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自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四平精神病院的遭遇
 李彬 |
1999年11月因参加广州法会被捕，2000年元月我因坚持信仰被警察送入吉林省四平精神病院，遭受了非人的迫害，而后2000年4月又被非法判处一年劳教，先后被关押在北京东城看守所、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九死一生。2004年7月辗转来到美国。
在精神病院的一个月的迫害，几乎使我丧失了全部记忆。几年的时间才使我的记忆力有所恢复。我能够在今天保持健康的精神，全靠法轮大法给予我的力量。今天，我把我能够回忆出来的在精神病院遭受的身心摧残揭露出来，让大家看看恶党对百姓使用的是什么手段。
先后被关押在两个“东山看守所”
1999年11月我因参加广州法会而被非法逮捕并被关押在广州东山看守所。
1999年12月26日左右，警察把我押送到我的东北老家，一路上一天一夜一直被铐着手铐，过往的行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警察劝我放弃修炼法轮功，并说如果同意放弃立即就放我回家和家人过年（当时很快就要过年了）。
由于我没有同意放弃，他们将我关押在吉林省东丰县的东山看守所（巧合，同广州的看守所名字相同）。当大家都在欢天喜地庆贺千禧年的时候，我的父母和亲人却因为我的遭遇而非常的担忧，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失去我的消息几个月了。我的母亲甚至因此而精神恍惚，原本很年轻的脸庞变得异常的憔悴，原来令她引以为自豪的是她虽年龄大却没有白发，这时黑发陆续开始变白了。我是父母最骄傲的孩子，用她的话说：我的大女儿是个非常善良非常优秀的孩子。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在我身上操过心，为什么长到这么大了反而让他们伤心了？
由于中共的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和洗脑，我的母亲也受到了毒害。在看守所接见的时候，她求我放弃信仰，甚至于跪在地上，哭天喊地，现在想起来都令我心碎。
被警察非法关押到四平精神病院
第一次听到“四平精神病院”的名字是在我十岁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从小最要好的一个朋友的母亲因为怀疑丈夫有外遇精神上受了刺激，被送到四平精神病院住了几个月，后来每年都要在这所精神病院住几个月，直到离开人世。我的朋友每天跟我讲她的母亲被强行抓上车的情形，令我听后不寒而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家很有名的精神病院，记得同学之间开玩笑，动不动就会说：“把你送四平去”（就是指送到精神病院去）。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的生命中会遇到和好朋友的母亲同样的遭遇。警察说如果我不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就不能放我。2000年元月的一天，警察利用我母亲怕我被送去劳教或被判大刑的怕心，将我关到四平精神病院迫害。
那天的天气奇冷，冰天雪地，我脚上穿着的是一双后跟已经踩塌帮了的单鞋。一路上父母也没有跟我说去哪里。望着窗外冰天雪地中依然傲立的青松，我的内心更加坚定。到了精神病院门口，我才觉得有些奇怪，但是母亲谎说她身体感觉不舒服，要进到那里去打点滴。
我只好跟随她进去，上到了三楼（具体几楼记的不太清楚了），走廊的尽头是大大的几个红字“神经科”。沿着走廊我看到每个房间的门上方都有个长方形的小牌子，忘记了是谁把我们领到其中的一间病房。母亲已经不堪重负，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头倒在床上，精神也有些不太清醒了，倒象是得了精神病。我只好陪在病床的边上。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醒来，便坐在母亲对面的床上打坐。大约过了二十几分钟，来了一个50几岁模样的女人（后来知道是精神病院一个什么头的妻子），把我母亲叫醒，并开始对我进行抨击，说什么：“她母亲都病成那样了，她还在那炼功，真是不孝顺”，“这丫头精神出了毛病吧，政府都定性了，她还坚持。”，“这丫头太痴迷不悟了”，还有安慰我母亲的话：“他们这帮人都有偏执性精神障碍，慢慢来，别着急”云云，我在一旁哭笑不得。停止了打坐，跟她打了声招呼，给她讲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但是无济于事，她觉得我简直不是正常人。
大约白天上班的医生都到了，一名女医生把我叫去，说是要问一些问题，我想正好向她洪法。在她的办公室里，面对面她问了我一些我在几次被警察审讯时问过的一模一样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开始炼法轮功的？炼功之后有什么感觉？政府都定性了，你为什么还坚持炼？你为什么坚信法轮功一定是正确的？等等。我如实回答，希望她能够正面认识大法。
被骗入精神病房并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
我忘记母亲在那里打了几天点滴，只记得有一天上午医院上班不久，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来到母亲的病房，每人胸前都戴着一个牌（标明职称和名字），其中一个胸前佩戴“神经科主任”字样的40几岁的男医生，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很多是重复那个女医生的问题，然后骗我说：“我们楼上还有很多医生想要听你洪法，你跟我们来。”我不知是计，只觉得有人要听大法的真相，那当然高兴，于是同意跟他到楼上。
沿着楼梯，走到最后一个台阶，发现是个封闭的楼道，对着楼梯的是一个大铁门，我正琢磨着这个铁门很类似监狱的铁门，医生打开门，我随后跟了进去，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铁门咣当一声重重的关上了，我感觉不对，本能的转过身去，拼命的敲门，近乎绝望的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感觉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无助……
这时，几个医生将我强行抬进了紧挨着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记得那个走廊很长，长的让我感到非常的阴森和恐怖，比牢房要恐怖一万倍。这时，我脑海中浮现出在广州东山看守所被抬入牢房的情景。而在精神病院的一幕，要比那里的情景更加惨烈。
在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他们强行用白色的带子将我浑身上下捆绑在床上，无论我如何拼命的挣扎也抵不过他们的力气。然后，他们几个人按住我的胳膊，给我注射了不明药物，我奋力挣扎，努力的想保持头脑清醒，但是无济于事，我敌不过药物迅速在我身体内所起的强大作用。也就是2～3分钟的时间内，我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思维越来越慢，逐渐的失去知觉，最后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天色已晚，我大约沉睡了一整天。我发现自己是被一阵吵嚷声惊醒的。我环顾四周，看到病房里有六张床，一张张神经兮兮的脸，一双双神经兮兮的眼睛告诉我我已经是在真正的精神病人呆的病房，再看看我自己，身上的外衣已经换成了条状图案的白色病号服。这时，正有一个20几岁的女人被抓进来，据说是因为她刚刚结婚，在结婚之前，并没有告诉男方她有精神病，结果婚后犯病，被强行送来。看着这些人，我的心里酸酸的，对世人升起了怜悯之心。
我告诉自己，不能就这样呆在这里，我要出去，于是，我开始绝食抗议。结果，他们又开始给我注射一种药，不知道是葡萄糖还是什么，而且医生说：“不能这样让你饿死，所以得给你身体补充营养”。我想：不能这样被他们折磨，我还要护法呢。无奈之下，我决定吃饭。
被迫服用大量不明药物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走廊，整个一层楼都是关押精神病人的病房，筒道的两侧分别是厕所和病房，大约有六七个房间，其中走廊尽头的那间最大，大约有近二十个床位，其余每个房间大约有七、八张床。那间最大的房间就成了白天睁开眼睛就要去报到的地方，整个楼层大约有六、七十个病人，每天白天都要集体在那里坐着。
白天，所有的精神病人都要到那个房间里集合，大家坐在床边，酷似在牢房里每天的坐板，不同的是，在监狱里不用吃连自己都不知药名的药物。
当所有的病人都端坐好了之后，要等主任带领一些穿白大褂的医生来探视，一名护士跟随其后，推着车（类似广州餐馆卖早点时推的车），小车里装着药，医生走到跟前时，递给病人一大把不知名的药物，然后递上一杯水，病人一手接过药，一手接过水，在医生的监视下，还有其他病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将药服下。然后还要将头低下，伸出舌头“啦啦”的发几声，才算过关，次次如此，无一例外。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被迫吃了多少片药，只知道其中至少有安定和安眠片。
每日睡觉之前还要重复吃同样的药，又是一大把。
没有人敢拒绝吃药，否则就会被绑在床上，强行对头部实施电击疗法（电疗）。我自从96年修炼法轮功后，就再也没有吃过药。但是在精神病院的一个月里吃的药，我感觉比我一辈子吃的药都多。
被迫接受头部电疗
电击疗法是精神病院的常用疗法之一。虽然往往被电击治疗的人不知道自己被头部电疗时的惨相，却也都看过别人被电疗时的可怜样子。
我并不知道我在那里要接受头部的电疗，直到有一天，我看见有一个精神病人在睡觉时，被白布条绑在床上，床头放着一个很大的仪器，大约有和床一般高，宽度大约是三分之二单人床的宽度，用电源接着一个两巴掌大的平板（没看清是何种材料），几个医生将那个平板放在病人的头顶，通上电，电击她的头部。那仪器发出的震耳的声音就足以使人感到恐怖，再看看躺在床上的病人，却一无所知，整个头部不停的颤动，而且口吐着白沫，样子很凄惨。我在一旁看着，自言自语的说：“可怜，可怜”。这时，旁边一个精神病人跟我说：“你比她还可怜呢，我看见你被电疗了好几次呢，就这样。”
我说：“那我怎么不知道呢？”
她说：“怎么能让你知道呢，谁被电疗的时候都不知道，都是趁着睡觉的时候偷偷的电。你比她还惨呢，你被电之后，出门走路去厕所都迷迷糊糊的，提着裤子（因为裤子肥大，不合身，有时就要用手提着），走不了直路。”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其实我被电的时候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太恐怖了，我根本不知道也想象不出他们用什么办法使我被头部电疗的时候能够让我丝毫感觉不到，我竟然一无所知。如果这样岂不把人电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在那里医生趁着我午睡时给我做了多少次头部电疗。当时，我的精神已经被摧残的麻木，哪里还会想到自己的大脑因此已经受了很严重的伤害。
我在精神病院的起居和饮食
起床、早饭、吃药、坐板、午饭、午睡、电疗、晚饭、二次吃药是每天不变的程序。逐渐的我也和大家一样，对这些既定的程序形成了条件反射，每天如同机器人一样，按照医生和护士的指令行事。
我不记得在那里曾经洗过澡，只记得那里的洗漱时间不比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的洗漱时间长。连上厕所用的卫生纸都是定量的。由于被迫服用了药物和被施电疗，头脑那时已经不很清晰，做什么事情都是迷迷糊糊的，如同与外界有隔阂，连自己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感觉都不是很清楚，好象是在听别人讲话。
吃的是大锅饭，还要排长队，动不动这些病人就为了一口饭、谁多谁少了而争吵起来。记得那时候，负责盛饭的是一个长年住在那里的精神病人，她和我住在一个房间，知道我是因为炼法轮功进来的，就对我格外的照顾，总是给我留很多饭，也不管我吃不吃得了。
她还告诉我：“哈静波（我母亲学校的一位老师，也是大法弟子）刚刚被放出去，她在这里也是遭了不少罪。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政府不让炼咱就别炼了，何必招惹麻烦？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连精神病人都知道法轮功是好的。
那里很多病人已经成了常客，就是每年固定时候要去报到的，还有单位送去的。大部份是因为某一件事情想不开，且总是不停的想，想到精神失常。有不同年龄的人。呆的久的病人会欺负新来的病人。而且有时表现得还很凶，但那些精神病人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所以都用另样的态度对待我，比那些医生还清醒。她们时不时的还劝劝我别再坚持炼了，免得受苦，早点回家多好。
每天坐板的时候，有的精神病人就会开始叨咕她们自己那点事情，那神经兮兮的意识不清的眼神让人看了顿生怜悯之心。她们太可怜了。有时，家人探视好不容易送来点吃的，怕别人偷吃了去，就装在袋子里，走哪儿带哪儿。她们对我都很友善，而且，还舍得把珍贵的食品分给我，但我每次都不忍心吃她们的东西。
不仅白天要面对那些病人，连睡觉也不例外。有一次，正在睡觉，被一阵唏嘘声惊醒，睁眼一看，眼前一个女孩子拿出了我所有的内衣，挨件往身上套，吓了我一跳。和我住在同一间病房的盛饭的那个精神病人也被吵醒，发现我受了惊吓，抓起这个女孩子的头发打了一顿。直到我不停的叫她不要打了她才肯放手。后来才知道，那个女孩子是在梦游呢。
如果没有内心对大法的坚信，我不知道有没有力量让自己在那个环境中不崩溃。
“主治医师”王凯
记得刚被关进去的第二天早晨，一群医生来探视，那个把我骗到楼上的主任出现在我的面前，把身边的一个小个子医生介绍给我说：“王凯，你的主治医生。”我抬眼看了他一眼，见他穿着白大褂，戴着胸牌：主治医师 王凯。他的身高不足一米七，人看上去很瘦。
不记得我几天要受到一次这位主治医师的“关心探视”。印象之中只记得他总会来，而且这些医生每次出现，都要对病人进行言语刺激，说出的话并不是关心的话语，而是些连挖苦带损人的话，而且都是针对那个精神病人心痛的事情下手。因为他们从没有把这些精神病人当人来治疗，而是把他们都当作了不正常的听不懂人话的另类。
王凯听信了中共的造谣宣传，所以对我问起话来也是中共的那一套，每次谈话都达不到他想要的结果（让我放弃信仰），便说我是严重的“偏执性精神障碍”，简称“偏执”。
记得有一天探视时，他说：“我们院里开始评职称了，英语要过关，听说你的英语特棒，能不能帮助我一下？”我说：“可以，没问题。”后来记得他也问过一些英语问题，但是因为当时自己的记忆力已经受到药物的损害，感觉很多英语语法都模糊不清了。
妹妹的意外探视
在那里，属于隔离治疗，是不允许轻易被家人探视的，甚至比劳教所的规定还严格。谁要是有家人来探视了，别人都羡慕的不得了。
有一天，护士突然大声喊我的名字：“李彬，家里来人了”。我正觉得奇怪，跟着护士从坐板的房间回到了我当时睡觉休息的病房。看见妹妹和她的男朋友已经在那里等我。妹妹满脸眼泪的对我说：“姐姐，你这是何苦呢？你就说句不练了，不就回家了吗？”后来她的男朋友也是劝我要明哲保身之类的劝说。我便向他们讲述我修炼之后身心受益的感受。
我还问妹妹为什么管制这么严还能找机会进来看我，她告诉我说送礼给了主治医师王凯，还请他吃了饭，才允许探视。
离开精神病院后痛苦的继续
妹妹来探视之后的几日，也就是我在精神病院呆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医生带着父母出现在我的面前，说要带我回家了。我的确盼望着离开那个可怕的地方，后来才知道因为哈静波（我母亲的同事）又要被关进来了，他们怕我们在一起更加坚定。
回到家里，我并没有得到我预想的安宁。当天晚上，我就失眠了，是因为在精神病院服用了大量的精神刺激药剂，包括安眠药片，突然停止了服用，就造成失眠。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眼看着眼眶逐渐的发青，人也渐渐瘦了下去，就是睡不着觉。那种痛苦难以言表。
这样持续了几天，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一天，我不经意的拿起身边的一本英文词典，看到了很多看似熟悉的单词却不记得是什么意思，我突然发现：我失去了记忆。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开始努力去回忆我被关押在精神病院之前所发生的一切，我竟然想不起来也记不清楚我昔日可爱的同修们的名字和样子，也不记得我是怎样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更忘记了我在广州参加法会的那段难忘的日子。我瞬间感到一种莫名的无助，我的精神近乎崩溃了。
在那种艰难的处境下，一方面我的信仰受到严重的阻碍，找不到自己要看的大法的书籍，非常痛苦；另一方面，我被迫承受着男朋友的情感上的伤害，过着情关。我感到精神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连呼吸都感到非常的困难。
记得那段日子里，不断的深深的叹气已经成为了自己都觉察不到的习惯，感觉只有长长的叹口气才可以缓解我的压力，甚至出现开始目不转睛的数头发、抠指甲类似真的精神病人常做的动作了。也许那是生命本能的转移精神痛苦和压力的一种动作。感到没有力量可以支撑着我站起来，只记得当时失去记忆的我脑海里竟然顽强的呈现几个词语：法轮大法，真善忍，我的男朋友的名字和他的电话（以前我是不用电话号码本的，所有的电话都是记在脑子里，而那次其它的电话号码我都不记得了）。足以可见当时我精神上承受了何等的刺激和打击。
警察和政法委的人每隔几天就要假惺惺的来我家“看望”，表示“关心”，其实就是监督我的思想状况。母亲一直将他们拦在外面没有让他们见到我，因为母亲知道，他们肯定会追问我是否写“保证”之类的问题。因为我不能总呆在家里，还要工作的，后来，母亲只好放我回北京。我借此逃脱了警察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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