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辛巳年农历腊月二十七(2002年2月8日)和另一位同修去北京证实法的,第二天我们在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被恶警抓到前门派出所,把我们的身体搜查一遍,问我们是哪里来的,我们不说,他们打了我们几个耳光之后,要给我们照像,我们不配合,他们就连抓带扭的强行给我们照了像,然后把我们关在一个铁笼子里,到晚上8点多钟,我们有8名大法弟子被关进这里,然后他们强行把我们拖入车中,分散送到各个派出所,我被分散到红星派出所,当晚我被关进一间空房子里,外面有一保安看着。
第二天早晨我正在立掌发正念,来了一个姓康的副所长,他见我在那发正念,就拿出手铐把我的双手背在后面铐上关进屋里。晚上8点多钟来了两个副所长,把我带到一个办公室,问我是哪的,我不配合他们,他们打我一阵之后拿出师父的照片让我烧,我说那是我师父,我不能烧,他们拿着打火机,掰着我的手让我烧,我边挣脱边说:你们这样做是在犯罪,会遭报的。他们两人连掰带扭,最后他们也没有得逞。其中一人把师父照片拿到一边点着了,我继续说:你会遭报的,我刚说完,照片还没烧完,他就象一堆泥似的一下就瘫在了椅子上,我当时心里就意识到,他的元神被打入地狱了,之后他与另一人说: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
那人走后,另一人找来一保安,把我的外衣脱掉,里面只穿一件线衣,把我的鞋也脱掉,把我铐在院子里的一个铁柱子上,让我在外面冻着,我在外面不停的发正念,大约1个小时左右他们把我带进屋里继续让我说出地址,我不搭理他们,最后他们又把我送回原处,外衣也没给拿回来。第三天上午(年三十)10点多钟,那个姓康的副所长又把我带到一办公室,进屋之后先是一顿毒打,拳脚相加,打了我十几个耳光,用手铐把我的双手铐死之后还使劲的往桌子上磕,逼问我说出地址,我告诉他,不能说。他见我不说就和另一保安把我拖到水房,他俩按住我把自来水管从我的脖后插到线衣内往里放凉水,把我全身湿透了,然后把我拖到楼房后背阴处冻着,下午2点多他们见我还不说,就把我送到大兴县看守所,下车时看到我们一起被抓时被分散到别处同修也送这来了,登记时他们给我们都编了号,我的编号是2158。
在我绝食反迫害期间,有两位同修大约绝食70天左右,一个编号为2159,40岁左右,东北口音,另一女同修,编号记不清了,40岁左右,南方口音,他们身体出现严重状态,看守所看有生命危险,就把他们送公安医院去了。我在看守所期间,看守所三次给大法弟子集中抽血化验,自从两位同修被送公安医院后,在以后的抽血化验中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也没有他们的消息。在我绝食80天左右时有一个从公安医院回来的常犯,他对我说:法轮功被送公安医院后,把他们的手脚都铐在床上,然后灌食,平时也不打开,人要不行时,就抬出去了,不知道送哪去了,由此我联想到公安医院也在做大法弟子器官的“买卖”。
在恶党十六大前夕的一个晚上,大兴县国保处用车把我拉到一个地方,大约走了两个小时左右,下车之后先是过来三四个人用绳子拴在我的手铐上,拉起来在前面跑,让我在后面跟着,跑到一处用铁管子搭到葡萄架下,他们把我的上衣扒光吊在葡萄架下用树条子抽我,他们打累了,就放那叫蚊子咬我,我在那不停的发正念,大约2小时左右,他们把我放下来,带到一间屋里,然后来了两男两女,说他们也是学大法的,他们就开始跟我说,我一听他们说的全是邪悟,原来这里是一个洗脑班。我边发正念,边和他们辩论,一直到深夜,这四人走后又来两人,让我转化。开始几天我和他们辩论,后来我就干脆不搭理他们,就默默的发正念,因为我进来时就绝食绝水,几天之后他们看转化不了,就给我放李昌、姚杰的洗脑录像,一看也不起作用,再后来他们就追问我家庭住址,当时我的心里只有一念,你们什么都不会得到的,他们一看什么也问不出来,就把我的手一边扣在暖气管子上,另一只手扣在衣架上。
第七天国保处处长和一股长来,他们汇报说就这样了,没办法了,什么也不说,他们在另一屋说了很长时间,我脑里只有一念,坚信师父、坚信法,什么都别想动了我的心,想起了《洪吟》中“无存”“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我的思想中就想,放下吧,把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的情都放下吧,这一念过后,就感觉这个世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我的心也轻轻松松的了,无忧无虑了,很平静。第八天下午,在我强大的正信、正念的作用下,他们所施用的一切手段全部落空,什么也没得到,又把我送回看守所。
我在北京市大兴县被非法关押了14个月20天,于2003年4月24日,在师尊的呵护下堂堂正正闯出看守所。汇入正法洪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