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得法的,得法后就象「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一样,不精進也很少学法。直到二零零三年二月参加香港法会,看到连小弟子都能把《洪吟》背的朗朗上口时,才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跟上正法進程,接着就开始大量学法,并积极投入证实法的行列。
因为从事自由职业,又没有家庭负担,可以全力投入证实法的工作,所以往往哪个项目有需要,我就去做哪个项目。这一段期间我发现做讲真相的事,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比如打电话或网路讲真相,从开始被不明真相的人骂起了争斗心,到渐渐的不管对方怎么骂,都能不急不缓叫他不要生气,并语气平和的向对方讲真相。那时虽然做了很多证实法的事,但基本上都是在家里,不用出门就可以做了。
《九评共产党》发表后不久,到台中学法交流,认识到《九评》的发表是另一个重要的正法進程,于是开始了另一个证实法的历程。为了推《九评》、揭露中共邪党,我走出户外到各地办征签活动,无论是市区、菜市场、学校,甚至远到九份山区,都有留下我用「大声公」招呼民众征签的身影。面对当时的风吹、日晒或雨淋,都是对我求安逸之心的考验,多次在人念与神念的选择中走了过来。
二零零五年六月我当了协调人,就积极协调同修举办各项讲真相揭露迫害的活动,例如:反酷刑展、真善忍美展及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烛光悼念会等。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每位同修的认识不同,而产生了一些矛盾,虽然造成了一些干扰,但最后同修都能在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中,达成一定的共识,从而使这些活动办的有声有色,也起到很好的证实法的效果。
二零零六年九月我承接本地大纪元办事处的工作,那时除了请同修帮忙推广大纪元外,一会儿扮演VIP、一会儿扮演记者、一会儿又扮演推销员、送报生、收费员等等的角色。明知道这出戏台就是为法而摆,但每次出去向公家单位、市政府、商家、住家等推广大纪元,回到家后心里都会起伏不平,总有一种看人脸色的感觉,但过后往往又想:如果不做这些抛头露面的事,如何能大面积的把大纪元推向民众呢?
那时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为了因应在台中举办的退党活动,报社印了许多特刊发送给全台各地办事处。当早上凌晨四点钟我赶到下报点准备拿特刊时,在许许多多的报纸中,发现其中数捆好象是九评特刊,就拿起来确认一下,并转头准备告知分销商,不料拿起特刊的这个动作,竟被负责当地的分销商指为小偷,并当着众多分销商和派报生的面前,对着我足足骂了将近半个小时。后来另一位分销商看不下去,叫我赶紧把特刊拿走。当时被骂的有些莫名其妙,后来经过向内找发现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没有先跟对方打声招呼,就去拿东西了。
此外,因为报社将特刊寄给分销商时,没有事先通知,使她觉的没有受到尊重,所以过后气不但没有消,还要求终止契约,不帮我们派送报纸了。别人不帮我们送,我只好自己去送了,可是自己送才知道没有那么容易,只是两个订户我就花了两、三个小时才把报纸送到。我心里想:两个订户送两、三个小时,一百多个订户要送到什么时候啊!于是用电话、传真和亲自登门道歉等方式,拜托那位分销商继续帮我们送,甚至同修也打电话给分销商请她消消气,结果她还是不接受,并且以很不好的口气说:「以后没有人会帮你们派送报纸了。」因为她是本地最资深的分销商,所以找其他的分销商也没人敢接。
从小到大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此事让我整整一个礼拜睡不好觉,而且经常不由自主的嚎啕大哭。在最绝望时,经过讲真相后另一区分销商知道我们办报的理念,主动提出愿意帮我们派送报纸,那时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了下来。这一件事让我体悟到: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就象云游一样,经常会遇到各种考验我们心性的人,以讥笑我们、辱骂我们、欺侮我们的方式,让我们在吃苦中尽快提高心性,争取早日圆满。
当然并非每次都是考验,也有一些令人欣慰的事。有一个订户是大陆新娘,嫁到台湾多年,非常喜欢看大纪元。我跟她聊起退党的讯息时,她边讲边左顾右盼,看起来颇有怕心的样子,我就给她一个退党的电话号码,告诉她想退时可以打那支电话。后来另一位同修去收报费时,破除她的怕心并且帮她退党了。现在她经常帮中国大陆的亲朋好友退党,俨然已经成为一个“退党服务点”了。
去年九月我负责大纪元发行部的工作,要到台北上班,我每天花一个半小时搭车上班,又一个半小时下班,心里一颗不想吃苦的心又冒了出来,往往第一步跨出捷运站,就想:我干嘛花那么多的时间,跑来吃这种苦?另一只脚踏出又反过来想:我不是要证实法吗?我不是要救度众生吗?这一点苦算什么?就这样人神交战中,一步步的走了过来。这一段期间,和大纪元或办事处的同修也会因为理解不同、立场不同,而产生许多不同的矛盾,经常在协调与被协调中跌跌撞撞,最后认识到:再多的意见终归还是要放下,并且从法理中归正自己,配合好整体的形式,因为我就是要走师父安排的路。
今年六月二十九日报名参加香港游行,当时已经有许多学员被遣送回台,或是在台湾就被航空劝阻了。我们这一团大约有五十人在香港入境处,没有入境。六月三十日我们经过协调,一部份学员炼功,一部份学员负责拉横幅、向民众讲清真相,并要求释放被留置的学员。当时我们的正念很足,心也很齐,航警和武警只敢远远的在一旁监视,不敢靠近我们。
晚上各自分散休息时,他们开始每小时加紧巡逻,好象如临大敌。七月一日早上还调动两百多名航警、武警、公安,把我们团团围住,当时我被这样的形势给吓住了。为了消除怕心,我带头唱「法轮大法好」,但是在强烈怕心下,我的歌声是颤抖和五音不全的。后来他们开始有所行动,五、六个人抓一名学员,用扛的、用拉扯的,各种方式都有,现场顿时一片混乱。我也被他们硬生生的拉了進去。在拉扯中我的脚扭伤了,也肿起来了。
回到台湾后,每走一步心脏就被拉扯了一下,痛的几乎无法立足,短短几步路都得磨蹭好几分钟,才能走完。隔天早上我告诉同修:我不能去报社上班,因为脚肿的很厉害。哪知同修竟然开车来载我去上班,让我无法推托。到报社后,我装作正念很足的样子,用证实自己的心来掩盖怕心,若无其事的把经过的情形告诉其他同修。其实那时我的心里很不踏实,想到自己这种情况怎么盘腿炼功?
每天早上炼静功时,真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忍着锥心之痛从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渐渐的到三十分钟,直到四十分钟就无法再突破了。有时明明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忍耐,不能把腿搬下来,但每到四十分钟就有声音说:这么痛就放下来吧!结果就真的放下来了。直到有一天早上炼功时,心里很纯净,什么想法都没有,一个小时过后、音乐停了才把腿放下来。放下后才猛然想起:这一切都来源于自己的念头,我被脚痛的假相给障碍住了,悟性不好的足足拖了两个月才过了这一关。
有一段时间因为证实法的效果一直无法突破,而且同修之间的矛盾也很大,所以大纪元流动性大,许多学员做不久就离开了。也许是因为如此,最近某地办事处的同修在电话中对我说:「你到发行部已经一年了,发行量也没有增加,不知道你还能做多久?」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重重的触击了我的心,心想:如果发行量再不增加,我是不是就要引咎辞职……。
没多久,在一次学法交流中,有同修提到北美学员对于台湾大纪元流动性大很不认同,认为大法弟子怎么可以遇到困难就绕开走呢?听了同修转达的一番话,让我意识到不能用人心看待修炼中的事,从而决定不绕开走,要完成自己的誓约与使命。
师父在《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讲到负责人犯错如何对待时说:「他犯错误了就不让他当了,再来一个还得犯错误,还不让他当了,这不是我要做的,我得把他锻炼成熟。那么换句话讲,那是不是大法弟子犯了错误,我就不要你当大法弟子了,再换个人?他再犯错误就不要他当大法弟子,再换个人,这能行吗?修炼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出现了问题关键是大家如何能够善意的帮助他改好,而不是叫他承担什么责任、去指责他。。」个人体悟,参与大纪元的同修都希望把事情做好,虽然做的很辛苦,可是在人力、物力、财力都很缺乏的情况下,很难马上见到明显的效果,如果大家能多体谅、少指责,可能流动性就不会那么大了,当同修都锻炼成熟以后,相信一定会做的越来越好。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二零零七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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