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来　溶入整体

我已经为英文大纪元作了近两年。这个项目要求人全身心投入，而且是长期持续性的工作，当然就没有机会偷懒或者放假。做媒体不象其它证实法项目有明确的开始和结尾的时间，同时对学员还有很高的心性要求，因为报纸印出来后每一个字、每篇文章、照片以及广告，都有我们能救度众生的能量在里面。

“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别小看。你一句话、一个传单、键盘上按的一个钮、一个电话、一封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明白了真相的生命他也是活传媒，他们也在讲真相。在社会上形成很大的影响。”（《在二零零三年美中法会上的讲法》）

但是邪恶在我们的修炼路上设了很多路障。在英文大纪元之前，我一直参与很多其它的证实法项目，帮助组织各种讲真相活动。但开始做大纪元后，我就停止了做其它证实法的事情，很快就進入了“我太忙”“我不能再承担其它事情了”或者“我现在做大纪元媒体，不能公开作大法的工作了”的状态之中。我没有意识到这些借口使我开始渐渐远离正法的整体，我开始很少与大纪元之外的学员接触。虽然表面上我是很忙，但内心深处我有感受到这条鸿沟开始渐渐扩大，离正法的要求和步伐开始疏远。这种状态甚至反映到我的日常工作里来。一段时间里，我总是与时间较量，老是被拖后腿，做不完事情。这种状态持续很久，使我也感到身心疲惫，这时我开始警觉，必须提高冲破这种状态。

一天晚上，当我完成又一期英文大纪元后，我探望了一名学员，他告诉我新加坡如何急需帮助，西人学员能去最好。那时我几乎对新加坡事件无所闻，只知道有一桩诉讼案在進行，学员有可能被逮捕。但我一听到西人学员更应该去，我的第一念是：不可能，我怎么去？我常人的工作怎么办？我怎么跟家里解释得清？所有的担忧怕心冒了出来。

那位学员还是鼓励我去。我于是想可能我应该有机会去。我有足够的资金，工作调整一下肯定没问题。思想斗争很激烈，但我下定决心去，事情就即刻发生变化。

我毫不费劲的从新协调了我的工作安排。机票在短短的三十六小时内定好。跟家里谈话也比我想象中的容易的多，当时谈的时候我的语气很冷静，很清楚的解释了去新加坡的原因，正好有机会又跟他们進一步讲真相。

如在过去，跟家里人谈大法的事情我会非常紧张，但这次奇迹般的一点没有。家里人也听的很认真，并表示尊重我的决定。就这样，五天后我就搭上了去新加坡的航班。

当我刚到达新加坡的时候，我有点紧张，因为我并不确定我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里发生着这么多的事情，我应该做什么呢？但是当我向后退一步，不再执著我预先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作为当时在新加坡的两位西人学员之一，师父安排了我在法庭作文字纪录的工作。

在法庭上，整体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对在场的每一位官方人士发正念。有些学员对着法官发，有些对着控方的律师发，有些则对着翻译人员发。大家彼此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相当的顺利。

除了我在法庭的文字纪录工作之外，我同时尽到了我身为大纪元记者的责任，做了一些采访，报道整个诉讼案的过程。

我在新加坡的两天半里，感受到了邪恶的巨大压力，感受到了正与邪之间不断的较量。为了能保持精神的集中，以及不浪费任何一秒钟，我不断的发着正念。我不断的在心中告诉我自己：我只接受师父的安排，我绝不接受旧势力狡猾的安排。有时当我松懈的时候，我会清楚的告诉我自己，要坚定，不要让邪恶钻空子。

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同时感受到了大法粒子的遍布全球与无所不在。无论我们身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大家是一个整体。我们的事就是他们的事，就好象他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一样。就如同在澳洲正在進行的诉讼案一样，我们经历着魔难，学员的成熟度被考验着，而新加坡学员也在面对着诉讼案给他们造成的困难。

尽管案子的表面好象是我们的律师遇到了重重的困难。但是，在新加坡的学员并没有向外找，而是踏踏实实的向内找。令我非常感动的是，看到了当地主要的协调人公开的承认了他们的不足，指出了他们自己的人的观念、情，和对自己的执著。

在新加坡的经历唤醒了我。在两年之后，我再一次从新感受到自己是巨大的正法之势的其中一份子。正法的進程是如此之快！任何一个不正的念头都会使事情受到阻碍，但是，一个坚定的正念之场可以突破困难，解体黑手与邪恶。

（二零零六年澳大利亚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