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公安曾逼我做特务
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晨，同修家被查出经文而牵连到我，我被六、七个警察带到派出所后转到公安分局进行非法审讯。负责迫害法轮功的科长、局长亲自与我谈。由于我抵制迫害，不交大法书籍，不交大法真象资料，不写保证书，不出卖任何一位同修，他们强行于当天晚上去了二十多个恶警抄我家。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四点，连一片纸张也没放过。
他们连续审讯扣押了我五十多个小时，在家属的一再追问下，有目的地将我取保候审。中午我被放回，夜里一点再次受到非法提审，早上又被放回。几乎每天都来电话骚扰，我在精神上受到了伤害。
过了几天后，他们让我再次去分局，无耻地提出希望我“配合”他们工作（这是他们的目的），也就是让我为他们了解周围法轮功学员的各方面情况，向他们汇报。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是他们不死心，死皮赖脸地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后来就每隔一，二天就来电话，不断骚扰。
我是九五年三月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后没几天身体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走路一身轻，上楼小跑也不觉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原来身体多种疾病不翼而飞，皮肤白里透红，与同龄人相比年轻许多，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通过学法，我的心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目的－－返本归真，明白了许多过去从未听说过的法理。平时在工作中，生活中，处处努力按照师父讲的“真、善、忍”标准去要求自己，做个好人，处处先替别人着想，做了许多好事，心胸变宽了，对别人的缺点也宽容了，很多矛盾都化解了，家庭和睦。许多同事，朋友都说我变了，连亲戚都说我变善了，许多人因看到我的变化而走进了大法，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所有这一切都是伟大的师尊给予我的，我用任何人间的语言、词汇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无尽的感激之情。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当时想，我修炼法轮大法有自己的亲身体会，是直接受益者，我决不能屈服恶警的逼迫，做有悖良心的事。
警察不死心，又把我叫到分局问我，希望我能“配合”，而且还厚颜地说：“如果你同意，我们可以先让你吃点苦、带点伤，给你放到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中去，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再给你放出去。”还说：“咱们单线联系，决不让任何人知道，你放心。”
警察说：“咱们国家是权大于法，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斗的过吗？你也得为你孩子的前途着想吧，顶着干没有好处，放明白点。”还说：“告诉你吧，我们不仅在国内包括你们之中有我们卧底的人，你们炼功之中的也有为我们工作的，在国外也有很多人直接跟我们联系，为我们工作，我们向上面汇报的信息在公安部都受到表扬，你要做也没问题，谁也不知道。”我告诉他们，我做不了。当时那个情况下他说的话是有一定依据，同时更有虚张声势的成份，想用这个“说服”我。今天形势已有很大改变，郝凤军、韩广生等弃共投诚官员的事例说明，明白真象、明辨是非善恶的人越来越多了，邪恶势力正从内部迅速瓦解。
这次谈话后，我想了很多。修炼法轮功的人是一群既没有权也没有钱的普通老百姓，只是信仰“真、善、忍”，并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做个好人的人，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他们却用这样卑鄙下流的手段对待，我感到非常的恐怖，感到他们非常地邪恶，非常地卑鄙。为了达到迫害法轮功的目的，他们是什么卑鄙的手段都能使的出来的。
由于不知他们下一步对我采取什么措施，为了防止不测，我找到单位领导，将他们谈的都说了，单位领导们也感到很惊讶。我当时对领导说：“我这辈子修大法修定了，一修到底，决不变心。我决不做对不起我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我宁死也不做他们让做的事。”但我特别郑重的告诉单位领导：“我决不会自杀，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就是这些恶警杀人灭口，将来有那么一天，请你们为我做证。记住今天这个时间，地点和我与你们说的这些话，……”单位领导说：“明白，……”
看到不法人员如此邪恶，怎样才能摆脱威胁呢？在家人和朋友的安排下，让我临时住进医院躲避一下。当时我心里非常痛苦：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病，我怎么能住院呢？在医院大门外，我对着天说：“师父呀，弟子决不做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决不为恶警工作。弟子自从修炼以后，身体没有病，现在恶警天天逼我，我不知怎么办才好，没遇到过呀。即使违心的住进医院，我也不忘自己是个修炼人，不吃药，只是为了躲避恶警。”
在医院违心的住了一个月。在这期间，恶警也没有放过我，陆续派人来医院问我考虑好了吗？我说你们逼得我都住院了，我拒绝回答问题。
我出院后，不法人员还不死心，又把我叫到分局问我，希望我能配合，我再次明确告诉坚决不做。
事后，我又得知，为了这件事，不法人员还费尽心机找到我的一个朋友了解情况，我的朋友告诉他们：“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他不是那种人，他家也不是那种人。”
后来这件事就再没有提过。
从九九年到现在已经六个年头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一直就没有中止过。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希望那些至今还被表面繁华迷惑的人，赶快清醒，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与之彻底决裂，给自己开创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