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苦海　坚修大法

一．求生

未得法前，我全身上下都是病：胃出血，十二指肠溃疡，口部溃疡，每个月发几次，神经性头痛、头昏，早上起了床就头晕，眼睛看不清东西，类风湿关节炎每年发作，一躺几个月，从而引起背驼，走路时腿脚都拖不动，另外还有赌博、抹牌等恶习……那样的日子，每天徘徊在痛苦与无奈之中，不知道自己的路在何方，在凡尘苦海中挣扎求生。

二．回归

1996年，经有缘人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半个月，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因为风湿性关节炎躺在床上，每天要到九、十点钟才能慢慢起床。炼功后，凌晨三点多钟就能起床去炼功，很轻松。得法半个月后看师父“广州讲法录像”，突然，有一天，喉咙有东西往外涌，感觉要吐，但因为我在别人家里，就一直忍着，等看完师父讲法，到外面一吐，发现竟然是一块块已经凝固的血块！功友们担心我不能走回家，要我坐车回家，我说：“没事！”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为我清理身体，“都得把它翻出来，都得给你打出去，全部从根上去掉。”（《转法轮》78页）这之后，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

炼五套功法时，第五套要双盘，我因为类风湿关节炎使背驼了，双腿也已变形。刚开始，根本就坐不下来，站着也吃力，我始终坚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后来逐渐能坐，能散盘，但两腿翘得很高，我就用石头、石磨压住，用绳子捆住，我知道自己业力大，就象师父讲的：“而黑色物质多的人，就象工厂生产产品一样，多一道手续，人家来的都是现成的料，他来的是坯料，得从新加工一遍，得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先吃苦，把他的业力往下消，转化成白色物质，形成德这种物质之后，他才能够长高功。”（《转法轮》314页）“这点苦算什么？我说人炼功这样举着胳膊就能修成了，那简直太容易了。”（《转法轮》130页）几年后，我终于能双盘了，驼背也逐渐好转，身体上其它的“病”也都不翼而飞了。

我们炼功点上大多都是年岁比较大的老学员，就我年轻一些，于是我就负责每天带录音机、电瓶去炼功点，平时领着七八个老年人一起学法。因为文化程度不高，许多字不认识，我就查字典，把当天要学的内容中不认识的字先查准读音，再和大家一起学法。当时只要知道哪里有交流会，我都会马不停蹄的赶过去。我没有什么文化，也说不好，但是对法的渴盼，对回归的期望指引着我，我虽然说不好，但能听到别人的心得，我也是在提高啊！就这样，在同化大法的道路上我全身心的投入着自己的一切，同化着法的生命是最幸福的，那段时间里，一切都是那么祥和、如意。

三．坚修大法

99年天津事件后，我对有些人这样肆无忌惮的诬蔑大法、诬蔑师父，感到不可思议，就到省政府上访，政府工作人员将我们强行驱散，用车将一些大法弟子不问来源丢在不同地方。我没有上车，辗转回到家。后来派出所经常在我家附近蹲坑，威胁我，不许在外炼功。面对这些无理要求，我坚决不配合。

99年10月，妇女主任到我家，跟我爱人说要她管住我，说管不住就与我离婚。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竟想拆散别人的家庭，这是何等卑鄙。我爱人没有配合邪恶，反而渐渐走進大法，成了一名大法弟子。

政保主任做所谓“思想工作”时对我说：“你炼法轮功什么也不要，那你把你柜里的钱全都给我！”“你不给钱，那把你的爱人给我！”――这就是国家干部的形象。

大法蒙冤，炼功环境遭到破坏，我决定上访。

2000年正月初十，我到北京上访，在信访办门口看到许多大法弟子被拒之门外，我转了好长时间都進不去。后来，我跟一个警察说，我们炼法轮功做好人。他不理我，我就跟着他走，到了栅栏里面，他好象没有看到我，我就一直往里面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你快点往里走，快下班了！”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我赶紧進了信访办公室，填好上访表。本来可以离开了，因为与功友切磋，被抓到了驻京办事处，关了5天，他们不给任何食物，但后来却要扣50元。这之后被非法关到本地的拘留所15天，后来被送到洗脑班非法折磨了半年。当时，我就向拘留所的人讲真象，拘留所的人都说“说不过你，你很会说”，我说：“不是我会说，而是我没有半点假话，心正！”

从洗脑班出来后，我就投入到证实大法、讲清真象的洪流中。

2003年8月，邪恶无故把我绑架到洗脑班。我一去就绝食来抵制迫害，我心里向师父说：“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要走！”开始把握得很好，后来因为迎合了邪恶要我喝水的要求，在主意识不强的情况下，在邪恶写好的“保证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它们就让我回家交出大法书籍。一回家，家人说：“你不要忘恩负义啊！”这句话敲醒了我，我知道自己错了，我怎么能向邪恶“保证”什么呢？

想着为了我们而耗尽了一切的伟大的师尊，想着那些坚定的为了维护法而被迫害失去生命的同修，我怎么能为了自己的暂时安逸而滋养私心，让慈悲的师尊再为我的不精進而承受呢？于是，我立即“严正声明”自己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作废，并且离开了家。不法人员四处找我，妄图利用老家的人来迫害我，但最终以家人的抵制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