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年来遭受的部份迫害
1999年7月，我们象往常一样去公园炼功（早4点多），当我和同修炼完静功时，当地派出所就把我们驱赶回家，不让我们炼功，接踵而来的就是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和野蛮的暴力镇压，从此我们失去了和平修炼、提高的好环境。这是邪党对大法与世人犯下的滔天大罪。
2000年6月，我在传师父的新经文《走向圆满》时，被当地国安大队的康学良、史金柱等人非法抄家、绑架、非法扣留15天。在看守所里面邪恶给我们吃的是夹着老鼠屎的黑馒头和窝头。
2000年7月，我和其他学员在中捷农场发真相资料时，又一次被抓。史金柱用橡胶棒打了我们半宿，当时只觉的腿要断了似的。我们的身上被打的紫青烂肿，在夜里我们只能趴着睡觉，半个月以后我才可以翻身睡觉。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因炼功被打，恶警给我们带上了五十多斤的脚镣，邪恶还指使不明真相的犯人往我们的被子上和身上泼冷水。在看守所当我们为了无罪释放而绝食时，却遭到了看守们与男刑事犯们的强行灌食。五六个大男人用铁管子插进我的嘴里，他们捏着我的鼻子，按住我的胳膊和腿，使劲的灌，上腭都被管子插破了。只觉的都要憋死了。
2000年11月，我们被送到唐山女子劳教所。第一天，我们在那里炼功，遭到姓陈的队长的迫害。恶警把我们近30名大法弟子棉袄脱去，倒背着胳膊，吊在树上，当时就有学员晕倒的。恶警用电棍电我们、束缚带绑我们、用胶带封住我们的嘴，目的就是不让我们炼功和背法。从晚上8点到凌晨4点，我们就这样被折磨，当时是初冬的天气，两个胳膊拧着倒背，脚尖刚能触地，胳膊都失去了知觉。有的同修被迫害的时间更长。
之后，我们开始绝食反迫害，拒绝去操场走步，要求无条件释放。有九名大法弟子被关在小号里近半年之久，受尽折磨。其中有一位叫“朱有荣”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
当时我亲眼所见，我在上下铺的上层，挨着窗户，看见四个刑事犯用一个棉被裹着一个人从小号里往外拖，后面紧跟着干警们，都慌里慌张的。第二天早上邪恶怕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把我们反锁在屋里，不让我们出来。在我们整体大法弟子的努力下，终于把剩下的8位关在小号里的大法弟子救了出来。她们个个都枯瘦如柴，头发象干草一样，说话、喘气都很费劲。邪恶为了找到谁带头背法，炼功，就要把一名叫正前坤（化名）的大法弟子关到小号里去，我们大法弟子抱成一团，不让邪恶迫害得逞。邪恶拽下了她的一绺头发，关小号的计划最终没能得逞。
有的大法弟子把写好的“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们师父清白”的横幅挂在墙上，大家看到没有不落泪的。后来邪恶们为了进一步的迫害，把我们分散到各个小楼的房间内，随后就遭到灌食、毒打、挨冻、罚站等残酷迫害。特别是灌食时它们抓着头发，按着胳膊，把管子从鼻孔插进胃里，拔出来时，连血都带出来了。有时给灌东西还特别热，有时灌的特别多，好多大法弟子都吐。当我们早晨炼功时都要遭到蔡处长、刘秀娟、赵队长、还有部份叫不上名的恶警们的侮辱和辱骂。就这样的迫害持续了半年。
电视上播放所谓“天安门自焚”后，迫害更加残酷。强制转化七天七夜，不让休息，坐在小板凳上，不许动，不许上厕所，有的大小便失禁，浑身冒虚汗。有五个男队长打我，不让睡觉，直到转化。邪恶为达到转化大法弟子的目地，使用了最残酷的酷刑折磨。
我于2001年回家。当时的感觉自己就象在阎王殿、人间地狱走了一遭，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2003年我在为了防止同修遭迫害转移资料点时，再一次被绑架。迫害我最严重的就是康学博。我在看守所绝食九天抗议非法抓捕，他们不放我，把我送到唐山女子劳教所。那里的医院说“这种奄奄一息的人还往这送，我们不要。”但康学博却强行让他们留下我，再一次被非法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