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最后越要警醒
二零零四年秋，先是十几个去农村发真相材料的同修被抓，当天放回九人，只剩下两个同修未放，说是县委不让放人。协调人和有的同修认为应该到县委去“要人”，所以决定第二天组织全县大法弟子去县委门口静坐上访。（因当时一同修坚持她自己的意见说：如果我们不去要人，时间一长，被抓的同修坚持不住就要把我们都要说出来），其实这位同修早已不在法上了。第二天因同修意见不同没去成，几十个同修公然到协调人家里开了一上午会，当时协调人和儿子闹不和而找理由搬家（其实没有站在法上去圆容法）。这时公安局已派人盯梢，因为许多同修不同意这次冒险行动，结果第三天只去了少数人，而这些人还没走到县委门口，就被事先埋伏的警察绑架，一年后又被邪恶判处三至十年重刑，至今仍在监狱里。
总结这件事的教训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一、 协调人被“人情”所动，没做到真正的“善”
开会时被抓的同修的家人也去了，哭哭啼啼的讲恶警抄家的经过，求大家去“要人”，协调人被人情所动，认为“要人”是我们的责任，忘了我们的根本责任是救度众生，里面的同修重要，外面的同修的安全更重要。这种公然静坐的形式，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什么正面效果的，并且做了一个大横幅和一个木板做的上面写着“无罪释放”的标语牌，还有一百个小旗，准备在县委门口拿出来。可协调人为欢喜心（公安局要人成功、功利心、现在不去“成就功德”，等正法结束就晚了），求名的心（县委要人如果成功，比我们发多少传单的影响都大，给县委的人看看我们多……）、自心生魔（把自己当成常人式的领导，听不進不同意见），还套用师父的讲法：“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没有考虑后果就贸然做出这一决定。可当时有一点是明确的，同修们去、不去是自愿的。
二、 众同修心态各异，盲从帮哄
交流时有同修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完全不在法上，但该同修说完后就走了（上班）；有的同修清楚的讲了这件事的严重后果及负面影响，被老同修反驳后，认为自己得法晚，没资格说话，因而不再坚持，并且自己撞见公安盯梢的人的事也没讲出来，只是在法会后提醒个别同修做到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有的同修片面理解师父讲的“默默圆容”的法，尽管也指出这样做不在法上。可自己还是早早赶到现场，忘了师父讲的是圆容法，而不是圆容人。
更多的同修是盲从、依靠心理。尽管不情愿，认为协调人说去就去吧，反正只要有一个同修正念足就能把邪恶定住，何况咱们这么多人。他们忘了修炼不是大帮哄，师父要我们每个人都修成主掌各自天国的王、主，这样没有自己的正念怎么能行呢？何况这次行动本身不在法上，还谈的上正念足、不足吗？
最主要的是众多同修的怕心、私心，看到走在前边的协调人和同修被绑架，后边的同修各自奔命去了，没人想到发正念，救同修，这个场面给围观的群众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另外还有极个别的同修，自己竟承认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在其中挑拨是非，拉帮结派。所言所行跟破坏大法的魔没太大的区别，并且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她就说是“魔”等等。最后也被绑架并判了九年，现已放弃修炼、所谓“转化”。）
三、被抓后寄希望于邪恶的配合
主要协调人被抓捕后，认为这不过是个“错误”，承认就没事了。因为该同修是退休干部，受邪党“坦白从宽”的毒害太深，被抓不久，他就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甚至以前做资料，发资料、录磁带，以及怎么做，谁做了，在哪儿做的全都说了（对法理认识不清和学法少）。本来几十个同修在县委门口走一下也不算什么大错，并没有形成“静坐”的事实，可他这一承认，其他同修也全承认了，并且牵连外边的资料点及许多没有去的同修。损失太惨重了，“坦白”的同修同样被重判七年。
四、该协调人被常人事所动
也就是负责打印资料的协调人，不久在人民报上下载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共高层领导已经商量给法轮功平反一事如何如何……，让负责复印的同修打了一批发放给常人和同修们传看，导致那些不精進同修的偏激，这次如果走不出来就难以修圆满（对时间的执著）。我记的明慧网上发表过关于对人民报文章的一点提示，就是除了明慧网上发表的文章之外，其它网站的文章都不可打印及散发，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学法少就会被旧势力牢牢抓住有执著的空子钻。
以上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谈对此事的认识。正法已经到最后了，同修们，让我们吸取教训更加清醒的走好最后的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