声说：我不稀罕那些东西，我不稀罕那垃圾中的幸福，我不想在粪坑里搅和。但我克制了自己。那天中午邪恶们让我睡了一个多小时的觉。下午吃饭的时候，邪恶们又是给我夹菜，又要找衣服给我穿。我知道那是邪恶的伪善，她们又在耍花招了。当天深夜的时候，恶警顾兴英又找来几个邪悟的犹大和我谈，我对犹大们说：“我以前和你们谈，你们也听不進去，今天我也不想和你们谈了。过去大家在踏踏实实修炼的时候，你们在混世；大家都出去护法的时候你们却躲起来了，还为自己的执著找借口；大家在证实法的时候，你们却从内部来破坏，今天最大的破坏就是你们从内部的破坏。”我说完之后，邪悟最深的那一个犹大哭着走了，其他几个也跟着走了。邪恶顾兴英很快就来了，冷冷的说：“你不和她们谈（指犹大），行啊，那你就天天在禁闭室里站着。”几个攻坚人员把我推進禁闭室说：“站好啊，站死你！”邪恶的伪善又撕开了，露出了真面目。邪恶们说：既然你是神，以后也不用上厕所、不用洗漱、不用休息、也不用睡觉了。邪恶们后来就真的不准我上厕所、不准我洗漱、不准我坐，更别说让睡觉了。只要我一闭上眼睛，邪恶就抬冷水泼我，推我撞墙。我经常衣服和头发都是水淋淋的。邪恶们也不准我换。我全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很多部位都是瘀血，摸到哪儿都痛。狱医每天都去给我检查身体，量血压。狱医看见我满身的伤痕说：“你何苦呢？你配合她们转化后不就没事了！”听她讲话我都难受。但我没说什么。因为我想说话都困难。面对邪恶灭绝人性的迫害，我又一次绝食。邪恶顾兴英说：只要我有三天不吃东西，就要拖我去医院灌食。
* 用法来衡量一切 不为人情观念所动
在攻坚组的八个攻坚人员中，有一个人一直对我非常好，她给我梳头、给我洗衣服、倒水，做一切事情，她从未大声对我说过话，每次我被拴被打，她总是想办法给我解围。她在值班时从未给我制造过麻烦，只有她让我上厕所。她个子很高，用人的观念说长得很美。她让我感到她说每句话、做每件事都是为了我好，人那一面的好，她一再对我说：“我不想在你的身上捞减期，我也不图那样。你每天这样过日子也太惨了，你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你每天的睡觉问题，时间久了她们会把你玩疯，我怕你会崩溃。”我想如果我稍一动情，我会被她感动得流泪，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人长期处在绝境中，容易依赖、容易感动。我没有怀疑她的动机，我只是用法来衡量一切。不为人的情和观念所动。后来听说她“感化”了很多同修。使她们都“转化”了。我一直不分白天晚上的站在禁闭室里，也不知有多久没吃东西了，我感到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无言无尽的痛苦，时常意识非常模糊，邪恶们取笑说我经常说胡话。有一天队长来了，说我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叫几个攻坚人员把我拖到医务室，要对我灌食。我真的害怕被灌食，一想到灌食那情景我就否定不了，我根本没有正念。我说我绝不做鼻饲。邪恶说我多次绝食，要我写以后不再绝食的保证。在我没有正念的情况下，我写了以后不绝食的保证。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修炼过程中的污点，是不符合大法的行为。我愧对师父、愧对大法。现在我向师父声明当时我写的保证作废。
* 堂堂正正走出魔窟
后来邪恶们又把我转到另一间屋子，我在攻坚组一个月的时间里，邪恶们把我转了七处地方。邪恶们对我的迫害更加疯狂。她们不但白天晚上都不准我坐，更别说让睡觉。她们每天用最下流的话辱骂我，经常提起她们坐的木凳砸我，抬水泼我。我意识到不能消极承受邪恶对我的迫害。我经常单手立掌清除邪恶，邪恶们说我那是在炼功，就经常把我从肩捆到脚，这样我手脚都不能动。后来我就背法，邪恶只要看见我嘴动，她们就把我拴成像被执行死刑的人那样，并使劲反扭我的双手。我经常痛晕过去，痛过之后又全身麻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很多打骂声、喊叫声，我知道那是另外的几个攻坚组在毒打同修。
后来邪恶们又把我拖到另一间屋子，她们用两个大音箱对着我的耳朵放着最高分贝的音响，对着我轰炸。邪恶们从四面夹着我，我一点都不能动，我每天被轰炸得头晕脑胀、双耳嗡嗡作响。我在心里不停的喊着：师父！师父！有一次我终于冲出那间屋子，邪恶们一起对我又拖又打，我抓住楼梯护栏不進那间屋子，邪恶们把我的衣服和裤子都撕坏了也不准我换。
最后邪恶们又把我转到另一间屋子。她们叫我替家里人考虑考虑，并第一次让我和家人通了电话，我在劳教所三年，邪恶们从来不准我的家人接见我，不让我和家里通话。我的家人和我都出奇的平静。邪恶钻不了空子。邪恶们对我说：“你这样痴迷法轮功，当以后你发现你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候（她们以为我很想成神，执著圆满。），你会很绝望，到那时你怎么承受得了打击。我说：“我永远都不会感到失望，别说绝望了。因为我从来就不曾想在法轮功中求什么，我当初开始修炼也没什么动机，就是看书后感到大法太好才决定修炼，不求别的只为求正！”邪恶们照常白天晚上不准我睡觉，也不准我坐。后来我就想：不要再对邪恶存在任何幻想了，我再也不想睡觉了，也不去想休息了。人的一切东西我都没有了，我并不痛苦，我尽量不去体会那无尽的痛苦，我的双眼看不见东西，头肿胀得很大，脸都胀胀的。我其实很幸福。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那几天我竟出奇的精神和清醒，完全没有睡意，邪恶都感到震惊。那时我到攻坚组近一个月了。
有一天邪恶们对我说：“你现在的处境就是一个绝境，就像你走進这个禁闭室一样，四周都是墙。你没有出路，只有退路。你只有退路才能出去。我笑着说：“我绝不走退路，就是这样四周墙都塌了，我也不走退路！”邪恶们完全绝望了，她们最后说：你回到你原来的中队去吧。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和你耗。我们还要做另外的攻坚组。我回到原来的中队后，邪恶们说我在劳教所经常炼功，多次绝食，非法给我加期五个月，我于二零零四年五月才从劳教所回家。
回想这几年来，在修炼这条路上，虽然我有漏、有执著，但是大法弟子有大法、有师父，邪恶怎么配考验我呢？所有邪恶都将承担他们对大法所干的一切。我现在知道怎么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保持正念正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紧跟师父正法進程，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谢谢伟大的师父，谢谢明慧周刊的同修，谢谢同修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走好最后证实大法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