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坚持信仰遭保定市定兴县恶党人员毒打折磨
师父教我们提高心性做好人，告诉我们“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心性多高功多高”等。自己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善待别人。走在马路上看见碎玻璃等怕扎坏别人的车子，就主动把它们捡走。下雨天我们前面一段大马路冲坏后，我就去垫；去市场有水坑，行人难走，我就在家拿铁锨去修，路过的人经常受感动和我一起修。学大法后做生意公平交易从不缺斤短两。我努力的按大法的要求做一个好人，我家里、乡邻都相处得非常和睦。
到1999年7月份，大队干部夏敬修、郭永去炼功点这家说：“以后不许在一起炼功。”我们功友问是谁说的，他俩说是乡政府来人了，说是上级说的。我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做好人都不行？
于是，在7月29号，我决定到北京上访，当时到处一片恐怖，限制大法弟子进京上访。为了问个究竟，我骑自行车去了北京。到北京天色已晚，到火车站买了张火车票待了一夜，第二天去上访。一到市里刚下公交车没走多远就叫警察截住了。一伙警察说：“这准是炼法轮功的”，强行把我推上了他们的车。一会就截了一车拉到了一个地方，问了我们的地址，分别又推上另一辆汽车，又拉到一个大体育馆，拉去了好多人，下午就拉回了定兴。他们不给上访的自由，不给答复，就是不让炼。晚上，电视台又开始播放污蔑法轮功的东西。后来又限制了我们一切自由，乡村干部全力以赴的按村按人都专人看管，天天到大队报到、不许出远门、没收大法资料、写保证书等等。真是乌云压顶。
当时乡里一个姓秦的看着我，每天到我家去，我给他讲大法的好处，他说不让炼你就不要炼了，你还拧得过政府。后来他们利诱普通老百姓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谁举报有炼功的奖励3000元。乡里主抓迫害法轮功的党委副书记任金田经常派人去我家骚扰，闹得我一家人担惊受怕。派出所的杨建民带一帮人把我家贴的真善忍条幅都给撕走了。
一年后，我为了坚持正义，给大法讨回公道，于2000年9月底又骑自行车去了北京上访。到了北京看到处处是警察在抓人，没有说理的地方，信访站变成了抓人站。在这种恐怖下，我只好去了天安门，告诉全世界的人们：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
在10月1号那天，大法弟子去北京的很多，我们有的打开“真善忍”的横幅，穿蓝色服装的警察一个挨一个、便衣警察有的拿着电棒、有的挥舞胶皮棒对这些善良的人们大打出手，打得到处是血和躺着的人。我顶着他们的棒打脚踢闯了过去喊：我们都是好人不能打。一会，一车一车的强行把人装上汽车拉到了一个地方。途中，大法弟子们在车上一边走一边向世人齐声喊：“法轮大法好！……”两边人山人海的。我们这些善良的人们一起背“论语”，告诉那些人大法的好处。后来我们又被分别拉到了四郊的各个拘留所里。后来又单独审问我们是哪个地方的，我说你们答应我个条件我就告诉你们，他让我说，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忍是天理！对国家、对每个人民百姓都有百利而无一害，要转告政府把法轮功改为利国利民的好功法，给我们一个修炼的环境。”因为这件事他们不答应，我不说。他们的大官去了两次吓唬我说：不说就把你扔到老山背后去喂老虎，灭了你们这点人，中国一点也不显人少等等。但我依然坚持，最后那个大官终于答应了我，让审查员把我的话记在笔录上，我告诉了他们我的住址，他们让我回到了刚来的那个屋。
过了一会儿，已经是晚上了，我们乡政法委书记任金田和派出所的一个打手杨建民坐着小汽车就来了。来了就让我出来，我还没出门，这二人就轮流使劲的抽我耳光，一下就把我抽倒在地，站起来又抽，照耳朵打，想把我打聋。后又把我拉到一个军人站岗的地方，让我按了全手印，照了相。又用车把我拉到了一个小巷，下了车。任金田和一个大个子又开始打我。我站着，他俩先用手打我耳光，用穿着皮鞋的脚踹我的前后心，我看他们就是想把我的内脏打伤，他们手打累了，任金田就拿出了带刺的胶棒打我，那个大个子用公文包抽我的脸，公文包打烂了，任金田说：“哼！还挺经打！”踢我腿让我跪下，我不跪，就蹬我后腿，我就坐下了。就不打了，让我骂师父，我不骂，他们没办法。
后来又把我弄到一个楼里，里边都是乡干部。听说各乡各县在北京都住有管法轮功学员的人。他们连夜把我拉回乡派出所。我已进屋，屋里好多男女大法弟子，一看我就哭。我说不要这样，没事！第二天一照镜子，脸肿的嘴都歪了。
到了晚上，乡里来了一大帮打手，把大法弟子叫到院子里排成两行，还有两个用手铐铐在大树上，十几个打手拿着铜芯电线拧成的鞭子，拼命的抽打我们的手背、脸，让我们跪下。穿着大皮鞋踢我们的前后心，一踢一个跟头；用手打耳光，专照耳朵打，而且都是大个子打手铐在树上的打得更狠，直到打得人们不能动了。打得我呼吸困难，昏过去了才不打了。
估计打了两个小时左右。人们刚进屋天就打起了惊天动地的大雷。第二天晚上，对个别大法弟子单独调开打，只听墙壁震得咚咚响。打得人躺在地上不能动了，才架到屋里一扔。有人看见一未婚女大法弟子被它们扒光衣服抽打，我们屋只能听见惨痛的叫喊声，等架到我们屋的时候已不能动弹。
接下来的那些日子每天都有抓去的大法弟子，都被打得上下青紫。每天晚上轮番的抽打，把笤帚都打烂了。有的打得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家属去看没有不哭的。后来让家属拿5000元去换人回家，有的家里怕把人打死就拿钱把人换回去了。在房家庄派出所待到10月15号把剩下的人就转到杨村乡里去了，到乡里时还有30人左右。每天晚上想法打人，不让睡觉，两个人轮流看着我们，一直到农历12月份。县里召开诬蔑法轮功的大会要我去发言，我说你们让我自己写材料我就去，你们写材料我不去，为这事乡政府副法委书记任金田和司法一把手赵常亮轮流对我连踢带打，一边打一边问我去不去，打了我一个小时左右，始终我说不去，把笤帚把也打烂了。后来他们找了别人，才不打了。
直到农历新年前夕，家里托了一个在公安工作的人，少要了点钱，被勒索2500元钱才让回家。整整关了我四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孩子们也不能安心工作，老伴儿跟着担惊受怕，还得给我送饭。其中有一次家里就剩老伴儿一个人病得很严重，给我捎信。他们都不让回家去看，多次哀求才让看了一次。还是两个人带我回去的，晚上待了一会儿，老伴儿直哭，说她昨天晚上差点死了，吐了一身东西自己却不知道，后醒过来才知道自己吐了。老伴儿哀求不要我走，那两个人说什么也不肯，硬把我带走了。
回家后村里派人看着我，出远门要报告。非法剥夺了我的基本自由权。
2002年5月份乡派出所所长孙艳利、杨建民等人又把我从家里绑架到李郁庄洗脑班进行残酷迫害。方式是以军训为名誉体罚人做俯卧撑50个，不行就打，站队列时脚出的快了不行，慢了不行，用小棍使劲戳脚面，经常在人身后冷不防的一脚踢个大跟头。有一次我转错了，它们就用台球杆戳我的肋骨，疼了好长时间。
有一次跟他们讲真相，说华佗给曹操看病，华佗说曹操有脑瘤得动手术，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打入监牢。后曹操犯病找华佗，可华佗已经死在监狱了。李爱军说：法轮功是为了人好吧？我说是，当时一群人围上来把我的手往后一拧，就开始乱打。把我的牙也打动了，胳膊拧的肩膀扇子骨疼得不能动了，被打的大小便失禁，弄了一裤子屎。到第二天又对我疯狂殴打，因自己人心太重，随和了他们，后来写了“三书”又被勒索1300元回家。前后受迫害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到2004年过年前，因坚持修炼，县“610”一伙与乡派出所的一些人又去了我家，把我儿媳全屋翻了个遍，翻走了儿子结婚时的借账单，他们硬说是大法弟子集的资。几个人把我强行抬到车里，老伴儿追，它们拦着。把我拉到国保大队，我给它们讲了好多，它们在做违反法律的事。他们却说：我们就是要管法轮功……由于我对法理解不深，悟性差，我说：“那你们非要这样我也没有办法。”这一下他们就开始对我讯问，为那张账单打了我半个晚上。说我为大法集款买电脑等，三人轮流打，手打疼了用棍打。
我的手背被打得流了血，脸也打破了。后来恶警强制我跪着，我向前平伸着，不让我动，天快亮了才停下来。它们去睡觉，留一个人看着我。到第二天把借账条子跟我一说，我说是儿子结婚的账单，才不提这事了。后来他们说我炼法轮功扰乱社会治安，又送拘留所关押十几天，到过年时又勒索了300元，才让我回家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