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01年初在北京朝阳分局遭受的迫害
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在2000年12月30日，我怀着对政府的信任去北京天安门和平请愿。
当日我和几个同修刚踏入广场几步，就有便衣警察前来盘问我们是否修炼法轮功，还让我们骂师父和大法。我们不骂便猜出我们是炼法轮功的，并用很粗暴的方式把其他几个大法弟子弄到车上。我见此状便撒出口袋里的传单，高呼我的心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呼声未落，恶警们就把我摁在地上，脚踏着我的后背。随后我和同修们被非法送到天安门派出所。没有交代姓名及住址的被带到后院，我也不例外。我看到恶警狠狠的揍那些同修，而同修们还是坚强的背诵《洪吟》。后来我们这些没有屈服的人被送到了朝阳区分局。
谁知那里竟是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间地狱。
到那里后，恶警们让我们全蹲下，不允许起来。有的大法弟子被恶警揪出来打，他们给我们每个人检查身体，随时都有挨打的可能。折腾了好半天，把我们送进号里。他们非法没收了我们的所有钱物、鞋带、腰带，说是出来后归还，可到现在还未归还。在那里经常可以听到恶警的污言秽语。我们每天坐板盘腿， 睡觉都立板睡，吃饭时都是号长和刑事犯先挑，剩下的才给我们吃，而且都是窝头和煮白菜。
一次我在里面带头炼功。号长和刑事犯让我们躺下。我说：“我们学的是真善忍，没有犯罪。”我要求炼功并盘腿打坐。号长和刑事犯们疯狂的揪着我的头往墙上撞，嘴里还脏话连篇。他们揍了我一会儿，就把恶警叫来了。恶警把我叫到外面的楼道（同修怕我受伤害，阻拦时被痛打一顿），对我说：“你不再要求炼功，我们就放你回号。”我说：“我是好人，我修的是真善忍，没有错。”于是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刑讯室。屋里已有两个大法弟子，双手被绑，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像十字架上的耶稣。寒冬腊月，她们被扒的几乎一丝不挂；嘴和鼻子被塑料器皿扣着，被憋的顺着嘴角吐白沫。他们让我看这两个大法弟子并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于是他们对我非法使用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酷刑：让我背铐同时双膝跪地，两个恶警把我的小腿搬向外侧，他们再站在我的小腿上不停的跳；前面站着的恶警不停的用手抽或皮鞋踢我的脸；后面的恶警坐在凳子上使劲用脚蹬着绑着我双手的手铐并用双手用力揪着我的辫子。直到我逐渐昏厥不省人事。
而这只是对我实施的酷刑中的一种而已。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有人往我脸上泼水，还有人摸我的脉搏，又听到有人说：“她死不了，死了，我们就说她是自杀。江主席说了，打死法轮功的算白打，打死算自杀。你们尽管狠狠的打！”另一个女恶警说：“一会儿我值班可不像他，我要你们一人领两个炼法轮功的，给她们每个人阴部插一根点着的烟，让她们尝尝是什么滋味。”接着回头对着我吩咐刑事犯说：“一会找来一个用过的卫生巾，塞她嘴里。”他还嘱咐那些刑事犯，“往死里打，只要不说出姓名、住址，打死一扔就完了。”他们停手的时候，我只有半口气了，像抽筋一样瘫在地上，手铐也陷在肉里出不来了。他们还让其他一些同修们来参观我们三个人，恐吓他们。后来几个人把我拖回号里。至于那两个大法弟子的生死我就全然不知了。
回号后，他们禁止我喝水。我还经常看到从我们窗前经过的大法弟子。她们当中有绝食往鼻子里插管灌食的，还有像我一样被反复折磨的。后来我想我要面对自己应该面对的一切，就说出了我的姓名和住址。（还是消极承受了迫害）
当地的派出所派恶警把我接了回去。路上他们骂我，“你怎么不跳楼死了呢，那样我们也省心了。”他们先逼我录口供，还用电棒恐吓我。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看守所。我在看守所度过了2000年的春节。三十那天，我们绝食，高声背诵经文。恶警们进来把我们挨个踹倒在地，后让我们排好队，脱下一只鞋用鞋底狠狠的抽我们。我在看守所期间，我丈夫先后被恶警敲诈人民币5000余元，家人承受了莫大的痛苦。经过两个半月的煎熬，我终于被无罪释放。
虽然我已被无罪释放，但是由于当地派出所、乡610频繁去我家非法骚扰，无视普通百姓的人权，孩子、大人长期处于恐惧中。我丈夫承受不了当时邪恶形势下的巨大压力，与我脱离了夫妻关系。
请善良的人们冷静的想一想，法轮大法教我学的是：真、善、忍，做好人，而且祛病健身有神奇的效果，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样好的功法却遭到江氏集团的疯狂迫害，他们的所作所为真是天理难容！在这里我奉劝那些不明真象的人们，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一定要分清善恶，记住大法的美好，更千万不要对大法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