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2日晚,我上北京证实法,向世人讲清真相,先后到了最高法院、北京市政府,后来又要到公安部,在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被警察非法绑架至丰台体育场。41度的大热天,在广场上晒了两个多小时,有的同修晒了半天。后又被绑架至沈阳大南遣送站非法关押两天,期间多名警察及有关人员对我进行非法审问。后又被绑架到沈阳市铁西区信访办,铁西区七路街道办事处,在办事处政保科吴姓科长等人还有派出所2个人参与了对我进行邪恶的洗脑宣传,想强迫我放弃法轮功。当天晚上被放回家。第二天早上我上炼功点炼功,又被几名恶警绑架至铁西区七路派出所,多名警察轮流对我进行恶党的邪恶宣传。我向他们讲真相,后来警察让我单位派车来接我上班。
1999年9月4日,我上北站买火车票去北京,被非法绑架至铁西公安分局,张林等多名警察对我进行威胁、恐吓、后来又非法拘留我半个月(在铁西区看守所,恶警用拳头打我,威胁我,还有一名穿绿马甲的犯人威胁我说:再炼功就打断你的腿)。在拘至第13天时,又把我绑架至沈阳大南遣送站。大南遣送站不法人员特地将我们20多个男大法弟子非法关押到有数万个大型臭虫的屋里。板铺底下是用砖垛搭起来的,砖垛上,板铺下密密麻麻的大个长条形臭虫,一到晚上爬上来咬人喝血。
直到快10月中旬,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我们自己将板铺拆下,砖垛拿到水池一点点抠(每块砖有好多缝、眼),地面全部清扫才好多了。10月中旬说是放回,又被绑架至铁西政法委,有个叫李书记的用共产邪党那一套这么说那么威胁,后又让七路派出所警察来接我,每天白天在七路街道办事处政法科,晚上才允许回家,这样过了10来天。
大约在10月24日,我骑自行车上黑山,从黑山坐火车到北京。10月26日,我上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外边有很多警察及便衣,我闯了进去,登完记后,等了好长时间,沈阳便衣又非法绑架我至某个大楼的五层(专关沈阳大法弟子),期间七路办事处吴科长及两个警察要绑架我回沈,我坚决拒绝。10月28日一早,我们约80多人冲出大楼。第二天,我在天安门广场打坐炼功,遭恶警殴打,并被非法关押至天安门广场附近一个大铁笼里。
后来,沈阳的警察及恶人来“接”我,其中一个恶人(个头不高,瘦),可能是市政法委的或是政法委派的,用皮带抽我的脸几下,又用膝盖使劲顶我下身一下,把我疼的差点晕过去,他把我的腰带拿走,把我绑架至那个大楼下边的地下室里,有的恶警将我裤子上挂钩弄掉、拌带拽掉,用板扣把我双手在背后扣上,扣了9个小时。期间多名恶警对我拳打脚踢,用军勾鞋踢我的腿、头部、身上、又踹我小腿;致使我的头部、身上有好多小口子,每打我一下,后边的板扣越扣越紧(以后几个月,手指都不太好使)。1999年10月30日,将我非法绑架回沈阳,在大南遣送站非法关押。
11月1日那天,我正与几十名同修学法,沈阳市刑警三队队长领着好多恶警来抢大法书,我坚决护住大法书,那些恶警对我拳打脚踢。同修保护我时,那些恶警拳打脚踢还乱翻,又将我们4个同修绑架到旁边一个屋。我们4个人炼静功,那些恶警在大屋翻了一阵,又到我们这一看正炼功,三队队长就用大皮鞋使劲踹我的手(当时是结印动作),可能有的警察打我的头,打了一阵他们就走了。
当天晚上,七路派出所恶警刘冬等人把我非法绑架到了沈阳张士劳动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
在张士教养院新收大队,每天早5点半起床,晚9点睡觉,坐板15个小时,一次恶警黄××让大家喊认罪认错口号,我不喊,他就强制罚我提着裤子跑五圈。这样过5天,我被关押到三大队。
三大队恶警张××、魏敏堂、院里的程政委、三大队高姓“教导员”等人多次向我灌输邪党宣传,强迫我所谓的“转化”。恶警马中也多次找我谈话,还威胁我。在2000年大年三十的前一天,马中对我殴打后,又用电棍电我一会儿,才去开所谓的“联欢会”。
2000年4月9日那天,马中、张××,一人拿一根电棍电了我约两个小时,其中马中拿的电棍表面虽小,可电压高,每电一下象昏过去似的,暴力殴打,致使我的头盖骨左上部有拳头大一块过后不长头发,骨头软塌下去一块,也不知是被什么东西打的。还让我在走廊里来回走,至下半夜2点,早晨5点半又起床,非法罚我蹲着。傍晚,杨大队长、高教导员,一人又拿一根电棍电我约半小时,又拳打脚踢。
在三大队每天做奴工劳动一干就是半夜,有几次是一天一宿不让睡觉,早晨5点半又准时起床。2000年8月我被绑架到龙山教养院迫害,11月13日又回到张士教养院。直到2001年9月30日释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