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加拿大护照

——阿泉的移民故事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毕业后的几个月,在找专业工作的同时,我曾在一家日本快餐店兼职打工,期间结识了阿泉,我的同事。

阿泉四十多岁,是个快乐的人,来自中国广东省农村,移民加拿大已经十几年了。他消瘦的身材,大大的眼睛,微笑常常挂在脸上。阿泉待人和善,乐于帮助别人,他的妻子也在餐馆做工。两个人有一双儿女;十几年的辛勤工作,不但保证了基本生活,而且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两部车。如今儿子已经上大学,女儿在读高中。

闲暇时间经常和阿泉聊天,阿泉很乐于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每次谈到自己的一对儿女,阿泉的脸上总是浮现出幸福。听阿泉说,他在全家移民加拿大之前就有了女儿, 我就问他,“中国一直在实行计划生育,你那时怎么就会有两个孩子?”阿泉说,“那时对多生小孩子管得很严的,多生一个要罚款一万块。我的同乡也有‘超产’ 的,他们就被罚了一万块,很惨的。有的人交不起罚款把房子都卖了,有的就全家躲起来了。”然后,阿泉自豪地说,“因为我有加拿大护照,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罚我的。”

阿泉在回忆往事时,脸上总是带着满足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北京有一些只对归国华侨和外籍人士开放的商店,在那里可以买到很多市面上买不到的商品。在离开中国前,阿泉曾拿着他的那本护照在这样的商店购物,并送给自己的乡亲。

一本加拿大护照,给一个原本是普通中国农民的人带来的变化着实令人刮目。××党总是说,中国人权状况如何好。但是,同在中国,普通的公民和拿到外国护照的华人的境遇竟如此不同。

阿泉移民前后,他的兄弟姐妹中除了大姐之外全部移民到了加拿大。在我打工期间,阿泉的弟弟阿明早晨经常过来喝咖啡,我问阿泉,“阿明为何不去工作呢?”阿泉说,“他的手有残疾,没有办法做工。好在加拿大福利好,对残疾人,不用做工也拿得到生活保障。”阿明也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

在十几年的移民生活中,阿泉的这本加拿大护照似乎不仅仅给阿泉带来了这些。因为阿泉为人友善,我常和他打趣,“阿泉你看你多‘好’呀,一双儿女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好 ’字,如今,有车有房,儿子还上了大学。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好’呀。”阿泉微笑着点头。阿泉敬业乐群,周围的人也以善意和尊重回报。许多回头客都同阿泉交上了朋友。

阿泉的移民经历让我联想了很多。如果阿泉没有选择移民加拿大,在中国大陆还干着同样的工作,那他的人生经历肯定会被改写。在餐馆帮忙,这样的工作可能让他在中国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别提买车买房了。

在中国,多少农民工奴隶般的终身劳作,还是食不果腹、顶无片瓦、子女没钱上学,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有的进城打工的农民甚至被长期拖欠、拒付工资逼得走上绝路。

××党总说,“只有××党才有新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并信口雌黄的将人权等同于“生存权”。似乎中国人能活着,已经是××党给的很大恩惠了。现实生活中,那些数以亿计的社会底层劳工,他们辛勤的劳作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们创造的价值哪里去了?

一方面,那些底层的劳工在生死线上苦命挣扎,另一方面,××党的各级官员们在拼命的攫取、侵吞社会财富,许多人并将这些资金转移到海外。

阿泉的经历很典型,它也许会使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加拿大,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劳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打造美满的生活、受到人们的尊重、并拥有自己的社会地位。

看来,只要××党在,那么它宣传的这种普通人的“理想生活”也只能在海外实现了。

(本文中提到的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