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出私的牢笼吧（北京版）

不管是本地同修还是外地同修，对北京同修的总体感觉是一盘散沙，没有整体。在过去的一年中，与我熟识的同修有很多被绑架了，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的一半。对于他们的被迫害，大多数同修表现的漠不关心，无可奈何，甚至不如一个常人。

如果发正念的时候把他们的名字全都想一遍，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我曾经也是比较麻木的，同修被绑架了？噢，发正念吧。然后呢？没了，只是发正念，甚至不曾打过一个震慑邪恶的电话，不曾陪他们的家属去要人，也没有更多的去关心他们的家人，更没有亲手去贴一张揭露当地邪恶的传单。本来我可能一直麻木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也被绑架了。

我切身体会了那个很久以前的一个基督教徒说的话：德国纳粹杀社会党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党人；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也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杀我了，已经没有人可以为我说话了。

就算发正念，也没有过去人多势众了。这时我才想起来后悔，才开始反思自己的麻木，感到了无地自容。

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力量单薄，起不了太大作用。在谈修炼人的心性之前，我们也可以看看常人是怎么做的。高智晟律师从上书胡温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到现在，恶人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因为他把对自己的迫害公布出来了，已经成了在国际上知名的人物，恶党不敢太过份。再看看刚刚获释的郑恩宠律师，日前传唤郑恩宠的闸北区国保威胁要对郑恩宠拘留５天到10天，在场有很多人围着他，逼郑恩宠低头。郑恩宠不服，宣布绝食绝水，随后于晚间得到释放。很明显，恶党是怕曝光的。

最近一个时期，虽然邪恶大势已去，却有很多弟子被迫害，甚至是成批被绑架，从最近几天的交流文章上，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有这种现象。这是为什么？个人认为，很简单，我们自己没做好，纵容了邪恶。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师父鼓励的那样，加大力度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公开站出来说话，全北京的大法弟子都站出来，全大陆的大法弟子都站出来，这场迫害还能继续么？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需要国外同修的帮助，后面详细说。

师父说：“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都被打得不吱声了、蔫蔫的都没了，那邪恶它怕啥？它没有顾忌了嘛。”（《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常人都在帮我们，我们自己却躲起来了。难道真的要让一个常人来结束这场迫害，让常人给我们平反？

师父说：“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我们没有证实法，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在2003年美中法会上的讲法》）

常人都有神在保护他，我们是师父直接在管的，我们怕什么？同修们，请发出你的声音吧，不要再以任何借口躲在家里“精進”了。

我看到一个弟子的文章里有一句话：家属配合我们去公安局要人。说的太好了，是家属配合我们，是常人的律师们配合我们，我们才是这台历史大戏的主角！

师父说：“有一点你们必须得清楚，不是你们为维权而存在，是维权这种形式的出现在协助大法弟子证实法，（鼓掌）这个主次你们一定要分清！”（《洛杉矶市讲法》）

当同修被绑架之后，我们是否真的起到了主角的作用？没有！我们甚至对他们疏于关心，致使有些家属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这是我们的耻辱！

感谢师父，我很快闯出来了。当时，我心里只有一念：赶快营救与我一同被绑架的同修。我首先联系到一个常人。本来他打算收留我，但是一听说我还要做营救同修的事，他害怕了，把我打发走了。即使是修炼人，也有害怕的，不理解与不支持的。我感到无助。

后来，总算联系到了一些同修，愿意一起做营救工作，但是干扰也很大，工作進展不顺利。甚至连沟通都不顺畅。总之，两个多月过去了，有3名同修（王奎赞、蒋雅晖、常春昱（音玉））判2年劳教；还有一名同修（弟子B），到目前没有任何消息。我知道她的情况，但是由于不了解她的身份是否暴露，所以也不能说出来。

我开始着急过，因为我对37天有执著（大陆的法律，一般抓人后37天内要有结果），后来认识到了，我就放下心做自己的事。但是，现在感到大家还是像以往一样的正常上班、下班、加班、周末休息。能怪谁呢？我过去就是这样的，可能还不如呢。

中共秘密集中营事件被曝光后，有分析说，邪党打算在4月至7月间灭口完毕，不管邪恶是否有能力得逞，同修面临的危险就在那里，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什么？我们的同修有没有苏家屯式的危险？当面对同修的一堆白骨，人家问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说“我帮他们找执著了、帮他发正念了”，我们说的出口吗？

谈谈在这过程中遇到的事情，然后对这些现象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有的同修直接说他忙，没时间管这个事；有的忙着找被抓同修的执著，说长论短；有的说的挺好，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行动缓慢或者没有行动；有的人嫌麻烦，实际上就是不管；有的说“外面的人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就看他们自己了”；有的人照常忙着自己的生意、工作，难得露一面；和国外同修联系，想对迫害的直接责任人提出诉讼，回复说，觉得这些直接责任人不重要，司法程序很复杂，要告就告恶首江××。

首先，被迫害的同修一定是有问题，而且可能还比较严重。

但是，“一个修炼的人怎能无过呢？”（《精進要旨•如何辅导》）师父说：“无论这个生命好坏，在历史上犯了多大的过错，这些都不看了。整个宇宙都不行了，知道有错的、不知道也有错，还看谁好谁不好、看谁行谁不行干什么呢？不看这些了，全都救度。”（《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而旧的因素搞的却是毁灭性的检验。我们认同师父正法的需要还是赞同旧势力的安排呢？这也是对我们每个修炼人的考验啊。

有人说，知道了那个人的具体问题，发正念中才更好帮他。我觉得这并不十分必要。发正念中，我们想着清除他一切不好的思想念头就行了。有一种观点，有些人说出来了，另一些人虽然没说，但我感到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这种观点就是：找到问题，是营救同修的前提条件，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不管我们有什么问题，有法在，我们都会看自己。不能因为同修有问题，就耽误了营救工作，营救工作不应该以找到问题为前提，否则从一定程度上还是对旧势力的承认。

师父说：“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精進要旨•再认识》）

找出问题可以使我们做好，我们应该看的是自己的不足，应该以“纯净心态”为出发点去找自己的问题。找别人的问题也是为了对照自己，看是否也有类似的误区，找到了自己才能做的更好。如果执著于找别人，那是纯净自己的心态吗？这不是向外找、向外求吗？师父说：

“那么是不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变得非常执著于他的错误，自己心里头就是过不去？那么你就变成了执著，你就变成了向外找了。你就不能够想一想他的不对为什么叫你看见了？他的不对，为什么你的心里头就那么难受？是不是其中也有你自己的不对，为什么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大了？在方方面面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都要修自己、看自己。”（《法轮佛法（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

对于被绑架的同修，我们在他们被绑架之后再去讨论他们的是非对错，个人认为这会延误揭露邪恶、以此救度众生和帮同修清楚迫害的时机。如果真要说也行，先把同修救回来，当面说，怎么说都行。如果你真的知道他有问题，为什么不早说呢？等他被钻了空子，再来放马后炮？被非法抓去的同修的那个错误，只是旧势力钻空子的借口，我们连旧势力的存在都是不承认的，怎么能接受邪恶对同修的肆意抓捕迫害呢？我们是应该尽快改正自己的错误，修正自己。

以我个人来说，我先后被绑架过三次，时间依次是一年半、一周、一天。每次旧势力是以什么借口钻的空子，我现在大致都知道了，这些错误的严重程度也许不同，但其比例我想不会是485/7/1（以天数计算）。关键是自己的心，自己想不想出来。在最后一次被劫持，我做的不好，当时很害怕，但是我的第一念是“法正乾坤 邪恶全灭”，我守住了这一念，我只是大概看了一下自己的问题，然后就没再去多想了。所以我不到一天，确切的说，经过大约14个小时就走脱了。如果说那几个同修真有什么问题使他们回不来，问题就是他们在被劫持以后，对邪恶的迫害认识不清，这就是根本问题。请发正念中帮他们铲除这些干扰吧。在恶人刚来，还没有劫持我们的时候，有一位同修就对我说“快找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她的问题，承认了邪恶的迫害。

师父说：“但也有在艰难形势下，不向内修，搞分裂的，加重了当前的形势的复杂；也有害怕自己身名利益受到损害而不修的；也有不顾大法的安定而传播小道不实的消息的，加重了乱法的因素”（《精進要旨•大曝光》）。

不管被邪恶非法抓走的同修他们修的是好或者不好，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好还是不好，在他们被迫害之后，这些都不重要了，不要想了。因为他们的错误都已经成为历史了，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宝贵的，要用在刀刃上。师父说：“大法的任何工作都要为人得法和弟子的提高为目地，除去这两点都是无意义的。”（《精進要旨•清醒》）

大法弟子被迫害了，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救他们出来。如果觉得他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就去提醒一下周围可能重蹈覆辙的人，或者写文章发到明慧，然后就不要再没完没了下去了，赶紧做三件事。

这里，就要说一个承认什么不承认什么的问题。

作为修炼人，如果集体想着某个同修这样那样不好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有力量的，我们的思想会否起到不好的作用？旧势力会不会以此为借口演化出什么，如果问题确实存在，会不会加重此问题？个人认为，大法弟子集体执著哪个人的好、执著哪个人的坏都可能出问题，因为大法弟子的执著就是邪恶迫害的借口。那个总理就是个例子。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们一旦要这样做、这样去想的时候，就会出现两种问题：一个是很可能你会把那个学员弄上绝路上去，旧势力很可能让他出问题甚至早走……”

我们只应该去承认好的、加强好的，不应去加强那些不好的东西。

关于做事慢、消极。

有些同修表现的消极，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我配合你”。表面上好象是不坚持自己，但实际上是没主意，就想等别人安排，我就有此问题。

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2002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只要这件事符合法。个人认为考虑问题的基点不应该是别人要我做什么我才去做，这太消极，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每个人都是自己找事情做，这是师父的要求。应该是大法需要我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们做的一切也都是为自己做，也不是为别的什么人，就是为自己。

一件事情，用法衡量，如果符合法，就应该想尽办法努力去做，当然也没说一定要个怎样的结果，只要我们努力、尽心。可以互相商量，可以到法中找答案，也可以求师父加持，但是不应该说“我不能做”。师父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我觉得，说“外面的人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就看他们自己了”这话的，也是属于消极那一伙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向当地揭露邪恶、遍撒传单；比如鼓动家属去要人；比如给恶人打电话；比如排班一天24小时不间断发正念；比如向国外请求声援；比如加大力度向各大媒体揭露……

排班发正念这件事情，外地有做的好的，而且起了很大作用。有篇文章说，就算里面的人糊涂，只要外面的人齐心协力，一样可以营救成功。可是据我知道，就连坐在家里发正念这件事情，我们都协调不起来，借口是忙、没时间。怎么好意思说“外面的人能做的都做了”呢？

还有的人以安全为借口，这不行、那不行。我们应该想想里面的人受的是怎样的苦，想想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是不是还有这么多借口，还这样麻木（有人回答“是”，我无言以对了）。

师父是说过：“作为我这当师父的来讲，我要首先考虑的就是你的安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可是师父还说过：“大法弟子不能证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精進要旨（二）• 评“大法的威严”》）都不是大法弟子了，什么都谈不上了，这不危险么？

在做事的过程中，有些同修过于看重结果，也是造成消极状态的一个原因。有些人就是因为觉得一件事情可能起不了作用，结果就不做了。我觉得，不应该想我这么做有没有用，那么做有没有用，而是尽可能的去做，不求结果。不能因为看到必然有结果才去做，这就好象看到佛像大显才修炼一样。师父教我们的是“无求而自得”。

师父说：“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别小看。你一句话、一个传单、键盘上按的一个钮、一个电话、一封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在2003年美中法会上的讲法》）。所以说，只要站在法上做，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用的。所以，我们自己首先不要有心理障碍，觉得没用。师父说：“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精進要旨（二）• 师徒恩》）。那些没起作用的，恐怕就是因为自己不相信，这不就跟使用功能是一个道理么？

关于工作忙。

工作忙是一种干扰，认真对待工作不等于一定就要很忙、就要经常加班。这也是邪党搞的，经济状况不好，找工作困难，为了维持一份工作，就要在工作中额外的多付出。

对于加班、工作忙这些事情，也需要我们排除干扰去解决，智慧的去归正，比如提高工作效率。

关于证实法与个人修炼。

有人把做大法的事与实修看成是不相关的事，我觉得似乎有点偏激，师父的经文中两次提到“证实法也是修炼”（《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和《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

有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考虑问题的第一念是，要符合个人修炼的某种戒律，而不是如何更好的溶于法中并把自己当成大法的一个粒子、救度众生、反迫害。我们现在处在区别于个人修炼的正法时期，首先应考虑的是，怎样更有利于救度众生、助师正法、圆满自己的世界。如果总是担心的事情太多，想的时间太长，就会影响了救度众生。师父讲过：

“但因为你要经常用太多的时间思考思考，错过了正法树立威德的机会，那可得不偿失啊。”（《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

据我的观察，没有全身心投入三件事的人，往往想得比较多，容易停留在一个层次中。我有一个切身感受：只要每天做好三件事，矛盾、麻烦就会源源不断的来，根本不用自己主观的去想这想那、骑着自行车满大街找好事做。只要真心的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该去什么心、该解决什么问题，师父都会让我们去思考，不想都不行。虽然有麻烦，没有三天好日子过，但心里偷着乐：师父管我呢。而且只要提高心性，矛盾就化解，环境就变好。

关于如何看待专做大法的事。

有一些弟子，有的人是刚从魔窟闯出来的，或者是手头有什么大法的项目需要人手，或者是其它原因，这些人不方便公开的在社会上抛头露面，所以他们目前不上班，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很自然的，只要有时间就是做三件事。有人就认为这些人是属于专心、专业做事的，那么就用专修弟子的标准来要求这些不上班的人，比如，认为坐车都不行，必须步行。个人认为，《出家弟子的原则》这篇经文针对的是“宗教中的出家弟子”，而且是个人修炼时期的“宗教中的出家弟子”。这和被迫离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这篇经文提出的要求，并不适用于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

师父在《精進要旨•出家弟子的原则》说的是“再有出家弟子无特殊情况外出时，都不得坐车、坐飞机或坐船旅行，要一律行脚”，我认为我们都是在特殊情况下。不是说某个人特殊，而是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区别于个人修炼的正法时期。那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更有利于救度众生、助师正法、圆满自己的世界。如果行脚，一天只能办一件事；如果有车，一天可以办很多事。师父还教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现在的社会形式就是这样的，去哪儿都走着也不正常。现在有那么一部份人，国内外都有，他们是专做大法的事的，我们不能要求这些人都行脚吧？

师父对于用大量时间干证实法的事也是肯定的：“如果你们都在哪个公司有一定的股份，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每个月拿钱，大量的时间都干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事，我可太高兴了。”（《2005年旧金山讲法》）我悟到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不一定非得是很有钱的人），专做大法的事，也是可以的，这个和“宗教中的出家弟子”不是一个概念。

有的人认为流离失所的同修也应该象其他人一样的过正常生活。我感到，这完全是用个人修炼的标准来生搬硬套。从反迫害、否定旧势力这个角度，这个想法没问题，但是我们也要面对事实，毕竟流离失所的弟子和在家的弟子是不同的，这些人没有公开的身份，很多对在家弟子很平常的事情，对他们就不方便，甚至是危险的（当然，只要正念强，一切都会改变）。不能不顾客观情况。刘季芝被二次迫害就是个教训了。

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不上班、不能象其他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这不是我们自己要的，是迫害造成的，是万不得已。不能盲目的跟别人比，每个人都有自己证实法与修炼中要走的路，决不能别人怎样，自己就怎样，因为师父说过：“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路》）。

如果有常人对大法弟子不上班表示不理解，正好借机向他们讲真相。

再来说说关于国外同修配合的问题。

国外同修说，觉得迫害的直接责任人（派出所、分局）不重要，司法程序很复杂，要告就告恶首江××。我觉得不能以人中的职位来划分重要程度，我们不是在追求媒体的轰动效应，我们在证实法。

我觉得外国弟子也不少，不应该都围着江××，出了中共秘密集中营（苏家屯）的事情，一下子全都围上去，然后又呼拉一下子围着王文怡。我觉得也有个遍地开花的问题。再有，这也是揭露当地邪恶的一个方面。中共秘密集中营的事情我只是从网上听说，我再怎么说，也是重复别人的话、再加上自己的分析。而我和同修的被绑架，我掌握着第一手材料，那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更加是在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学别人？我悟到，师父让我们揭露当地邪恶，也是让我们在证实法中走出自己的路，树立自己的威德。

如果只重视那些大案子，是否多少有那么一点点求名的心？比如，跟人说“我现在忙苏家屯呢”，人家可能说：噢，这是个大事；要跟人说，我忙着告海淀分局呢，人家可能问，海淀分局是谁啊，什么事？

我还悟到，我们应该扎扎实实做自己该做的。师父说：“不是大家都得做一样的事情，每个人都是在自己所在的环境做大法弟子此时应该做的。你们是自己发自自己内心的在做，每个弟子真的象大法的一个粒子一样，在维护着法，在救度着众生。在这一点来看，世人是比不了的。”（《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

我不了解国外的情况，只是提个建议，也不一定非要诉讼，找议员呼吁一下也好。也是管用的。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难受啊，就设想了种种解脱的方案，有些想法也是在那期间产生的。前一天被劫持、后一天走脱，里面和外面、绝望与自由的反差太大了，这对我触动很大。

由于个人所处层次和修炼状态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