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21日早上8点钟我照常到厂里上班,约8点40分有三个恶警(一男两女)不由分说把我塞进他们车里,两女警把我夹在中间直接送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到。当时是二大队新收队,一直站到当晚11点左右,才让一包夹带我到三楼休息。包夹不许我说话,也不许东张西望,其实我什么都没看见,那时已经熄灯睡觉了。
突然间失去了自由,不能炼功,不能学法,所以我就用绝食的方法来抵制迫害。23日我被调到另一个班,加上我就有三个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位坐在小凳上勾草拖鞋,另一位是躺着的,当时她已经绝食好几个月了。后来我知道她叫章延安,是位医生。
到了28日,我不再承受邪恶迫害,就不站着,两包夹把我夹在中间站着,她们一松手我就蹲着爬在床上,紧接着我就被带出去做鼻饲(灌食)。我开始吃饭后的当天就调到二楼,直到3月16日,因帮教失败又把我调到三楼,当时班里有四名功友,8个包夹。我们之间不允许说话,上厕所要领“放行牌”,洗澡更是难上加难,一个多月才能洗一次冷水澡,除了上厕所平时是不允许出班门半步的。
4月底一位姓赵的功友就被调走了,邪恶说的攻坚,其实是强制性的转化,就是整天24小时的站着。五月初我也被调去,不准洗漱、洗头,更不用说洗澡了,上厕所每天只有一次,是每天凌晨以后。本来就很脏的我全身上下更是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汗臭味,也实在站不住了,头痒用手抓一下头都不准,抓了邪恶的拳头也跟着过来,一天24小时只能像雕塑一样站着,还有人在耳边骂大法,骂师父,大脑也一刻不得休息。
2004年底至今,我们法轮功学员的生产任务都很重,每天早上5:30起床,6:30清点人数,解散后吃完馒头就进车间,中午餐12:00左右开餐,放下碗就进车间,下午6:00左右开餐,放下碗后立即进车间,晚上10:00左右清点完人数后必须加班到夜里11:00,完不成任务的加班到12:00,有些加班通宵,有时一连加几个通宵,甚至有极少数不但加通宵还被打,被罚站着做生产。每天都是这样过的。
洗澡是用吃饭的时间,匆匆洗完澡随便吃点东西就进车间。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有时十八、九个小时,长期如此。如果上面来检查工作,恶警们只许我们说每天工作八小时,她们这种知法犯法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教育、感化、挽救”。
有位功友叫付可书,是位医生,2004年被送劳教。当邪恶问她是否是劳教学员时,当然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承认是劳教学员,不准她站在劳教所的地上,就被迫站在指定的小凳上,把手反绑上,所有的行李也只能背在身上。就这样24小时站在指定的小凳上,睡觉更是不可能的。恶警用这样卑鄙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还美其名曰:“教育、感化、挽救”。付可书没进劳教所时身体一直好好的,进去后被迫害得身体很虚弱,先送公安医院,后来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2005年元月份,大法学员陈瑜,年纪大(60岁),而生产任务很重。每天加班到12:00都无法完成,长期加班导致她头晕,四肢无力。晚饭后进车间时因头晕,从楼梯上摔下,造成腰椎骨折,被人送外就医。
以上所述是我在贵州省女子劳教所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也只是点滴而已。因为在劳教所里有关功友之间的事不准交流,不准干预,把门关上不让看,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我无法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