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大家在一起交流,有同修提出应该到省政府请愿。7月21日晚我们就去了沈阳,当晚到了省政府。当时省政府门前已聚集3000多大法弟子。7月22日凌晨3点,许多车辆把我们包围,将我们拉到了沈阳体育馆。
大家开始向警察讲真相。天刚蒙蒙亮,一些小同修开始读《转法轮》,其他同修开始背法。早晨7点左右,沈阳功友开始往里面送食品和饮料,成箱的面包、饼干、饮料,还有一袋一袋的油条,很快传到了每个功友的手里,里面的功友都感动的哭了。
上午10点钟左右,大家看到北边天空中出现了许多法轮。不一会儿沈阳功友传進话说,一个厕所处有一条小道,能走脱。我和几个功友便从此道走脱了。然后,我们来到了沈阳同修家里。
当天下午3点,广播、电视一起播放将大法定为非法组织并予以取缔的邪恶通知,我们心情非常沉重,决定往回赶,就到沈阳火车站买返回的车票,在车站被公安抓住,将我们送回沈阳体育馆,在那儿又呆了一夜。
次日(7月23日)早晨,许多警察来到了沈阳体育馆,让我们报地点分堆,大家都不配合,我们臂挽着臂,警察拽不开,最后几个警察对付一个同修,硬是一个一个的把我们掰开,然后几个警察抬着一个学员使劲的往车上扔。我们继续连成一片,警察累的满头大汗。很快更多的警力赶到了,他们把我们强行拆开。当天我们被拉回原地,拉到一小学操场上,最后我们分别被当地派出所接回,不久陆续回到家中。
眼看教人向善的法轮大法继续遭到诽谤,我与另一个功友准备進京证实法。2001年12月18日,我俩来到了北京天安门,准备到金水桥上打条幅,这时一个武警拦住我们,向我们要身份证,紧跟着来了一辆警车,下来许多警察,我们高声呼喊并与警察抗争,喊了约10分钟,被拽上警车。
上车后我俩正好分别坐在两个车门旁,我们趁势掏出横幅,在车外伸开横幅,并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等口号,横幅迎着车风在车外展示,这时一个年轻的武警破口大骂,脏话不堪入耳。后横幅被警察抢去。
我们被拉到天安门派出所,刚进屋,一个武警递给我一个横幅,欺骗我说:“你现在打条幅,我给你照个相。”我一看,当时屋里有不少人,就将计就计,接过横幅高举头顶,对着人群高喊口号,这个恶警狠狠的一脚把我踢倒在地。当天被抓的有一位老教授,还有一位穿着警服的警察大法弟子,他把证件都带来了,要证实大法。不一会儿,警察要给我们按手印,还要给我们照相,我们都不配合。然后我们被送到了石景山看守所。和我一同来京证实法的同修与我被分别关押在两个号里。
我所在的号里,共有5个大法弟子,长春1人,北京1人,山东1人,还有一位同修是后進来的,我记不清她是哪里人了。我们全部绝食抗议,我们每个人都被隔一天去灌食。灌食的手段特别野蛮,几个犯人抬着我们。到医院后,他们把我们的四肢和头部死死摁住。有两次灌食时,我被折磨的快窒息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恶警却在一旁看着,非常开心的笑。
在那段日子里,每当被野蛮灌食时,我都在背师父的经文《路》,“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的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
我自始至终都抱定一念:我一定能回来。当时我也没有执著时间的长短,由于长时间不让洗澡,有一天我被灌食回来,看上去披头散发,污头垢面,一恶警看着我的样子,不怀好意的煽动犯人,想让她们羞辱我,当时我正念很强,就想:决不许你诽谤我师父和大法,结果犯人只说了我两句,没有诬蔑之辞。
我们5个人都不配合邪恶,都不报姓名和地址。看守所的恶警们指使犯人监视我们,还教唆犯人打我们,然后他们奖励表现“好”的犯人,给他们做好吃的。犯人们有恶警撑腰,便更加有恃无恐,她们不让我们上床睡觉,就让我们睡在水泥地上,连张纸都不给。我们5个同修只好躺在水泥地上。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三九天里我们躺在水泥地上都不觉得冷。
我们炼功时,犯人就往我们的脖领子里浇凉水,还使劲打我们。我们每天都在法上交流,特别是那位北京大法弟子,始终站在法上看问题。交流中,大家都体验到师父正法的艰难。无论看守所的恶人们如何疯狂,我们坚如磐石。后来我们心性到位了,陆陆续续都出来了。首先是北京那位同修,几天后,就演化出肝炎病态,马上就被释放了。临走时,她把自己丈夫的手机号留给了我们。那位长春的同修半个月后演化出高血压,邪恶想拉她去医院,她坚决不配合,走到哪里都讲真相,很快就被释放了。我与山东的同修绝食1个月,被无条件释放。后進来的那位同修也绝食抗议,几天后就被拉走了。只有她下落不明。与我一同来京证实法的同修也在绝食数日后,被无条件释放。
现在每当回想起这段岁月,真真切切的感到:“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