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迫害得几次濒临死亡
得大法病痛消失
我原来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身患多种疾病，朋友和我开玩笑说：你除还有一个好肝外，已经没有好地方了！的确如此，病痛的折磨使我痛苦万分。98年农历新年，又遇一场车祸让我雪上加霜，对一切失去信心。98年6月的一天喜从天降，朋友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头几句话一下就吸引了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我一气看完了九讲，真是惊讶不小，当时的心情就象盲人一下子重见光明，自己经常思索的解不开的迷终于打开了。人为什么活着──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从此我开始学法炼功，奇迹发生了，几个月后，全身疾病不翼而飞，疼痛完全消失，受伤的两腿走路如飞，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泪水涟涟，师父啊！我一定要按照真善忍去做，做一个最好的人。
就在自己沉浸在无限幸福中时，99年7.20来到了，7月22日，全国媒体一切节目全部停止，全天播放诽谤法轮功的节目，当时我真是不敢相信，一个政府竟敢公开造假，编造了这么多弥天大谎。9月20日，我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想把自己学大法受益的全部经历讲出来，刚到信访办我惊呆了，人民的信访办已变成了抓捕场，警察正在凶狠地抓人，无法接近，无奈，我只好返回。
二次进京，被折磨的两脚烂到露出了骨头
99年10月25日，我又一次去了北京，心想一定要把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经历讲出来。说句法轮大法好，不料，刚到天安门，几个警察向我走来，试图抓人，我说你们干什么，他们说，你骂几句你师父，你敢骂吗？我说，我教育儿子都不打人，不骂人；他们说：是（法轮功）！然后不由分说，就把我推上了警车，拉到了丰台体育场，体育场四周已坐满了被抓的人，有的警察正凶狠地打人，在丰台体育场坐了一天一宿。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然后就把我们送到了密云监狱。
到了那，恶警凶狠地打骂我们，我善意地说，我们是修真善忍的，是炼功做好人，你们不能执法犯法。他说：少废话！国家已经定性了，我们执行江泽民的，就是法！然后就把我们扒光衣服搜身，罚蹲，两脚尖并拢，蹲了很长时间，有好几个学员蹲不住了，直摔跟头，我也有些支持不住了，就开始坐下炼功。几个男恶警蜂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给我戴上了他们自己制作的手铐、脚镣，足有三、四十斤重。上面满是厚厚的铁锈，我被双手反铐在背后。恶警扒掉我的鞋，只穿一双高筒袜，把我拖到布满石头子的院子里，逼着我一圈圈地走，走慢了，一个又高又胖的男恶警对着我的后背猛踢一脚，我跪倒在地，好半天才艰难地爬了起来，一直走了几个小时，我实在走不动了，几个恶警过来拖着我的胳膊，两腿着地，象五马分尸一样在院子里跑。因为当时我已有气无力，身不由己，只好任凭他们百般折磨，他们走不动了，累得呼呼直喘，才停下来。这时我袜子被磨飞，腿被磨破，脚镣手铐陷在肉中很深，血肉模糊，就这样，手铐脚镣也不给摘，一直戴了六天六宿。天天坐板，不能睡觉，不能吃饭，不能上厕所，又赶上来例假，我两手不能动，又没有纸，一连六天，痛苦难言。后来我被送回到吉林市拘留所，这时两脚已烂得露出了骨头，象刀割一样痛，半年多行走困难，至今，两脚跟还留有深深的疤痕。因为上访恶警把我非法拘留三次，每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勒索现金四千元。
2000年2月15日，我和同修交流学法修炼体会，被非法抓捕，我被带到了吉林市青岛街派出所关了一宿，恶警抢走了我兜里的三百元钱，然后把我送到吉林市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恶警让刑事犯看管我们，不许说话，不许炼功，因为我炼功被罚蹲两次，一次长达十个多小时，我的双腿都肿了，不能站立。我绝食抗议，第六天恶警给我迫害性灌食，一刑事犯告诉我说：玉米糊是我做的，两把玉米面加了半袋食盐。七八个人按住我，强行灌食，边灌我边觉得肚子疼，胃疼，我忍不住挣扎着坐了起来，一下吐了出来。我的嘴都弄破了，肚子和胃疼得直不起腰，很长时间不能正常吃饭。
劳教所里的黑暗
2000年3月8日，我被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和我一同被绑架的有七个人，（其中有刚满18岁的王蕊）。一到那，我们被关进一个单独的房子里，四大队管新生队的恶警侯志红尖声叫道：站好！告诉你们，劳教所不许炼功，谁要敢炼，就这些东西侍候！然后就从箱子里拿出电棍、皮带、手铐等，说：看见了吧，还有更厉害的，根据你们的态度而用！然后把法轮功学员高亮拉了过去，电了一会儿，说：走吧，你们好自为之！我们被强迫天天坐板，一个姿势，不准说话，不准动，让刑事犯看着，一天十几个小时。后来强迫我们劳动，每天至少17-18个小时，更有甚时，每天只睡2-3个小时，干活时催得连气都喘不过来。稍慢一点就非打即骂，（如：杜洪芳被生产恶队长李晓华以打页子慢为由毒打）。由于长期的劳累和睡眠不足，时常有上年纪的学员昏倒在地，恶警李晓华扬言：你们还没完成所里下达的指标呢！
我写了多次的申请复议、起诉书、控告江××的控告信，却石沉大海，不见回音，有一次我提起此事时，四大队队长关威狠狠地打我的嘴巴，手打疼了，抓起衣服挂打，最后把衣服挂打成好几段。
由于劳教所的种种违法行为。我们十几个人绝食抗议，要求无罪释放。劳教所强行野蛮灌食，管教说：你第一个来！然后把我按在床上，把胶皮管从嘴中插入，很长时间玉米糊就是不进，我憋得一口气都喘不上来，就要窒息了，我本能地挣脱坐了起来。一把拔出了管子，免于一死，但是浑身虚脱，不断咳嗽，恶警们根本不理，又拽过一个学员，刚从我嘴里拔出的管子，带着粘液、痰，很脏，他们连用冷水冲一下都不肯，直接给下一个灌，不管多少人，直到灌完为止，管子一次也没处理过，从那以后，我经常咳嗽吐血。
2000年5月13日，我们被劫持在四大队的大法弟子集体绝食，抗议对我们的非法关押和迫害。这一次，劳教所加重了迫害，管理科长岳君等人手持电棍气势汹汹，把绝食学员绑在铁丝床上，一边灌食一边用电棍电嘴、脖子至全身，铁丝床随人弹起，火花四溅，此时，卫生所走廊里电棍声、哭声、喊叫声、呕吐声连成一片，好凄惨！最后岳君走到我跟前说：我就认识你，今天就拿你开刀！然后电了我很长时间，身上、脖子上当时就起了大泡，毛衣被电糊，烧破，她还不罢休，脱掉我的毛衣，把我绑在铁床上，又电了很长时间，最后我只觉得眼前发黑，巨痛难以忍受。
到了2000年7月，一场暴力逼迫“决裂”（即放弃修炼）开始了，黑嘴子劳教所在江××的金钱诱惑下，为达到所谓的百分之百转化，大打出手，大队长手中胶皮管、木棍等不离手，对不转化的学员施加各种刑罚，整个劳教所被恐怖笼罩着。一天，恶警为了逼我屈服，让我读诽谤大法的书，我不读，管教让我举着书罚站，连续三天，每次都在两个多小时以上，胳膊疼得都抽筋了，我死也不念。第四天，队长张桂梅把我叫到管教室，用两根电棍同时电我，一根放到脸上不拿下来，另一根电我全身，一边电一边恐吓：睁开眼睛看火！当时电得我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嘴电得直淌口水，她说：你行倒别淌口水啊！折腾了一上午，我没有向邪恶妥协。在我的正气面前，她害怕了，用电棍狠狠地打了我几下说：快滚！当时，电出的大泡被打破，水淌在衣服上，当我走出管教室时，脸已经被烧焦了，变了形，肿得很高，眼睛肿成一条缝，很多学员看到我都吓哭了。晚上全身疼得象火烧的一样，不能入睡。只好坐起来用手抚着脸。
2000年8月，恶警张桂梅说要采用“厌恶疗法”，把我们几个不决裂的大法学员叫到小仓库，让我们坐在地上双盘打坐，每天八小时，双手后背，不许动，恶警李晓华说谁动就用大电棍电！不准上厕所，我们几个腿上都磨出了血泡，有的呕吐，痛得死去活来，王秀芬曾动了一下，被几个大队长拽到前面拳打脚踢，又继续坐，连续三天。恶警张桂梅扬言：国家要有死亡指标，先给你们三个人。指王秀兰 （已迫害致死）、金敏和我。
2000年10月，逼迫更甚，在所长范友兰的唆使下，所里办起了秘密强化班，说不转化的一个个过筛子，王秀芬和一大队的穆春梅（音）被叫去。农历新年前，王秀芬和我分到一个监室，她偷着给我看她满身的伤痕，讲了她的遭遇，她被扒光衣服（只剩裤头和胸罩）按在两个木板上，长期用电棍电得惨不忍睹，恶警还用刀划她的肉……所里的秘密转化班比大队中更邪恶隐蔽，教育科主办，常科长是主管，对外称文明管理，利用犹大看着，昼夜不许睡觉，打骂、各种姿势的体罚难以忍受，手段极其残酷，不可告人，所里说：要不转化，天天这样，什么时候转化，什么时候为止。王秀芬承受不住，违心地写了“决裂书”，后恶警又逼迫她写揭批，她坚决不写，当时站在凳子上说：你们再逼我，我就触电！这才放过她。后来，她天天哭，说对不起师父，由于长期巨大的精神压力，她精神已经不正常，管教管她叫“大精神病”。
10月中旬，我被分到四小队，管教王晶对我百般刁难，一连几天晚上在监室给我开批斗会，逼迫我屈服。一天，王晶对犹大们说：今晚儿一宿不让她睡觉，到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必须写决裂书！12点，王晶走到我身边二话不说，用尽全身力气打我，当时我的耳朵就被打得听不清声音了，她把我拽到队长室，张桂梅说：电棍的滋味你也尝了不少了，然后她拿了一个很大的大电棍电我，电了一会儿，没趣地走了。王晶让我脱掉衣服，恶警李晓华开始电我，王晶把我的头按到水桶里，说是让我清醒，两小时下来，我已满身是伤。（至今还耳鸣、耳聋、疼痛、流黄水。）
12月，我们十个坚定的大法弟子被分到一个监室，为了逼我们屈服，恶警在监室的墙上贴满了谩骂我们师父的标语。我们和它们讲道理，撕下标语，大队长和管教蜂拥而上，把我们几个拖到办公室，管理科的人也都来了，关威和王晶把我一顿毒打，关威用电棍电了我好长时间，然后把我们几个双手背扣，用胶布把嘴糊住，不让说话。写谩骂师父的条子贴了我们一身，白山学员吴秀芹被带到办公室，看到此景，迅速地撕下我们身上的条子，一男恶警把她手背扣到床头上，用电棍电。站了一下午，让我回监室，把吴秀芹和何华关进小号，一关就是将近一个月，第二次我又撕邪恶标语，管教把我吊在小号的门上十多个小时，不让上厕所。晚上放开时，我的手和胳膊肿得吓人，两手攥不上拳头，疼得不敢动，就这样，还逼迫干活。我要求写上诉，她们不给笔。
2001年1月，劳教所广播里一直播放着江泽民一手制造的诬陷我们师父的报道，编造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离奇故事，我听后，当时就要笔想写上诉，她们不给。几天后，省电台记者上劳教所录像准备农历新年上电视，劳教所找来犹大和邪悟的人员，让她们说劳教所如何的“春风化雨”，对法轮功如何的人道，编排假戏，拼凑内容，诬蔑大法；同时，劳教所安排三个不妥协的大法学员接受采访，我必须站出来说真话，到教育科我面对记者，揭露了我在劳教所遭受的种种非人的迫害，因为当时我遍体鳞伤，半个脸都电糊了，黑黑的。劳教所领导大怒，还没等我回到大队，电话就打过去了。恶警李晓华怒气冲冲地对我说：站住！这回可给你机会了，看我怎么收拾你！我知道又要给我上刑了。恰在这时，摄像记者扛着摄像机来到四大队，大队长怕露了马脚，赶紧说：你先回去，明天找你，你不是能说吗，让你说一天。回去后让监室的人看着我不让我说话。后来，家人告诉我：你们劳教所农历新年上电视了，家人和亲戚在电视上都看见你了，只看见你嘴动，没有声音，只听解说员说“劳教所如何教育、感化、挽救……”当时我的心里一惊，劳教所怎么能这么欺上瞒下呢！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怎么能这么撒谎呢！这种造假宣传又蒙骗了多少无辜的世人！
2001年11月底，我已超期关押十个月，所里不断地绑架进大法学员，他们对坚强不屈的大法学员施加暴力，一连多少天罚站，不让睡觉，绑在床上用电棍电。一天，恶警队长张桂梅看着我说中央开完会就下来文件了，把你们这些不转化的都送到大西北没人烟的地方，回不来的都得冻死饿死。它们每天都用残酷的暴力逼迫新进所的学员转化。我看后心如刀绞，11月30日，我绝食抗议，向大队长提出三点要求：①不准执法犯法，不准用电棍等刑具逼迫大法学员；②劳教所无权随意加期，不符合法律程序；③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提完后，大队长关威说：这不可能。你什么时候吃饭？我说：不答应我永远不吃，因为法律上有规定，无罪关押可以绝食抗议，这是我的权利。在绝食的第三天，她们迫害性地给我灌食，好几个人按着我，用胶皮管插入鼻孔，我咳嗽得很重，喘不过气来，从鼻子插进去，从嘴里吐出来。鼻子流血，嘴里大口大口地吐血，她们不管我死活，说怎么也得插进去，经常灌一次食，插五六次，我几次差点窒息。其实插进管子并不灌多少东西，她们也知道根本不起作用，但是必须每天灌两次，每次灌完食我都是筋疲力尽，死里逃生，我深深体验到灌食这种迫害意味着什么，那时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今天活着，明天可能死去，她们看动不了我的心，第十一天，决定把我送公安医院。（以上所举只是在劳教所亲身遭遇和目睹的部份迫害事实。）
邪恶的公安医院
去公安医院前劳教所管我弟弟要了两千元钱说是给我治病，12月9日，劳教所的管理人员、管教、卫生所大夫一车人押送我去公安医院，一路上它们一直在威胁我，说：“你不是不吃饭吗，你们认为劳教所厉害，到那里你再看一看，有的是招治你！”（王可菲在2001年底已被迫害致死，当时死在公安医院。）
到公安医院后检查身体，管教看了检查结果，说：“你要再不吃饭，就要死了！”到住院处，劳教所的管教不再往前走了，我进了铁门，象进了一个封闭的小笼子，管教说：你再看看这！公安医院的管教让我吃饭，说：不吃饭就给你下“截肢”，我们都看不下去！当时我意识到了这里邪恶的程度和等待我的是什么。我想到刚刚从公安医院接回四大队的陈丽梅，因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十几天后被关到公安医院，看那里太邪恶了，她就吃饭了，因医药费昂贵，家里拿不起钱了，商量管教让她回去，管教说，“你想回就回去呀，你说的算啊？！”一直关了20多天，送回劳教所继续迫害，来时我看见她已被迫害得不能走路了，两个人架着上厕所。
我想决不向邪恶妥协，继续绝食抗议！然后管教把我用手扣、脚扣锁在了床上，躺在那一动也不能动，然后拿了很粗的胶皮管给我下胃管，因管子太粗，下了几次也下不进去，使我咳嗽得喘不出气来，管教不管我死活，硬往我鼻子里插，这样折腾了很长时间，把胃管下上了，当时我满身是汗，已经有气无力了，它们说：接着来！然后给我下尿管，疼得我浑身哆嗦，又喘不出气来，痛苦至极，死亡只在一息之间，就这样它们把我扔到床上，打上点滴，管教大吼：“谁也不准管她，到这里没有人护理！”导尿管漏了，它们不给重下，只能湿着。当时同室的有两个刑事犯人，一名法轮功学员，那个学员见我褥子湿了，就给我腰下垫了一个痰盂，一宿下来，腰象折了一样，痛得无法忍受。当天晚上我总是往上涌痰，我被锁着无法自理，有时痰吐不出来，憋得我就要窒息，同室的法轮功学员不忍心，偷偷地起来给我抠痰，照看了我一宿，第二天她就走了，管教说：她走了，看谁管你，它们插上胃管，也不给灌食，（四天里只灌了一次弟弟买的奶粉和一回桔子汁）也一直不给拔，就是让你难受！胃管插时间长了，嗓子全肿了，不断地咳嗽，因没人护理，我又被死死地扣在床上，咳嗽吐痰时只能歪一歪头，脸上、身上到处都是，导尿管漏了，洒在地上，刑事犯人就用我的棉裤擦地，嘴里还不停地骂着我污染了环境。白天她们嫌我脏，到别的室去，把窗户打开，当时是12月，北方的寒冬季节，我只穿着内衣内裤，身下的被是湿的，身上的被只盖到胸，我动不了，疼痛、寒冷、责骂、污辱交织在一起，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同室的刑事犯对我说：我在这一年多了，见的多了，于丽新怎么样，是市政府的，不也得受着吗，后来没有人管，扔到走廊去了！（出来后听说于丽新绝食关在公安医院四个月，也是没人护理，这里就是这个规矩，后来给她灌食，导尿管漏了，用尿泡着，屎都没到了头发上，长了一身褥疮。2002年5月4日在公安医院被迫害致死。）
它们强行给我打点滴，每次都是扎完针就不管了，我只好求本室内的一个刑事犯给我拔针，她不高兴了就骂一顿。有时滚针了，也没人管，点在肌肉里，腿和脚肿得很粗，疼得我浑身发抖。第二天时大夫又给我检查，然后就给劳教所打电话。
第三天，点滴完，没人拔针，我也没再求她们，我看着空空的点滴瓶，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医学常识：点滴空气能致人死亡）我已被折磨得难以忍受。我迷迷糊糊地好象睡着了，不知多时睁开眼睛，看见空瓶还挂着，生命还在！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恩师啊！弟子一定要做好，不辜负您的慈悲苦度……我想不清师尊为宇宙众生是怎样的一种承受！
第四天，劳教所怕我死在这里承担责任，让我弟弟把我接回了家，我终于离开了这个魔窟。在公安医院仅仅四天的经历，使我深深体验到：所谓的公安医院根本就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加重迫害。
出狱后的日子
从1999年开始我一直都没怎么在家，总是出了这个监狱，再抓进那个看守所，现在已经是六进六出了。当时家里人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在劳教之前，被迫与丈夫分了手。出狱后我只好是四海为家，后来在我妈妈家住了一段时间。那里的派出所说我是顽固分子，经常到我家骚扰，有时三更半夜，我七十多岁的老母和弟弟们整日在惊恐中度日，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因上访，99年被开除工职，一直没有经济来源，后来单位给我办了最低生活费，每月150元，因为我当时在狱中，不能自取，别人不能代办，出狱后我到银行去取钱，银行说过期了，我看了看，没有过期。我说：我刚从劳教所出来，她们说炼法轮功的就更不给了，吉林市有文件，（其实是银行私自克扣了）这样连我自己应得的最低生活费也给剥夺了。
2003年6月30日，我因讲真相被恶人举报，被龙潭区缸窑镇派出所绑架，当天四、五个恶警到我家抄家，抢走了所有的大法书籍，74岁的老母被吓得几次昏倒。当天晚上把我送进了吉林市第一看守所，监室里只有一个大床，住20多人，到后铺立着身都躺不下，无法睡觉。和我同室的都是刑事犯，看守所不准学法炼功。我进去后一直绝食，我和管教、所长讲了我们只是信仰真、善、忍就遭到了种种迫害，他说上面有规定，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到我这就得遵守制度。这就是江××指挥和策划的，株连九族，强制性地层层施加压力。第三天开始灌食（每天两次），刑事犯人（根本没有医学常识）野蛮地给我灌食，七、八个人按着我，掐着我的鼻子，用勺子撬开嘴，压住舌头，我不咽，有时呛到鼻子里，痛苦不堪。第五天，号长说所长发令了，说管教工作没做好，继续施加压力，要再不吃饭，全室的人都得陪着罚坐，不准休息，不准放风，（因为看守所不准接见，刑事犯只能靠几天一次的放风时间，在后院和家人在山坡上望一望，见见面，）以此来挑起矛盾，我天天只能坐在地上。
第六天，犯人看着我，站了一天一宿，一动也不准动，不让睡觉，她们生气了就在我身上练拳击，我经常被打得头昏眼花，我的脸、鼻子、嘴都被掐坏了，两腮肿得很高。后来给我下胃管加重迫害，加之不让睡觉，有一次我昏倒在地，她们把我拽了起来，说我装的，白天晚上看着我不让拔管，我多次偷偷拔掉管子，每次都遭到毒打。虽然她们对我很凶，我心里没有一丝恨意，因为我知道她们都是被谎言蒙蔽的人，我忍着极大的痛苦给她们讲真相，告诉她们电视新闻、焦点访谈、自焚等都是假的，并给她们分析其中的道理，和大法教人向善的法理，她们听后说是有道理，说你们学大法的还真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到了第十一天，派出所来接我，一刑事犯人拽着我不让我走，她说我要跟你学大法，我走出屋时看她昏倒了，我心里非常难受，这时管教过来了说：法轮大法真是真、善、忍，我今天真正体验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其实你们讲真相没有错。这一次给我判劳教二年，因在看守所迫害的过重，身体不合格拒收，我再一次逃出虎口。但当地派出所并不死心，说你如果不转化，随时都可以抓捕，由于家里亲人压力太大，我只好再一次流离失所。
以上只是我受迫害的几个典型事例，江氏集团凶狠残暴，罪行罄竹难书，但任何艰难险阻都动摇不了正直、善良的人们对真、善、忍大法的信念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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