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江××出于妒忌,为一己之私利,与恶党互相勾结,相互利用,在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修真、善、忍修炼者的打压、拘留、判刑、洗脑、罚款、株连。面对邪恶的打压,我与妻子贺秀玲在99年底走上上访之路,想把大法修炼利国利民告诉政府。上访无门遭抓捕拘留。最后走上了天安门,告诉世人恶党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实践也证明了恶党迫害法轮功彻底失败。
在上访中,我被恶党七次拘留、一次劳教、三次强制洗脑。2000年底,在北京海淀看守所,恶党把吸毒犯、偷盗犯、流氓犯等又教唆成打人犯,教唆犯人扒光我的衣服,在外面防风处把门关上,不让人看到,对我洗冷水澡一个多小时,冻的我浑身哆嗦。接下来坐土飞机,4、5个犯人把我两手伸直按在墙上,两脚似落非落,用膝盖顶着我的臀部,采取流氓手段,把饮用水瓶装满水,系在我的生殖器上左右摇摆。睡觉时3、4个犯人围在我身边不让睡觉,使我4天4夜没能合一眼。他们用报纸卷成纸捻,一打瞌睡就用纸捻捅我的鼻子、耳朵,难受的我两眼流泪,还不时的打耳光。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几天后我被调离牢房。在刑拘期间,恶警经常把我提出去电击,电的我脸部肿起老高,嘴唇流黄水;喷迷魂药,这对我修炼人根本不起作用。
因我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烟台渔业公司以党委书记毕务义,组织部长鞠传政,劳资处长栾石德,公安处政委李长海为首的洗脑专案组,组织30多人轮番洗脑,企图使我放弃修炼。
2001年4月,烟台芝罘区看守所对我施用暴力,手铐脚镣戴着,四肢伸直铐在床上,灌食时打开,4、5个犯人按着头,狱医强行灌食。
在王村劳教所,不许睡觉,精神摧残,把我迫害折磨成高血压。每天早晨5点起床操练,而后劳动做苦役,而苦役大多都是有损身体健康的物品。晚上洗脑到10点多钟。
在上访中被恶党非法绑架。第一关是绑架到驻京办,恶警搜身,无论身上带多少钱都被恶警洗劫一空,而后通知单位去领人。这些恶人趁此机会大吃大喝,回来后帐算在我们身上。我曾被渔业公司调配科长曲衍波罚款1,700元,公安政委罚款4,000元。
我妻子贺秀玲被绑架送到辽宁锦州关押3个多月,罚款3,000多元,5次拘留。2003年因做真相资料揭露迫害被烟台芝罘区公安610非法绑架,长期关押在芝罘区看守所受尽折磨。2004年3月11日,我妻子贺秀玲被迫害的奄奄一息,人还活着就被610伙同医院送进太平间,下身赤裸冷冻。贺秀玲被迫害致死。
2006年农历新年后,我与贺秀玲亲属去看望贺秀玲遗体,遭到610、看守所拒绝。
两会时,渔业公司治安科长李春业上门骚扰,名义上关心我,恶党哪有那么善心,其实是骚扰我。而后是公安处政委李长海打电话骚扰。
2006年4月6日晚,我出去回来,大约在7时左右,公安警察在我家门口蹲坑。
4月6日晚,我家的几个姊妹串门,被盯梢。4月8号左右公安国保再次骚扰我,使我在失去妻子的痛苦时,又处在邪恶的恐怖中,生活不得安宁。
惊闻中共在劳教所、监狱、集中营、医院等设施内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使我对贺秀玲的遗体情况产生疑问。贺秀玲在2004年3月11日早7时30分被迫害致死,芝罘区公安610头目李文光打电话通知我,我在大约9点半左右赶到医院,而我却没有看到贺秀玲遗体。我到病房公安把我叫回来不让到病房。11时左右其亲人赶到,在太平间见到时看到她还没断气,法医鉴定虽然我们在现场,但解剖时并没有让我们看,只是说哪有毛病让我们进去看一眼,赶紧叫我们出来。
为了揭露恶党邪恶迫害,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使更多的世人认清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本人呼吁国际调查机构为贺秀玲被迫害致死一事立案。在国际上曝光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只是冰山一角。呼吁大陆学员,为了不再遭受迫害,为了没有受到迫害的同修不受和我们同样的迫害,拿起笔来揭露迫害,使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尽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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