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二）

六．书信与罪恶

书信是人类自古以来，赖以沟通的友好使者，给生生不息的人类传递着进步、幸福、友爱、希望。然而当人类步入二十世纪末时悄然变异着的人类无情的摧毁着传统的规范，甚至蜕化着人类初始的文明。在交叉两个世纪、历时七年对大法弟子旷日持久的这场迫害中，在非法关押着千千万万来自四面八方大法弟子的劳教所里，每个人的书信都被邪恶所控制成为对大法弟子精神折磨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成为邪恶充分利用的打击手段。它再一次见证的是人类今天血泪与罪恶交织着的善恶美丑。

书信纯属个人隐私，任何人不得私拆、截留、扣押、销毁，这是由历史演变到今天而形成的律法。但在劳教所里，恶警可以任意处理任何一个法轮功学员的往来信件。她们成了握有书信生杀大权的第一读者。任何人的所外来信都必须经她们首拆首阅。如果她们认为这封信对“重点人”“转化”不利和对已“转化”者不利，她们就会擅自扣押这封信，而且决不告诉信的主人，这封信就失踪了。即便有的信收到了，但其中有的话却被墨水抹掉，变成了花脸信而前后读不懂。允许看的信是她们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信，如：家人受不住株连劝学员“转化”的信，单位批评指责的信，对大法不理解有微词的信，孩子想念母亲的信，老父老母训诫、诉说孤苦无助的信，丈夫最后通牒的信，家中生活艰难、经济拮据、老人病痛缠身等等，这类信恶警不仅会给你看，而且会抓住其大做文章。

首先让学员当着全班人、或全大队一百多人的面读信，让大家展开讨论，劝诫围攻。事先安排好的红脸白脸犹大，先责备你有多狠心，老人孩子有多可怜，尤其孩子思念母亲的声声呼唤被无限渲染，进而责骂你——修炼人的“善”哪里去了，和政府抗拒你的“忍”哪里去了。唱红脸的犹大便现身说法，痛哭流涕，悔恨自己把家庭搞的支离破碎，表现出痛苦万分状态。恶警则坐阵观火，添油加醋，把握火候，随时点拨。持信人被整的泪流满面，抽咽不止。讨论会变成了瓦解学员的批判会、攻心会。会后继续穷追猛打又责令其写“读信心得体会”，并强迫再读给大家听，评论她认识是否深刻。不少学员就这样被撼动了，再加上肉体折磨，最终被逼垮。

但是，学员们却不知道，上述这些内容的信的产生往往是恶警授意其家人和工作单位所写。她们把大法弟子的家庭现状通过截阅往来信件和其它渠道了解的清清楚楚，她们同时又掌握着大法弟子的思想现状，便授意一方攻其另一方。她们因人而异的劝说：“转化”了就可以早日减期回家；“转化”了不影响丈夫、孩子的事业前途；“转化”了可以保住工作；“转化”了可以保住婚姻家庭。而不“转化”则统统反之等等，在这些最实际、最切身的利益问题上大做文章。这是针对学员的来信。

而学员的所有回信则统统要通过大队部的恶警发出去。她们要求任何人的信都不许封口，大队长要一一阅信审查通过才能发出去。她们认为有的话有问题，比如：带有消极情绪的话，影响了劳教所形象的话，谈修炼的话或涉及劳教所学员生活现状的话，一概处理掉。好点的把某句某段涂掉，或者退回重写，而经常是不退也不给你发出去。所以任何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无法通过书信披露劳教所的滔天罪恶。学员的家人更是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的亲人所遭受的非人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的真实处境。邪恶就是这样操纵两边做工作，在信的问题上把邪恶发挥的淋漓尽致。

作为不“转化”的“重点人”，给家人写信要请示，有时几个月才允许写一封信。“重点人”的处境之恶劣、之压抑难以想象，在狭小的空间中，头上有监视器，时刻监控“重点人”的一举一动、甚至一个眼神都一览无余；头上还有监听器，能听的到窃窃私语，连撕纸的声音都听的清清楚楚。身边左右有三个人寸步不离，轮流值班、昼夜24小时监控。而在这种残酷的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下，能得到一封家信应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在恶警的操作下我们的家信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一种精神折磨和精神伤害。如果说恶警犹大的伤害可以承受，那么来自家人长期的责难往往最难承受。难得沟通的家信被恶警利用变成了指责、哭诉，甚至受骗家人的要挟寻死，接踵而至的是恶警借题发挥的一连串发难，每一封信招来的都是恶警借机打压的一场精神折磨，而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大法弟子在精神上的承受更大。最后这些信还要统统收上去，决不许留在学员手里。

我到劳教所接到的第一封信是读大学的女儿写来的，恶警拆开读后交给了犹大，犹大会意。她们传着看信，指指点点、嘀嘀咕咕，都看完后交给我说：“你给大家读一遍”。

我说：“你们都看完了，还读什么！”我拒绝不读，把信放起来。她们要信我不给，三个犹大扑上来夺走了信，她们拿着信评论着，抓住其中某句话发挥着，指责我不善，不顾孩子死活，当母亲不履行做母亲的职责、不照顾家；我不“转化”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前途等等。她们高声念着女儿思念我的话和不理解我的话，无限渲染。几个人一唱一和，讽刺、挖苦、起哄、嘲笑。

我非常惊讶，简直不能理解，她们哪里还有一点昔日修炼人的影子，看她们那副丑恶的样子，我对她们说：“你们口口声声劝我“转化”是对的，难道就“转化”成你们这个样子么？！傻瓜都会认为“转化”是错的！”

我告诉她们：“你们没有权利拆看我的信件和评论信中的一切，那不关你们的事，你们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她们感到我很可笑，起哄说：“什么道德不道德的，劳教所就这规矩，你懂不懂？告诉你“转化”就是趋势，不转也得转，早晚也得转，你不转小孩都不认你！”

我说：“我自己如何是我说了算，可不是你说了算。”晚上吃饭的时候趁她们不注意，我把信撕毁。

饭后开始邪恶的“帮教”时，她们向我要信，我告诉她们信撕掉了，几个犹大大怒，她们几个疯狂的扑上来，把我按在地下一齐踢打。一个犹大赶快找恶警汇报，说我毁信。

恶警气势汹汹的进来发难，我对她们说：“我有权利处理我的家信，撕不撕掉都是我的自由！”

她们说：“你没权利，没自由，你要记住你是劳教人员，没有“转化”，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记住你现在是干什么的！”

我说：“不管我是干什么的，我都有处理自己信件的权利，这是法律给的，你却没有！”

恶警怔了怔、自知理亏恨恨的说：“看看你自己吧，孩子都快不认你了，还在这较劲呢，坚持什么呀，告诉你，没好结果。”当我向恶警抗议她们打人时，恶警却冷笑着扬长而去。

我的两个孩子于2000年9月同时赴外地上大学，他们走后三个月，就发生了我被绑架进洗脑班和被判劳教等一系列事件。为了不影响他们的情绪和学业，我的事一直瞒着他们。

当他们第一次放假回家，带着大学生活的新鲜感受，带着诸多的感想、收获和问题要和父母交流，可是当他们兴冲冲打开家门却看见了满眼凄凉，大厅、楼上、楼下、每个房间都苫盖着，地板上铺满了报纸，积了厚厚一层灰，妈妈被非法劳教这个再不能隐瞒的事实对他们的打击如五雷轰顶。

作为母亲我能体会到他们受到的伤害有多重，同时他们还有着自身的成长的烦恼，虽然我身陷囹圄，可是帮助教育他们依旧是当母亲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靠书信和他们沟通，多少能够弥补他们心灵情感上的落差。

当我把给儿子和女儿的信交给管班、她们拆开信看后，找不到敏感内容，便对信封落款处只写北京市有意发难说：“你必须写上昌平女子劳教所才给你发，否则这封信不能发。”

这是我保护孩子们稚嫩的自尊心的本能做法，对于我的问题他们不想去面对同学们和老师。再说我只写北京市那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无碍于任何人，何况所有的人都这样写。

我面对她们的邪恶和没有人性竭力的克制自己，我知道她们是在整我、折磨我、激怒我、让我痛苦，她们想尽一切办法打击我，已“转化”的人绝没这个问题。

我没说一句商量的话或是争取的话，我默默拿回那封信，我宁可不发信，也不向邪恶低头。但是，这意味着我再不能给他们写信。我脑子里充斥着孩子们困惑的话语、不理解的声声试问和对我的担忧。但我只能把所有的感受统统压进心底。我想与孩子沟通的渠道（信）就这样被她们卡死了。

每个月，我只能看着别人写信发信，和亲人通话，和亲人见面，作为“重点人”这些权利都因不“转化”而被恶警剥夺。而两个孩子给我的来信，也几乎全部被她们扣压。几年来我的音信不通给两个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他们不相信，母亲会象媒体宣传的那样因修炼法轮功而变的无情，因为她们对我修炼后身心的巨大变化毕竟有着直观的切身感受、有着一个不可否认的最基本认定。但是，他们不理解，他们给妈妈的信何以如石沉大海，母亲何以成为阶下囚？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的疑问人们都能在书本上找到答案、或者说正常逻辑思维下的冥思苦想也能够触类旁通的话，那么法轮功的问题，翻遍大陆的书海也找不到答案，那不是1+1等于2的正常思维逻辑推理能够解释的。他们从小接受教育，父母亲的敬业、爱国家、爱人民无不言传身教给他们，为人之本的仁义礼智信从小耳濡目染，成为他们成长的座右铭。这样的母亲被开除、撤职、下放、甚至抓进劳教所，他们找不到答案，想不通。因为他们不相信××党会错了，就象不相信母亲会错一样，甚至他们心灵的天平没有一点倾斜，所以他们茫然、痛苦。

七．利用亲情逼其“转化”

在“转化”我的过程中，她们使尽了种种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利用亲情拿老父亲、丈夫、两个孩子打击我，那种不择手段真是地地道道的精神屠杀。

两个孩子上大二的时候，到劳教所来看我，在劳教所的大门外，望着黑漆漆的大铁门、铅灰色的高墙，1米8高的大男孩泪水滚滚而下。当面对瘦弱、憔悴不堪、满头白发的妈妈时，他们惊愕不已，与仅仅一年多前送他们上大学时的妈妈比，生生的判若两人。女儿无法面对现实、情感上这种活生生的反差，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他们在那一刻都把这种情感“转化”了，是惊讶是痛心抑或是恨，统统压进了心底，造成了后来的偏颇。

短短的会见被孩子的伤心所笼罩，我千言万语浓缩、再浓缩，叮咛、再叮咛，面对监控人我讲着双关语，我告诉他们要坚强，告诉他们要明辨是非、妈妈没有错，告诉他们要努力学习，告诉他们信的事，还告诉他们不要再来……

望着他们伤心离去的背影，我忍着泪水，喊住他们，轻松微笑、坚定的对他们大声说：“昂起头、挺起胸来！你妈妈为修真善忍被劳教，不可耻！”

望着他们挥手渐远、一步三回头的身影，再也掩饰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谁知道什么叫“心碎”？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心碎！”……

走出劳教所的两个孩子，带着更直观的感受，带着更迷茫的心态，带着无处诉说和无法排解的苦闷，回到了各自的学校。他们的父亲要务缠身，无暇顾及他们的心灵深处。我带给他们的是无法解开的心结，而又和我无法联系通信、通电话等等，这一切使他们的心理承受达到了极限。男孩甚至不想读下去了，他在学校一反常态，变的暴躁、嫉恶如仇、极其逆反。他辞掉了学生会的职务。他拼命踢球，为踢球和同学发生冲突；和老师发生冲突；明知故犯的违反学校的纪律，课堂上他罢课拂袖而去……。

女儿则一封一封的给我写着明知收不到也寄不出去的信……她雪耻一般的发奋，她拿下了双学位，但却加入了那个邪恶的党，两个孩子都走了极端。

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丝毫不知，邪恶却无一不晓，她们伺机大做文章，她们不许我通信，却不时的告诉我家中每个人的情况，有一天焦×突然跑过来说：“张亦洁，你进劳教所给两个孩子的精神伤害多大，男孩来看你在大门外就开始哭，让人看了真心酸”。说完便幸灾乐祸的走了。

某一天，焦又跑过来突然对我说：“张亦洁你儿子出事了，受处分了，学校都要开除他了，他爸爸又忙工作又忙处理你儿子的事都焦头烂额了……”

她们拿孩子来打击瓦解我是她们惯常的手法，是精神折磨的拿手好戏，至于出了什么事，她们绝不会再说。写信不许，打电话不许，她们就这样吊着我，让我七上八下的揣测着。要是“转化”了，这种情况随时可以和家里联系。但她们要的就是这种打击的效果，以迫使我“转化”。然后，她们指责我说：“张亦洁你是修善的人吗，你修善修的连家连孩子都不要了吗？你丈夫工作那么忙，又当爹又当妈，多难呐！象你这么好的家庭能找出几个来，你怎么一点都不珍惜？你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你太狠心了，你把这个家害苦了，你自私透顶！你这样下去，孩子毁了，你丈夫也得和你离婚。”

关于我的丈夫，他一直是邪恶手中的一张牌。焦一旦想拿他打击我的时候，便跑来告诉我他的行踪去向，以观察我的心态反应。这天，刚说完儿子的事，她又跑过来对我说：“张亦洁我昨晚在新闻中又看见××了（我的丈夫），他又和朱镕基去×国了。”我沉默不语，我知道她不会单纯的好心来告诉我这件事。她见我不语，果然话题一转说道：“张亦洁你赶快“转化”了回家吧，人家都把女人送到你家门口了……人家××找什么样的没有哇，就非得等你呀！再说了你不“转化”也别想出去，你就这么死坚持下去你这个家就别想要了……”

邪恶在我丈夫的问题上一直给我施以各种压力。从99年7.20镇压开始，邪恶就把我的先生当作一枚重炮，一直用他来打击我、逼迫我，以会影响他的仕途来要挟我，给他施加压力来制约我，迫使我“转化”。在劳教所里恶警也利用这种形式给我施压而一次次的故伎重演，最后卑鄙的竟然把女人也搬出来了。

我对焦说：“俗话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不得我，更由不得你，如果真象你说的那样，我的先生要离婚，那我衷心祝福他！”

焦一下泄气了，她气馁的说：“你们这些法轮功真不可思议，真不可思议，都傻了？只会一条道走到黑！张亦洁呀张亦洁，你被人卖了还在给人家数钱……”

我不再理她，心想，谁也卖不了我，谁也买不了我，谁也别想动了我！

犹大从来都是跟在恶警身后积极配合，现身说法，她们对着我哭诉，说想孩子，自己如何对不起孩子，如何对不起丈夫。看着她们的表演我怒从心起，我对犹大说：“收起眼泪吧，你的眼泪打动不了我。我问你99年7.20以前，我们哪一个大法弟子的家庭不是其乐融融！师尊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碰到矛盾向内找，找自己，重德向善，从而使多少人、多少年的夫妻积怨，婆媳积怨，各种家庭矛盾纷纷化解；使多少人、多少年的不治之症得法顿消，使那么多濒于解体的家庭又充满温馨幸福。到底是谁害了我们的家庭？害了我们的孩子？我一家四口天各一方、夫妻离散。你也是呀，你害的？我害的？修真善忍有什么错，你让我往哪里转？！”

恶警一看这情景，赶紧轰走了犹大，自己也气呼呼的掉头走了。她们怕我瓦解了犹大，经常如此收场。

家、丈夫、孩子几乎是任何一个女性生命的一半、有的甚至是全部，如果还有保留的话，剩下的才便是事业。她们认为我已被外经贸部处理的几乎两袖清风，如果再后院起火那才是对我最致命的打击，我明知道她们的目的和心态，但我还是很难过，当恶警和犹大散去，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仿佛看到了家中面临的一场大难，焦说的是真的吗？儿子真的出事了吗？我想到两个孩子那难以排解的心灵重负。想到千辛万苦把他俩一路带大的那份艰辛，终于成就了两棵枝芽柔嫩的小树却不堪一击。我甚至后悔从小给他们的教育太纯太传统了，以致他们无法面对这个邪恶的现实和红尘万丈的社会，甚至良莠不辨。我多想告诉他们，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如何面对挫折逆水行舟、刻苦攻读……但这最起码的权利被剥夺。我不知道孩子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真的不想念书了吗？他受了什么处分？我不知道先生现在何方，他国事家事背负沉重，我却无法承担属于我的责任，他真的要离婚吗？他要和我离婚，他就完了……

各种思绪交织在一起。我感到心在痛，身体在刷刷的消耗，我感到精神和体力走到了边缘，我克制自己不能再想下去，我想到信念和理智，我强迫自己调转思绪背《洪吟》，凡是我能想起来的一遍遍的背。

我又默念：“朝闻道，夕可死！”无数次的念“朝闻道，夕可死！朝闻道、夕可死！……我两眼涌满泪水，这种感情一下覆盖了我整个身心，遏制了那种情感和理性交织下无以摆脱的痛苦。

一个声音对我说：“如果你为大法可以付出生命，那么什么苦难能在你的话下？！作为修炼人，你必须在法上，时时刻刻在法上，不能有恨，修炼人没有恨。如果不在法上你会被仇恨吞噬；或者会被她们击垮“转化”；或者会因承受不了疯掉，因为人心没有那么大的容量……”。

我埋下头，任泪滚滚而落……良久，我偷偷擦干眼泪对身边的包夹和头上监控器重又昂起头来。

八．株连

一天，走廊里突然有人叫：“张××出班！”

我走出房间跟管班朝会见楼方向走去。管班把我带到会见楼一个空房间，我坐下来等待，很久很久了劳教所一直不许家人来看我，今天不知是谁来。我用双手搓搓脸，让自己精神精神，使自己表情尽可能轻松点。

门打开了，长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立刻起身，当我与长兄四目相对的刹那，他突然抽咽了，是我消瘦深陷的双眼和萌生的白发让他难以克制？是我变化太大了吗！但只有两秒钟、两秒钟的时间，他便克制住自己的情感，使那一声抽咽瞬间闪过，甚至不细心都不曾被感知。可这一切都鲜活的被我看在眼里。作为兄妹，我感受到他如潮水一般的情感被理智的大门轰然闸住，锁定在那里。我心中叹到“哥真是个男子汉！”。

情感从不外露的长兄走过来抚住我的肩膀极其难过的说：“亦洁，回家吧？！”一句话，我心中如被打翻了五味瓶，我克制住眼泪。

我说：“你愿意我拿人格、拿生命做代价么？！”我一句话封门，不让他在邪恶面前与我讨价还价。要是在过去，这一句话就会成为导火索而引发一场唇枪舌战……但他沉默了。面对我和这句话，他虽无言，但看的出他十分难过，他克制着自己。

1999年7.21以后，由于我参加了7.21上访，时值经贸部“三讲”，我正撞在邪党的“枪口”上，部里逼我表态，放弃大法修炼和邪党中央保持一致。此时家族中也开始了对我的围剿，三个兄长中他最激烈，他和学历史的老父亲联手，有一次，几人突然把我关在房间里软硬兼施逼我改变态度。老父引经据典，以古往今来种种冤狱启发我。长兄身为省民政厅长，主管迫害法轮功，他太清楚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态度，所以他们认为要挽救我于危难，免我大好前途事业、功名利禄、家庭毁于一旦。

我由于不肯就范而使这种家庭冲突一发而不可收，搞了一辈子教育的老父亲为不能说服我喟然长叹悲哀至极。长兄恨不能跳起来却又不得不捺下性子和我陈述利害。

当初，我认为长兄的态度左右了一家人，给我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我认为他毫无正义感，对他的助纣为虐也曾一度耿耿于怀。直到我这次出所回家才知道在我的问题上，他承受了很多，迫害的魔爪也向他们伸去。

2001年1月3号我被安全局的人在机关大院光天化日之下强行绑架，拉到国家机关工委办在劳教所的洗脑班，强制洗脑。四条大汉强行往车里抬我造成窒息，险些致命。我以绝食抗议非法绑架，强迫洗脑，拒绝“转化”。15天学习班结束，我誓死不转，惊动了上边，他们就打算扣下我，继续洗脑，直至我“转化”。但是，因我绝食时长兄和妹妹曾来洗脑班看过我，“学习班”结束时姐姐和女儿又来接我。另外当时又值春节在即，基于种种因素他们不得不暂时放了我。

我回长春老家看望父亲、过春节，也为躲过邪恶的再次绑架办班。但邪恶却跟踪而至追到长春，大年三十警察和居委会人逼上家门，通告要监控我，并收取四千元监控费。

当时我身无分文，大年三十无处借这么多钱，再说我犯了国家哪条法律或者说违犯了外经贸部哪条纪律，至于大年三十上门监控又要大笔钱。很显然，这种情况再住下去我会连累了家人和老父亲，会伤害他。北京的家更回不去了，我不想回北京再遭绑架。考虑再三，只能离开。我与家人和老父亲不辞而别，被迫出走。

我的失踪使邪恶大怒，他们撒出人马开始找我，同时公安部全国通缉。他们指责与此毫无关连的我的长兄和三兄“在对待我的问题上不配合他们，放走了我，给他们处理我的问题造成障碍”，并无端的罗列了四条欲加之罪，这还不够、他们居然以外经贸部公函的形式发文至吉林省委，要求省委处理我的长兄吉林省民政厅长，三兄吉林省司法厅处长。

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在公函上亲笔批示：“调查处理。”给我两位兄长的精神、心理及工作都带来了很大影响。

我的离家出走，明明是被他们逼的，连法定的七天节日都不放过，大年三十逼我有家不能回，有亲不能投，逼我流离失所，还居然株连、迫害到我的两个哥哥。

如果他们真的是“施仁政”、真的象他们所说“救人于水火、施之以甘露”，或者说最起码的“讲道理”，焉能够使用流氓的绑架手段，光天化日之下把人抓走，实施暴力“转化”？！堂堂的国家政府部门、中央机关都如此，可以想见省市地方不更是豺狼当道、无法无天么！他们把人绑走关起来，只为强迫改变一种思想！而仅为改变一种思想又无所不用其极，撤职、开除、降级、下放还不够，还要强制洗脑“转化”，如不转就把人送去劳教。恶行累累之下还要无端的株连迫害其家人。正义何在？！公理何在？！法律何在？！

99年7.21以后，长兄和家人眼睁睁看着我一步步被处理，到最后被迫流离失所。在广州遭绑架后，兄长也亲眼目睹了当局对我的迫害。这一切在感情上他们是很难接受的，家人都是有头脑之人，他们被迫痛定思痛，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们不能不思考、也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了。因为正邪、善恶、是非就在他们的生活中，并时时撞击他们的心灵，然而衡定、思考过后，便是从痛苦和迫害中觉醒，在正邪、善恶之中明辨大是大非。

长兄为官，几十年颇具骨气。但是王云坤的批示谁敢熟视无睹，邪党统治下，抓谁个欲加之罪还不是信手拈来。

不久，吉林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脱产集中“学习”，长兄处理工作晚来一步，匆匆赴会后问同僚们：“学什么呀？”

大家闷闷的说：“学习江×的‘三个代表’”。

长兄说：“三个代表有什么好学的！”众目睽睽之下遂起身拂袖而去。

不久省委内部对长兄的一纸通报处分便出笼了，给王云坤的批示就这样划了一个句号。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