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的经历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法轮功修炼者，在我的这条修炼路上我跌跌撞撞走了过来，一路犯过很多错误，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次次把我救起，给我机会，让我从新走回到修炼中来。
其实我已经几次提笔想将我在中国大陆监狱的经历写出来，因为我知道我在国外留下来，并不是为了让我求得自身的个人安危，我是有责任的。可是每次执笔，却觉得揭露这场邪恶迫害非常困难。如果对中国的制度，复杂的社会关系不是很了解的话，是无法想象这场迫害是如何发动的，又给中国民众带来多大的伤害。
一、九九年七二零之前
我是1997年在大学读书时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一开始接触大法我就知道这是我等待已久的最珍贵的真理。然而在这过程中，我就碰到来自周围亲友的阻挠，许多人对我说中共将来一定会“取缔”法轮功的，法轮功这么好，学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会害怕的。我也知道有这可能，为什么？那是因为历次的政治运动给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太深，恐惧深深的印在人们的脑海中，人们已不敢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思想。我的外祖父，叔叔等都在文革中受到过迫害，这种创伤难以愈合。中共的周期性政治学习，定期给民众洗脑，使民众潜意识都能了解集权统治会使中共做出何种反应。当时我想，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也会坚修到底，因为超常的东西让常人社会完全理解是不可能的，方方面面的干扰都会有。
二、九九年七二零之后
我没想到的是这场迫害来的这么快，这么突然。毕业后我来到了大城市上海，因为工作地点关系，我离炼功点很远，经常是一个人学法炼功。也因为我很少看电视，所以99年发生的许多事，包括四二五事件我都不知道。直到七月底，我才发现无论公交车上还是商场里都播放着污蔑法轮功的电视、广播；街道，小区到处张贴着乌七八糟的“批判”法轮功的东西，大有天塌之势。
一位同修告诉我，公安在找我，他们在各单位，各小区登记有谁是炼法轮功的。因为我是外省市来的，他们只知道有一个外地来的年青人在炼，可具体是谁不知道，因此四处调查。而该市的本地人都登记在册。因为我比较少去炼功点，再加上同修的保护，我没有被登记到。登记到的人都要强行进“法制学习班”，被迫交出书籍，并表态不炼功。我认识一个老太太，她只是当时负责拎拎收录机，并不是辅导员，因学的时间较短，迫害之后因害怕不炼了。可就因为她当时负责拎收录机，直到现在，7年多过去了，她还必须每周写思想汇报，每周去派出所报到，承受来自社会，家庭的巨大压力。
当时我大学里的一位教授（原是辅导员）登报声明不炼了，我母亲以此来让我放弃修炼。在迫害初期，我家人还知道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没有错。然而随着整个国家宣传机器疯狂的制造谎言，各种欺骗手段的不断升级，我的家人也开始逼迫我不许炼功。事实上，为了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我从不当着他们的面炼功，而是等所有人都休息了，自己才炼。即使这样，他们也容忍不了，非要我表态放弃修炼法轮功。虽然我这“漏网之鱼”（用我母亲话来说）没有被公安登记到，可是这铺天盖地的谎言，共产党惯用的手法，挑起一部份人对另一部份人仇恨的做法，使这场迫害由政府迫害扩展到发动群众对法轮功的迫害。在这时，人的心灵都被扭曲。正如《九评》中所讲”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广州工作，因为和其他大法弟子在公园里坐在草坪上喝水，吃面包而被抓，理由是他们是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他们被迫长时间奴工劳动，每天只吃两顿，而且是稀饭，水煮菜，不放盐，怕他们吃了盐有力气。坚持炼功的人被上背铐，并灌浓度很高的盐水。由于我同学工作表现很好，单位领导不愿失去这么好的员工，于是找到广东公安局局长，想把她救出来。结果公安局局长说：”如果她是个杀人犯，我可以有办法放她出去，可是她是炼法轮功的，绝对不行。”
她从看守所出来后，从她的精神状态看上去受到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这种迫害不仅仅是人们习惯问的“你有没有挨打”，其实关押中的那种恐怖气氛，各种整人的手段，那种人格的侮辱是一般人无法承受的。
2000年我们单位来了一位年青人当门卫。他原是在武警部队，刚退伍。当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和我接触后觉得很吃惊。他说，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时，他们部队经常奉命突袭百姓家中，抄大法的书籍资料，当时上级命令抄来的书不允许任何人翻看，当即上缴烧掉。因此他不知道法轮功原来这么好，只知道是国家取缔的”×教”。
三、漫漫狱中岁月
2000年10月，一位同修被抓，我抱着讲真相的想法到公安局去给她送衣物，被抓。事实上，对于法轮功修炼者而言，一切都是公开的，也是堂堂正正的。所发传单也好，讲真相也好，是针对所有人的，包括那些警察。我也希望警察看看传单，看看有哪一点是反政府，反社会的？有哪一点象媒体报导的那样呢？但当时由于法理认识不清，配合了邪恶的要求，以为自己行为堂堂正正，他们问什么，答什么就是“真”，结果还牵连了其他同修，给大法带来了损失。中共非法判了我五年刑期，关押在上海女子监狱。审判也是秘密进行的，不许家人到场，没有一个旁听，当场宣判。恶警还抄了我的家，把我家的一整套电脑，打印设备抢走。
在看守所，公安局有个人恐吓我家人，说我是第一大要案，要判死刑的，需要钱通关系，如果用钱可以想办法，将我转到我家乡，放我出来。我家人急坏了，送了许多钱给这个人，我家人还很感激他，认为他还肯帮忙。我还听说管辖我所发传单的那个街道的领导被撤了职。这也是恶党的一贯做法，株连政策，挑起群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在上海女子监狱里，同样实行的是株连政策，采用所谓的“三联号”。比如一人炼功，受罚的将连到其他的犯人，甚至是整个监室的犯人，以此来制造仇恨，限制人的一举一动。
我家人见我一直不“转化”，就将仇恨转到法轮功上，再加上恶警的挑拨，监狱搞各种整人运动，甚至动用法轮功家属来“揭批”，很多家属为了能尽早让非法关押的家人出狱，都昧着良心顺着恶警的意思，颠倒是非黑白。我的家人为了能接见见到我，每次都要向恶警说许多污蔑大法的话，造了许多业。多年以后我回到家，母亲流着泪说：”不得已呀，说那么多违心的话，否则见不到你呀。”
（一）非法关押在生产大队
由于我被它们视为”顽固份子”，因此长期处于被单独关押的状况，不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关在一起（法轮功人员一般都被关在法轮功专管大队），整个上海女子监狱一共有五个大队，在近五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在四个大队关押过。
生产大队从事的是繁重的奴役劳动。在中国，样样事情有指标，包括公安局抓人也是有指标的，抓不到足够的数字，就完不成任务。监狱也同样有指标。每个大队都有几千万出口额的生产指标，这指标是与警察的奖金挂钩的，因此犯人就成了他们赚钱的工具，这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公安抓人是有指标的了。监狱对外是说犯人每天最多工作8小时，实际上犯人每天劳动一般都在16小时以上，甚至通宵。用犯人的话说：”从鸡叫做到鬼叫”。
上级来检查时，监狱早已得到消息，这时候谁还干活，就要受处分了。法律在执法者手中随心所用。要是有国际组织参观，更是将奴工工具、奴工产品藏匿起来，所有的犯人都必须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任何人不得与参观人员接触，如果有来宾想了解情况，也是事先安排好的，指定某个犯人，回答的内容也是预先编排好的，被选定的犯人也是能揣摩警察心理的，都是可笑的歌颂恶党，监狱如何文明执法等的假话。等检查团走后，更是变本加厉，要补上检查团来时休息的损失。
犯人完不成生产指标就会受罚。不让睡觉，不让吃菜，不给买日用品，不给洗澡，不让家人接见等等，人的最基本的生活权利都被剥夺。那时我常常处于极度疲劳，浑沌的状态。从工场间干了一天的活回到监室还要继续干活，床似乎与我睡觉无缘，而是为了摆放奴工工具、奴工产品的，而我困得站着都可以睡着。恶警也怕超时干活被外界发现，因此晚上将照明等通通关闭，开睡觉的长眠灯，在这种昏暗的灯光下长期做针线活，我的眼睛受到严重损伤，见到亮一点的光，就流泪不止，睁也睁不开。那时支撑我的就是大法，我干活的时候，就一遍又一遍的背师父的经文，增强自身的正念与力量。
刚进监狱时，我想不能配合邪恶的安排，我不是犯人，不是来干活的。为了更好的和犯人讲真相，我就帮其他犯人干活。恶警就将我的名字上白榜，说我是全中队干活倒数第一，以此来污蔑大法。然而我的刑期较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我的正念变弱了，开始配合邪恶的安排，去完成那无休止的劳役。劳役的产品都是出口的，几乎什么都做：有服装，裤子，坐垫，国旗（甚至做过上万的英国国旗），长毛绒玩具，羊毛衫，打毛衣，绣珠片衫，床上用品，一次性筷子，餐巾纸，信封，快餐用包装盒，食品包装袋，纸袋等等，卫生条件极差（如果真的看到制作过程，谁也不敢买）。监狱只要有钱赚通通做，而且交货期随买方说，因为这里有的是可以随意役使的免费劳动力。
警察安排了两个包押犯看管我，实际上整个小组的人都对我进行监视。因为她们的减刑，加分都会与我有关。她们两个每天要写我的情况汇报，晚上要值班，防止我炼功，对我形影不离。当时我想既然到了这里，她们也是要被救度的，我要让她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因此我从不把她们当成是我的对立面，是来看管我的，而是当成与我有缘的众生，也许她们也都感受到了我的善，因此都不愿意去打我的小报告，甚至有的还帮我望风。有的犯人还偷偷跑来和我说话，问问我法轮功的情况，告诉我她们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有一次，有一个人过来告诉我，在看守所有一个杀人犯被公安找去，让她改口供说自己是炼法轮功杀人的，只要她这样说，就可以免除死刑。这个杀人犯回到看守所后告诉了她，后来结果如何，就不得知了。
监狱虽然是人间地狱，可也反映出社会的一面。尤其警察的表现更影响着犯人的思想。犯人是与世隔绝的，而警察却每天从社会中来。因为是大城市，女子监狱的警察几乎都是女性，学历较高，很多是刚刚走出校门，年龄比我都小的小姑娘。可是中共的特点毕竟是十恶俱全的邪教，在我关押的几年里，眼睁睁的就看着单纯的刚毕业的女警变的凶狠，虚假起来。
法轮功学员被上铐，关禁闭是经常的事。不知什么原因，它们从未打过我。有好多次，它们威胁我，要给我关禁闭，加刑，要将我送到青海农场，可最后都不了了之。但是我在监狱开大会时亲眼看见，我一同进来的同修被它们打的脸肿的高高的。出狱后她告诉我打她的女警，就是被犯人视为男人的某恶警。监狱关的都是女犯人，同性恋在监狱泛滥。该女恶警将自己视为男人，讲话，行为都变态为男性。它打犯人时都要将女犯人的衣服剥光，恶行令人发指。
虽然我不能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了解更多的迫害情况，但是常常有犯人跑过来告诉我，某某被关禁闭了，某某上铐了，某某被电警棍电了，某某被强迫在寒冷的冬天光脚站在地上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某某被强行灌食等等。还有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恶行，在表面的文明下罪恶的隐藏着。
监狱经济大队是全监狱进行账目及文件管理的大队，是上级检查必查的项目。每一次检查来临前，警察和犯人都忙着开始做假文件，做假帐，补代他人签字。做这种造假事情的犯人被认为是要求进步，靠拢政府的表现，还会加分，减刑。真是政匪一家。
监狱犯人用水量是有限制的，四大队每个监室有水表，16个人一个房间，每个人每个月规定不得超过1个字（1立方），一个房间16个字。每个月下来，监室之间要评比，中队之间也要对比。超过的要停用水，停洗澡。犯人正常一个星期洗一次澡，每次时间夏天5分钟，冬天10分钟，包括脱衣，穿衣，有时人多没有龙头，来不及洗，就带着肥皂沫出来了。即使这样，还经常因各种所谓的规定被取消洗澡的资格。这些规定没有法律条文，完全掌握在警察手中。警察之间的虚荣心，攀比心让犯人苦不堪言。
监狱警察的这种瞒上欺下的做法使监狱关押的其他各种刑事罪犯越变越坏。虽然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女子监狱外部设施上给人一种文明的感觉，可是内部人文素质真的象在人间地狱。正象《九评》所说：”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顺着警察的意思说假话，行恶事变为要求进步，减刑的标准。说真话、做真事竟然成了“与政府对抗”。
（二）关押在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
到了我被非法关押的第三年，它们将我关到了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该大队分为东部和南部两个中队。东部关押的大都是未“转化”的法轮功人员，南部是已“转化”人员，每一个监室都有监控，这在其它大队是没有的。
在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法轮功学员被集体抽血，说是为我们检查身体，特殊照顾我们。2003年监狱对法轮功专管大队所有关押人员进行抽血体检，当时得到通知一个人都不可以遗漏，连被关在禁闭监的人都必须体检。监狱有卫生所，检验身体一般都去卫生所。然而这一次，是医生直接到大队的活动大厅，摆了一长排桌子，被关押人员排着队一个个接受验血。这次验血是用针在手指上刺血，用玻璃管封存好，每个人都有编号及个人信息，当时气氛也有些神秘和紧张。医生有好几个，其中还有男医生，女子监狱卫生所的医生都是女性，由此看出，这不是本监狱的一般体检。而且在被关押的前三年中除入监时在卫生所体检过一次，还没有过这样的体检。
还有一次是一辆大型医疗车直接开到监区监舍门口。车上有医疗器材，透视之内的设备。体检过后监区开会，大队长在会上说，政府对法轮功人员身体健康非常关心，这套医疗检测设备是从国外引进的，非常昂贵，干部级才可享用的，检验一次要多少多少钱，它们警察想用还用不到，却给法轮功人员免费使用。往测试仪器前一站，就可将全身各个器官全部检测到。并说修炼法轮功的人都因为身体不好了炼功的，身体和心理都有疾病，因此政府对法轮功人员身心健康格外关心，待遇都不同其它服刑人员。为此已转化人员××还写了一篇广播稿，歌颂恶党如何关心法轮功人员的身体健康，监狱如何文明执法，此等”歌功颂德”的广播持续了很长时间。
每次”体检”，被体检的当事人都没有拿到检验结果。但是有些法轮功人员经常被逼迫去医院看病，吃药，不服从时，还会让包押犯将药下在饭里，有些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吃下去了。过后，还会有犯人写赞扬文章进行广播，说法轮功人员有病不吃药，监狱警察对她们关心无微不至，想尽办法让她们吃药等等欺骗人的鬼话。
对于体检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觉得近来体检怎么如此频繁，直到今年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的恶行被曝光后，我才惊醒，恶党竟如此邪恶，不知仍被关押的同修命运如何。希望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都能来制止这一暴行，营救被关押的大法弟子。
当时我被关到东部一个最阴暗的监室，由五个犯人看着。这一次他们采用了最阴险的办法，规定不认罪的不可以出监室一步，洗脸，刷牙，上厕所均在监室里，有其他犯人帮着接水，倒水，倒痰盂，洗衣服等。恶警安排一个老年犯人为我做这些事。晚上其他犯人不可以睡觉，要值班，但我可以睡觉。如果我认罪了，那么我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她们晚上也可以睡觉。它们恶毒的说：你们不是讲善吗，你们为了自己炼功，让别的犯人大冬天的替你们吃苦。如果你拒绝洗脸用水，它们又说：你们自私，自己脏，还影响别人，这是集体环境，要考虑别人。而我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其他犯人，她们会因我而受处罚，但警察却不处罚我，表面上还会对我更好，这种伪善和阴险的手段比打人还恶毒，她们故意在犯人和我之间制造对立和矛盾。
同时动用其他已“转化”的人给我洗脑，说邪党如何为人民服务（其实是为自己捞钱），把中国发展的如何好（那是民众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些警察其实在帮助我们（其实是非法关押、剥夺信仰）等等谎言，因为学法少，正念不足，我向邪恶势力妥协了，殊不知在修炼这条路上迈出了不该迈出的一步，犯下了永远抹不去的污点。
其实大法在我心中深深的扎下了根，让我离开大法真的是生不如死，虽然当时自欺欺人的认为自己心里没有“转化”，这也是那些犹大做“转化”迫害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都是放不下的人的执著。
“转化”后我被调到了南部，这里一个监室关押着多名已“转化”的人。和她们的接触中，也了解到一些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有许多大法学员在送到监狱之前是被关押在精神病医院的，有的被绑在床上，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当时经常有大法弟子被恶警说成得了什么病，强行送到医院治疗，有的去了就没见回来。也有的听恶警公开说某某精神出现了问题要如何如何“治疗”，后来我们就再也没见到她。在我出狱后，我从明慧网上得知，曾经和我关在南部同一个监室的一法轮功学员出狱后又被绑架，被注射不明药物几天后死亡。监狱经常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心理教育课”（精神洗脑），并恶毒的说炼法轮功的人是有心理问题才炼的。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单独所谓“心理测试”，我就被单独测试了多次。
为欺骗外界，掩盖其迫害罪行，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表面上相对其它大队劳动轻一些，主要进行思想洗脑。对于其他刑事罪犯，它们取笑说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是她们的“避暑山庄”，因为她们可以逃避劳动，只要看着法轮功学员就可以了。只要会打小报告，靠拢中共恶警，减刑就很快。也因此，许多警察的亲戚或有关系的人犯了罪都削尖脑袋想往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调。然而对于大法学员来讲，这里是对正念和正性的摧残，人性的侮辱。
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经常搞“批判”法轮功的活动，氛围就象文化大革命一样，由于它们实在做的太过火，太荒唐可笑，调到南部后我马上意识到我的“转化”是天大的错误，可是该如何做我还不清楚。我不想让它们再围攻我，就一直保持沉默，也从不做其他人的所谓“转化”。它们觉得我没有利用价值，没多久就将我关到生产大队从事繁重的奴工劳动。这时，我也萌发了早点出狱的念头，我想知道这几年大法的情况，我想看师父的新经文。离开法的日子真痛苦，法是一盏明灯，在漆黑的夜里照亮你前进的方向。可是失去这盏明灯，就象断了桨的小船在漆黑的茫茫大海中，不知飘到何处。
（三）走出监狱
在这个新的大队，我遇到了一个善良的警员。她和我多次交谈，问我法轮功的情况，及我为何炼法轮功，并探讨了许多问题。她私下对我说修炼法轮功没有错，象我们这样的人不应该关在监狱里。那时610办公室的人来找我，她就和我说不要相信610的鬼话，坚定你自己，其实她们很多人都不喜欢610的人，包括那些做“转化”的警察，她们自己都很矛盾，都是违心的按上面的指示在做，她们自己说的话，有些人自己都不相信。其实这时我已意识到自己“转化”是何等的错误，但还有很多问题不明白，毕竟几年了，没有好好学法，关押的时间比我在外得法学法的时间都长。就这样，在这个大队，没有人再来给我做什么“思想工作”（中共对中国人洗脑的专有名词），我也就埋头干活。我当时就想还清业力吧，自己造下的业太大了（其实还是消极承受迫害）。也就是在这个大队我提前了三个多月回到了家。
出狱那天，610办公室派的居委会的人也来了，在他们的监视下我回到了家中。他们并没有因我的提前出狱而放过我，几乎每星期派出所片警都要来盘查我的情况。让我去报到，写思想汇报，写“保证书”。但每次都是我家人出面应付他们，当时我的状况也不太好，还没从迫害中恢复过来。家人怕我再次被他们抓走，因此想方设法不让我和他们接触。因我家是自己开公司的，我就住在公司里，和员工同住宿舍，不回家住。他们找不到我，就让我家人写“保证”，如果我再修炼法轮功，就将我和家人一起关起来。家人因此对我的安全非常担忧，也一直监管着我的一举一动。甚至我睡觉时，都不允许我关门，怕我在房间里炼功。因此我人虽不在监狱，其实仍在无形的监狱里。对外人我也不可以多说话，父母看着，担心我话多惹祸上身，偶尔我外出一下，他们都提心吊胆，规定好我回来的时间，到家后他们才放心。因为这么多年我入狱，中共强加在我身上的迫害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压力和伤害，我也理解他们的心态。
这时候当年做我“转化”的学员知道我回来了，赶忙悄悄来看我。她已经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从新声明回到大法中修炼，为弥补她的过失，她给我带来了大法电子书。这样我终于又看到了师父的经文了。也在她的帮助下，我在明慧网上慎重声明了以前所说所做的一切作废，从新回到大法中来，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师父的慈悲和宽容给了我再一次的机会，我一定要走好今后的路，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中国对网络的封锁使得百姓包括那些警察都看不到明慧网的真相资料。也许是这个原因吧，那些警察似乎都不知道我的“洗脑作废声明”，他们也想不到我会这么快就出国。因为我在被关押前就有护照，这一次只是延期一下，再加上朋友的帮忙，克服种种困难，我来到了国外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在这里我意外的遇到了海外的大法弟子，从而也改变了我的决定，决定留下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走一条自由光明的路。
前不久，从家乡传来消息说，看管我的片警因我的出国而受到了处分。所以对我来说又是一次死里逃生。
不管前面的路如何曲折，我已回到大法中，在这世上我已是最幸福的人了。可是在中国大陆还有那么多遭受各种迫害的大法弟子，世上还有那么多受恶党谎言毒害的世人，我知道我们的责任有多大，有多重。写出这些，我也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能伸出正义之手，帮助制止这场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不变的真理。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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