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法 原湖北黄冈电信局卫生所长王建生遭迫害
＊昔日“学雷锋标兵”、优秀干部
我曾任54670部队卫生所长，当了20年兵，上过战场。我与人为善、工作勤奋，曾获部队 “学雷锋标兵”称号（师级）。1993年转业任职黄冈市电信局卫生所长。
作为医疗技术人员，我医术较好、医风端正、对待病人和气、尽心，一律平等。作为干部，我严格管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怕得罪人，每年为单位节省医疗费用20-30万元。黄冈电信局职工加上直系供养亲属共约1200人，每年医疗费用仅为40多万元，96年统计结果显示，数额之少为湖北省电信系统之最。有的电信局，96年医疗费用却高达240万，两相对比，他们领导很震惊，立即派了卫生所长、医生来我处取经。我的工作得到了全局大部份干部职工的好评，曾被评为先进个人。
＊喜学大法，身心升华
我是1995年底走进大法修炼的。我在长期工作中积劳成疾，患有10种慢性顽固性疾病，诸如：咽喉炎、萎缩性胃炎、慢性乙肝、早期肝硬化、腰椎间突出等等，每年花医疗费3000多元。有时，上班精神振作不起来，趴在桌子上打困。虽然自己是医生，也治不好自己的病。练过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气功，也没用。我遇到了一位熟人，这位熟人曾经夏天不敢穿裙子，炼法轮功后现在居然能游泳了，这使我颇为惊奇。而我自己一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月，身上的病都一扫而光了，真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象个年轻人一样，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我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我爱人说我在长期军队生涯中养成了粗暴脾气，都改完了，孩子则自豪的说“我爸爸是好人”。在工作上，我更是兢兢业业、一尘不染。单位职工1万元以下的医疗费用报销，是我审批的。有的职工来送礼，都退回去。大家知道，在大陆医疗系统是极其腐败的，医药公司为销售药品送礼、给回扣是家常便饭。药房同事小黄对医药公司的人说：你们不要送了，王医生是炼法轮功的，不收这些。有时送来的高级茶叶，送不回去的，就卫生所公用。每年上缴给单位的药品回扣4万8千多元。我组建、主管卫生所以来，没有发生一起医疗事故。
我炼法轮功的变化，使得很多人都来学，他们说：王医生是好人，他炼的功，不会错的。这么好的功法应该有更多的人们来修炼，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我亲身见证和参与了法轮大法在黄冈市的洪传。一个大炼功点分成几个小炼功点，炼功点一个接一个的建立起来。宝塔公园炼功点就有100多人，每天准时炼功，大家动作非常整齐。路过的人惊讶的说：这比当兵的做的都还齐啊。炼功点的人，每天自己带扫帚，把场地及周边都打扫的干干净净，使的晨练群众，练太极拳的、扇子舞的，举着拳头说：向法轮功老大哥学习！向法轮功老大哥致敬！纷纷来请大法书籍看。法轮功在黄冈迅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法轮功学员捐书市图书馆的镜头曾在黄冈市电视台节目中出现过。越来越多的入道得法，到迫害前，仅黄冈市城区就至少有上千人修炼。
＊天安门炼功遭绑架
99年7月得知邪党中央要定大法为×教，我十分震惊。也有过内心斗争，知道去北京请愿，会失去现有职务、工作。但作为一名真修弟子，此时如果畏缩，就不配“法轮功学员”的崇高称号，于是毅然北上。我深知邪党的行径，当时估计邪党会象“六四”时那样用坦克压、机枪扫射；如果那样，我决心用身躯去堵坦克，用生命唤醒被蒙蔽的群众，用生命护法。没有等到众多大法弟子一起到天安门和平请愿，看到东北来的大法弟子持续不断的上访、请愿，我就和几个同修到天安门升“血旗”的地方炼功，被武警、便衣抓到了天安门派出所。我拒绝回答警察的非法审讯，被双手反铐（所谓“背宝剑”），随后又遭背上拳打脚踢，恶警抓住反铐的手铐往上提拉着，剧痛。
数小时后黄冈驻京办来接人，第二天被黄冈市公安局一科夏晓蓉、本单位保卫科方国银非法押回黄冈，以所谓“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非法行政拘留15天，关在龙王山的黄冈市第二看守所，被索取了450元伙食费，同时我爱人还被单位索取了3000元的现金。
＊单位协同迫害
放出来的第二天，单位要我上班，在没有任何人和我谈话、没有经我同意和签字的情况下，单位作出决定：撤销卫生所长职务；调离工作岗位；发生活费300元；一周双修只准休息一天；党员除名。2002年电信局动员我内退。2003年年末起，电信局停发我的内退工资。
当时由于学法不深，我在单位领导强迫下写了“反省书”，虽然没有写“不炼功的保证”，但利用了双关语式的常人的狡猾心理，做了不符合大法的事情。我后来两次公开发表严正声明，声明这一切全部作废，包括后来我在各种非法审讯中的所有签字。
我先被发配到本单位的花卉基地，每天浇花，提30多斤的长嘴铁桶，每天要浇几十上百桶水。这活单位原来都是从农村找临时工干的。我本着“听师父的话，处处做个好人，证实法”（当时的认识），工作兢兢业业，从不偷懒，别人不做事，我去做，连临时工都很佩服我。
其间，黄冈市直工委到单位调查对上访法轮功学员的处理情况时，认为对我处理过重；单位保卫科长程秉学找我谈话，我态度坚决。
我又被调到单位的花卉门市部卖花。我一去，就受到同事的称赞，说我到后，营业额高多了，卫生也加强了。在这段时间，电信局配合邪恶，秘密监控我，把一台摄象机偷偷架放在保卫科的窗子内，录象、观察，看我与哪些人接触。
随后，电信局把我调到本局新办的超市工作，安排了一个女职工跟我一个办公室来监督我。利用工作机会，我向本局职工及来购物的人员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受迫害的情况。有一次局主要领导来超市了解情况。那个女职工说：王医生炼法轮功后，确实变好了，从不发脾气。该领导说：叫你监督他，结果你倒被他感化了。
＊第一次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
大约1999年底，电信局人力资源部蔡志军要我去洗脑班，说是上面点名的，一定要去，不去，他们交不了差。我是个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说：那我就去吧，但洗脑班对我不起作用。（当时认识）
怕我影响别人，在洗脑班单独关一间。我随身带了小本《转法轮》，每天都学法炼功。一天恶警在会上宣读非法的民政部取缔决定，我和郭丽娜用最大的声音背诵《论语》。它们先把郭丽娜拖下去，然后把我押到篮球场罚站、暴晒太阳。
到近20天的时候，洗脑班开始疯狂起来，拿来了罗田县的邪恶招数（坐师父法像，“转化”的可以不坐），13个学员中只剩下欧阳明（后被迫害致死）、郭丽娜和我没有“转化”。一天欧阳明问我的认识。我很简单而严肃的说：人一个命一条，死活不能配合。我开始绝食。邪恶找来我单位领导和我爱人。我说：要我写违心的东西，就等于要我死。公安分局一科周科长在讯问笔录记录：我坚修大法到底，与法轮大法共存亡。签字时，没有太注意看，签字完了感到有个“亡”字。我大喝一声：周科长，你刚才有个字写错了，要改过来。他打开记录看，我说：把“存亡”的“亡”字划掉，我没说“亡”字，法轮功不存在亡。
欧阳明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抗议邪恶，从二楼窗户跳下来，双踝关节骨折，住院治疗。我和郭丽娜被带到第二看守所非法行政拘留。周科长拿着拘留证说：这是你们的毕业证啦！
＊第二次被非法关进洗脑班
2000年年底，有个同修打电话给我说第二天上北京的火车车次，因家里电话被监控，1个小时后，单位保卫科长来我家说陶局长找我谈话。一到单位连车都没下，就把我送到设在市司法学校的洗脑班。当时，洗脑班恶人听说我要来，曾表示坚决不要。我被非法押到洗脑班，非常愤怒，大声嚷道：你们把我绑架到洗脑班是践踏人权，是违法的，我炼法轮功犯了什么法？！把我搞死了，会有人来帮我来算帐的，等等。结果它们主动找我谈话：你一不参加“学习”，二不参加军训。有一次，放诽谤大法的录象，非要我看。我就当场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等。午饭排队时，我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洗脑班的周书记说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说：不对！是真金不怕鬼火烧。
在洗脑班结束的那天，让我写“保证书”，我坚决不写。它们就故意在我房间门旁说：不写不行，还是要把他送第一看守所啦。单位保卫科的人对我说：我们帮你写，你看一下，就行了。我制止他们：你们凭什么帮我写？给我看，我就撕掉。我爱人听我要被送“一看”，急的哭起来要替我写。我说：炼法轮功的人，死都不怕，还怕坐什么牢。我把手上戴的日本精工表取下丢给爱人。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单位保卫科说用车送我回家。
＊被非法监禁16个月
邪恶假借鄂城那边的师父经文是我给的，2001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天气很热，黄冈市黄州区公安分局一科科长周郁华带着胜利街派出所警察和鄂州市鄂城区公安分局3名警察，突然闯进我家，先是像土匪一样翻箱倒柜，抄走了师父广州讲法的录音带一套、手抄本《转法轮》，及一支鹰牌高级单管猎枪，然后把我绑架到鄂城看守所非法监禁。
3天后，鄂城的欧阳所长、分局一科张姓科长、周姓科长，把我从看守所提出带到古楼岗派出所非法提审，在另一间房里黄冈药厂的同修施伟也在被非法审讯。他们对我搞刑讯逼供：要我说出给鄂城学员的经文是哪里来的。我坚决不说。就强迫我蹲马步，直蹲到第二天天亮。没有蹲好，就踢膝窝处。那个欧阳，个子不高，手段毒辣。他跑到会议室，抽出锦旗的横杆，横杆两头有圆球，把横杆从中折断，拿来敲我两脚的踝关节敏感处（俗称螺丝骨），象敲木鱼一样，很疼，我很镇静的对欧阳说：你敲自己试试。他也敲下自己，故意说不疼。我用洪亮的声音说“用劲！”，他果真用劲敲了一下，嘴里“唏”了一声，再没有敲打我踝关节了。欧阳却又敲打我大脚，大脚前面一道道的淤斑。两膝窝处被踢的淤血。天亮时我要大解，不准；过了一小时，我再要求，他不但不准，反朝我肛门处踢了一脚。它们本来要审我四天四夜的，因我不配合，睡在床上不起来，结果提前一天结束了。
后来又一次非法提审我，我正告它们：就是把我枪毙了，我也要说法轮大法好。从此后它们再也没有提审过我了。只是阴毒的迫害，逮捕、检审，听说打算非法判我五年。我一直坚决的否定。逮捕证我拒绝签字。邪恶强迫我爱人从黄冈赶到鄂城区公安分局签字。
在这16个月里，我的身心受到巨大摧残。头发几乎全白了，1米73的个子瘦的只有100斤，旧病复发，两次高烧到40度，肺部剧痛得呻吟一宿，胰腺疼痛，看守所也不准外出就医。换监室时，我是被抬着的。
在这16个月里，我每天背《论语》，上午、下午、晚上各50遍。
在非法关押期间，我住过的监室98%的在押人员都认可大法好。
由于某个特殊关系，非法关押16个月后，放了我。放的那天，看守所非法要我爱人交4000元伙食费（我被非法关押了480天，每天收10元，由于关系少收800元）。另鄂城区公安分局非法向我爱人要了保证金，要多少，我爱人也不告诉我。
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电信局连300元的生活费也非法给停发了，并派人到鄂城公安局说：你们怎么不把王建生判刑了呢？
＊第三次被非法关进洗脑班
2002年年底，电信局保卫科长江支农（我战友）到我上班的超市，要我去洗脑班。我坚持不去，僵持了约一个小时，江支农要单位职工和临时工把我强行抬到车上，职工没一个人听从，临时工都溜走了。他只得打电话到胜利街派出所，叫来张姓警察2人，并保卫科王自军，强行把我绑架抬到一楼，按到车里，强行送到设在第二看守所的洗脑班。这期洗脑班，4个同修，都是被绑架来的，历时20天，几乎每天都放诽谤大法的录象。有位老年女同修出现中风症状，血压200多，步态不稳，送医院了。
一次，司法局的陈副局长放完录象后，侮辱天书《转法轮》，在书上乱写一通。我心里十分难受，劝他（其余3个学员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反而把书的一页撕了个大口子，我说他“无知”，他又把师父像撕了个长口子，我把桌子一拍说“邪恶”。他气急败坏的跳下讲台抓住我的衣服，朝头上打了两拳。我就大声指责他：撕像是侵犯肖像权，是违法行为，作为一个司法干部竟敢动手打人，是侵犯人权。从那天起我开始了绝食，并正告他们出去后要到市委办公室告他们。经过两天两夜绝食，我拒绝写任何东西，被单位送回家。
＊被迫害流离失所
2003年“十一”前，恶警假借所谓鄂城那边真相资料的问题，图谋再来迫害，非法通缉抓捕我，我被迫离家出走，流离失所至今。
电信局2003年10月起，停发了我的内退工资。我家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儿子在黄冈师范学院美术系学了2年，因交不起每年8000元的学费，只好退学打工，来维持家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