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性格外向又喜欢讲话的人,我主要的心理障碍是不愿意求别人,更怕遭到别人的冷眼和拒绝。所以我当时以为发传单和面对面讲真象是太难了。
随着自己不断学法,以及和其他同修的交流,我逐渐开始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特别是师尊一次又一次提到讲真象就是在救度世人。师尊《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说,“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象。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我的内心深深的被师尊如此博大的慈悲所震撼,我问我自己“你做得到吗? ”
因为我是学校唯一的大法弟子,那么我就该承担起救度这儿众生的责任。所以,我的同学和教授们就成为我讲真象的第一批人。我有一门课的教授来自中国,在我得法的第一年,我就想给他大法资料,但是内心挣扎不止,我的执著心在于如果他因这事而对我印象不好,就直接影响到我申请奖学金,结果直到学期结束,我也没有告诉他。2004年,我已突破了自己的心理障碍,为了救度他,我又专门选了他的一门课,并且去他的办公室时自然而然的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他,又给他留下大法的真象资料,他连连笑着对我说“谢谢”。在一次他的课堂上分组讨论时,他告诉我的同学“她在炼法轮功”,这使我又有了机会向同学讲真象,后来这位教授为我申请奖学金而写了很好的推荐信,而且我又顺利的申请到奖学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在帮助我。
学校的国际中心有一年两次的文化之夜表演晚会,我决定不能再错过绝好的讲真象的机会了。在当地学员的大力帮助下,我们在舞台上向学校的师生展现了大法的美好,演出获得成功。但是由于干扰,使原先安排好的12分钟的节目被缩短到7、8分钟,我不得不切掉最后一部份也就是讲真象的内容。晚会散场后,我们把大法的真象资料发给观众。一位某教授接过传单,马上急切的问我,“为何如此美好的真善忍会被迫害?”在散场的人流中,我只好简单的解释几句。我回到宿舍,内心后悔真是无以言表,我参加演出的目地就是为了讲真象。但讲真象的这部份却不得不删掉,我深深的自责,看着师尊的相片,我说“师尊,真对不起,我失去了一次讲真象的机会。”我流下了眼泪……
随后的一周中,因考试渐近,我不得不将心放在我的学业上。有一天,我偶然发现学校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我们舞台演出的大幅相片,还配有整版的文章,题目是“文化之夜引起的争议”,原来一位中国学生以海外中国同学会会长之名义要求国际中心向他们道歉,为何允许法轮功利用舞台“攻击”中国政府。
我吓了一跳,极度不安的仔细阅读了他发给国际留学生的电子邮件,充满了对大法和师尊荒谬不逊的攻击,同时我又看到其他留学生对他的批评和反感的反馈。这时我完全冷静下来了,突然我悟到了,我必须讲清真象。我发电子邮件给国际中心以及全体留学生(全校有三、四百留学生),解释真象和暴露迫害的事实,我以平和和慈悲的语调在信中结尾,提出我真诚的希望:“如果每一个人都能以‘真、善、忍’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修炼自己的内心,这个世界该会变得多么美好。”他的回信出乎意外的低调,他说他根本不反对法轮功,法轮大法和他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我相信,他的内心对大法的态度一定有所改变。
接着,我想我一定要進一步向全校师生讲真象。因为报纸报导了这一争议引起一些师生的疑惑。当地一位同修也曾是我的校友给予我全力相助,她联系报社编辑,而我则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五大张纸的文章。同修告诉我,编辑部决定刊登我的文章,但只给我们三百字的篇幅。我当时内心坚定一个正念“多少字的篇幅不是由他们说了算,是由师尊说了算。他们只是常人,怎么能左右我们修炼人,况且我们的文章是在救度众生。”当时正遇上感恩节,报纸停刊一周,我就发了一周的正念,在周日之夜发出了由同修帮我修改好的文章。感恩节后第一天,我的校友兼同修打电话给我,告知我们的文章将刊登在两期的报纸上。我的文章保留了五分之四,编辑并加上了标题“大法学员寻求停止暴力迫害”我拿着这份报纸回到宿舍,对着师尊的相片说“师尊谢谢您!”我内心完全明白,没有师尊我什么都做不了。
为了救度中毒很深的大陆留学生,我不定期的发一些电子邮件把世界各地洪传大法的相片发给他们,使他们了解到法轮大法的佛光已经普照到世界各地之角落。
在2005年的第一个学期,我开始了我的实习──在美国的一所中学,这所学校的师生99%是白人,我们班级的导师在第一天上课,内容以围绕马丁-路德金为主。在我实习的第三天,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告诉了班级导师,“现在90年代出生的学生都无法想像到60年代之前的种族隔离是怎样的产生,同样他们也根本无法想像到在中国,却有无数善良的人正在失去他们的生命──只是为了要修炼真、善、忍。”我希望能告诉学生一些真实的故事,她同意了,给我每节课十分钟的时间。
我送给每个学生一张介绍大法的书签,告诉他们珍惜这张书签,因为上面有真善忍这三个字。他们专注的听着,看着他们发亮的眼神,我知道了他们明白的一面在理解和认同大法。讲到了最后一班学生时,班级导师说“我也应该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做到真善忍”。
后来,我到另一所学校实习,我的学生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我一到这学校,首先向我的班级导师讲真象。接着我又利用各种时机向其他老师递上救助中国法轮功孤儿的明信卡,请求他们支持和签名。其中一位老师告诉我学校将有一场揭露种族屠杀的演讲会。在她的热心帮助下,我发电子邮件给主持人,希望能向学生们揭露发生在中国的群体灭绝。但是连着两个星期都没有收到任何回信。我又再次写信给她,直到演讲会的前一天晚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怎么办?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会场找到主持人当面表达我的请求,他同意让我在结束之前的三、四分钟,简单介绍迫害真象。上午会场在放映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影片,我坐在黑暗中立掌连续不断的发正念,我请求师尊帮助,因为三、四分钟的时间很难让观众全面了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象,需要至少15分钟。我相信师尊会帮助弟子完成救度众生的心愿。由于我没有准备,幸好我车上有不少真象材料,为了让大法的美好印入学生的脑海,我连忙赶制了四张幻灯片,到了最后一名演讲者结束时,离学校放学时间剩下25分钟,我要给主持人留出10分钟时间做为总结,我可以利用的时间刚好是15分钟。
在这短短的15分钟之内,如何使这些从未听说过法轮功的美国中学生了解大法的美好和迫害的真象呢?我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我站在台上,以清晰而又平缓的语调告诉学生们:“在此刻当我站在台上的时候,当你们坐着听讲的时候,同一时刻的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却正在发生着残忍的群体灭绝迫害。你能想像得到吗?数千的无辜善良人们只是不愿放弃对‘真善忍’信仰的追求而遭受无理的迫害致死。”整个会场大约三、四百学生鸦雀无声,接着我以几个问题来引起学生的思考,“为什么中国政府(中共)要迫害这一平和的群体呢?”“为什么他们为了追求真善忍而不惜流尽最后一点血?”全场的注意力在寻找问题的答案,我感到自己的英文从未有过的流利。最后,我对全场的学生说:“种族屠杀已经从刚才几位演讲人的国家消失了,但是在中国,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在一天天的增加,在座的每一位同学,请你们为制止这场暴行而发出正义的呼声吧……”
结束我的讲话后,我又把所有的真象资料都发给了学生们,我明白是因为师尊的慈悲而使这些众生得救。
对于自己能教的班级学生,我把讲课的内容和讲真象巧妙理智的结合起来。我给学生看介绍大法真象的VCD,并且对一系列有关的问题進行讨论,写出他们自己的观点。
不少学生写下这样的句子:“我相信信奉真善忍,将会给自我的人生带来宁静和幸福快乐。”这不就是我自己修炼大法后内心的感受吗?而他们则只是第一次了解大法,我相信那一定是他们明白的一面告诉他们的。
在平常自己的生活中,我的脑海中一直回旋着师尊《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我公寓外面有一个公车站,因为很少人乘车,我没有注意到它,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看见一位年轻人坐在那儿等车,我脑里闪过一念,他不只是等车,大概也是在等着被救度吧。我停好车,面露微笑向他走去,当他在呼吁营救孤儿的明信片上签完名之后,我送他一份真象资料,并致感谢,不料他却真诚的对我说:“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因为你让我做了一件人生有意义的事”。
有一天晨跑步回来,看见一位轮椅上的人也在等车,我在心里说“他的人生将因为大法而改变”。我拿了明信卡和笔向他讲解了救助中国孤儿的事,他表现出很大的热诚,他愉快的接过卡片,因为他的手有点残疾,花了差不多五、六分钟的时间才写完他的名字。
最近,我到公共图书馆去复习我的功课,我挑选了安静的角落。一天一个黑人小伙子站在不远处看杂志,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对他说:“希望你坐下来,我才可以告诉你真象”,他果真坐了下来,也接下了我的真象资料,签了他的名字。在我的邻居中,无论是左邻还是右舍,都在救助孤儿的卡上签下了他们的名字。我公寓的电话坏了三次,三个不同的修理员都听到了真象,带走了大法的真象资料。
我意识到,当你有一颗救度众生的慈悲心时,师尊就给你智慧和机会在救度众生中去建立你的威德。
慈悲的师尊把我从地狱捞起,为弟子承担了无数的罪业,唯一能够报答师尊的就是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2005年美中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