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星期六我坐18路电车回家。突然我听到我身后远处有人在说这两个我一下就能分辨出是中文的词汇,因为我会经常听到同修(中国人)们在谈话时说这两个词:……“这个”……“那个”。
“啊,是中国人,”我想,“这回一定没错了。”
我转回身,真的是四个年轻的中国人,两男两女。他们看上去都挺热情,于是我就给他们“九评”。但是他们却不想要。其中一个可以讲点德语,就对我说:“不,谢谢。”“可是你们真的应该看看的”,我仍是这样对他们讲着,因为其中有一个女生看起来很想拿,但是又有些怕她的同伴。最终她还是没有拿。
最后我只好又将“九评”放回包里,然后坐车回家了。但是这个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回家后,我做了点饭吃,之后又做了些家务,几个小时后我就出发前往一位同修的家里去学法。对遇到的那四个中国人的事,也没再想些什么。这次,我坐上了完全相反方向的车,并且坐的是汽车。我上了车,车上只有很少的几个乘客,更准确的说,只有四个乘客,那四个我在电车上遇到的中国人!……“这个”……“那个”!
我们互相对视着,显然他们也认出了我,因为他们对我说:“你好。”我真的非常吃惊,简直难以置信,而那四个中国人显然也同样的惊讶。最后我说:“怎么会是你们呀!这绝非巧合!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呀!”(因为那个电车和这个汽车的行驶路线上没有任何的交集,它们是开往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的。更别说我们的再次相遇间隔着好几个小时呢。)
这次我又给他们“九评”以及一份中文的大纪元报纸,而那份报纸上正有一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老师的照片在上面,我一直带在我的身边,没将它给过任何一位遇到的中国人。这次,上回拒绝我的年轻男子收下了所有的资料,并将“九评”给了那位上次我就觉的非常想拿的女生。而他自己也马上读起大纪元报纸来。
在终点站我们一起下了车,我要转乘地铁,而他们也要乘坐往另一方向去的车。在分手的时候,他们非常友善的对我笑着挥手。
其实,很多中国人与大法都有着很大的缘份,而这缘份即便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也是牵连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