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康平县张强镇派出所对我家的迫害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犯罪集团开始疯狂迫害这些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不允许我们集体炼功、学法，不允许我们三人在一起说话。
就在七月二十日当天晚上，张强镇派出所所长高中峰，在晚间九点多钟，带着联防队员寿永国、陈文龙等四、五个人，闯入我家，他们在大人不在，只有两个孩子在家的情况下，把我家的师父法像、法轮图等强行摘下抢走，并逼问我家孩子：你家大人哪去了。当时我们为了说明情况，正在沈阳，向省政府、市政府上访，他们强盗般对我家进行非法搜查。从这时起，张强镇派出所每天都派人蹲坑、跟踪我们，从此我们失去了人身自由。
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和当地的几位同修联名写了一封“致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的一封公开信”，为大法讨回公道，要求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修炼法轮大法的都是好人。就这样正当的要求，还是遭到了张强镇派出所的迫害。
三月七日他们以谈话为名，把我丈夫骗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就被扣上手铐，接着派出所又派联防队队长杨占武、队员刘雨波、梁万玲、寿永国、陈文龙等人闯入我家，非法抄家。这些不法人员抢走很多大法书籍，就连炼功时坐的草垫子，也被一同抢走。整个房间被他们翻的乱七八糟，然后扬长而去。我家孩子被吓的神魂不定，派出所司机陆军和莫建超，又开车返了回来，抢走了电视机和录放机，我的两个孩子被吓呆在那里。这是警察吗？这分明是土匪。
紧接着他们也把我绑架到派出所，用手铐铐上。张强镇派出所所长刘春雨（接替前任所长高中峰），见到大法书籍等东西，气急败坏的抄起录像带盒，向我丈夫的脸上打去，直到把录像带打坏为止。随后刘春雨又象发疯了一样，大喊大叫，抄起电棍就电我丈夫的嘴和脸，不允许我们说话，围着脖子一圈电，直到把我丈夫的脸和嘴电出了泡，腮帮子电肿，嗓子也肿起来，电的满屋子都是焦糊味才罢手，我丈夫被电的接连多日吃不了东西。
即使这样他们还不罢休，连夜将我丈夫送到康平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五天。在看守所每天吃的是乌黑的玉米面窝头，带腻虫的白菜、萝卜汤，这样的伙食还要每天交十五元的伙食费。十五天后，公安局政保科李密，硬要我交一千元钱，才能放我丈夫，不交就拒不放人。我被逼无奈只好借了一千元钱交给李密，李密接到钱后，马上就给我镇派出所打电话，让去接人。镇派出所来两人，不是把我丈夫送回家，而是把我丈夫劫持到派出所，而且这两人的车费也是我付的。张强镇派出所所长刘春雨也采取李密的手段，逼着我找担保人，否则就不放人，没办法我找来我侄子，用我侄子的三间房作抵押，同时又勒索我丈夫一千五百元钱，没有给任何手续，我又被他们勒索四百元钱。我们没有犯法，却在恶党豢养的一帮流氓警察的层层剥皮下，才将我们放回。当时与我们一起被非法劫持的同修，都被勒索了现金，从几百元到二千元不等。
回家后，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牢笼之中，每天都在联防队和被派出所雇来的闲散人员的监控中生活，这些人每天都不知几次的闯入家中对我们进行骚扰，我们失去了人身自由，无法正常生活。
在这种严重的精神压抑下，我丈夫于二零零零年年底，再次进京上访，就想找到让老百姓说话的地方。可是刚到北京，就看到警察、便衣到处都是，在抓打着大法弟子，情景十分恐怖。我丈夫见此，就与另一同修去跟他们讲真相，这些警察不但不听，还把我丈夫等几名同修抓了起来。后被转回本地非法关押一年半。
我丈夫被劫持后，家里没了顶梁柱，主要生活来源断了。我女儿不得不去外地打工，我带着年幼的孩子勉强在家维持生活。我们被逼成这样，当地派出所还不放过我们，从没间断对我们的监视、骚扰，逼我签字，还抢走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至今还在张强镇派出所扣押，我几次去要，就是不给。
二零零一年六月，为了讲清真相，外地同修给了我们一些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又遭到康平县公安局政保科张向宁等人的绑架。他们一边连夜非法审讯我，问我资料来源，又一边连夜到我家抄家。当时我家四口人，丈夫被非法关押，女儿在外地打工，我被非法劫持，家里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家，夜深人静，正在睡觉的孩子，被突然破门而入的一伙人吓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朦胧中看到这伙人，把家里的东西翻个底朝天才离去。这帮恶警不顾百姓的死活，又把我非法关押一年半。
在我们夫妻被非法关押的日子里，我女儿靠打工供她弟弟上学，十二岁的孩子只身一人在家，无人照顾，孤苦伶仃，孩子的三叔拖着一条残疾的腿，来我家，艰难的照管着家中的一切。一些好心人拿来吃的东西，拿些衣物给孩子，一连两个中国新年都是在痛苦、凄惨的情形下度过的，可想而知，孩子的精神、身体受到了何等的打击，。
在这场铺天盖地的镇压下，在江氏流氓犯罪集团和中共恶党的残暴统治下，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无数个家庭被毁、被伤害，我只是无数遭受迫害家庭中的一个。我呼吁世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都来伸出善良的手，制止邪恶，制止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