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否预谋摘取我的器官未果？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份，因人介绍我到北京找一份工作，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到京，在第四宿下半夜一点多钟我熟睡中，几个穿黑衣服的警察偷袭进来，没点灯，突然趴在我身上绑架我。
这时我在梦中才惊醒，随后强盗警察们开亮了灯，我朦胧中才发现一帮警察十多名已在屋里站满了。由于数名警察挤压在我身上，造成我身体软组织疼痛，这些警察什么都不管，又用手铐反铐着我，用事先安排好的摄象机与照像机对我与另一室的马万里进行摄录与照像，随后将穿着睡衣睡裤的我，穿着短裤的大法弟子马万里蒙着头罩，拖到警车上，绑架到马莲洼派出所。
当时已是午夜二点多。邪党恶徒们开始对我进行非法审讯，我问他们：为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不法警察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我拒绝他们的一切问题。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八点钟以后，恶警强行把我们三名大法弟子分别戴上头罩，劫持到海淀区看守所。
到看守所，相应而来的邪恶迫害又开始了。把门的武警强迫叫我们蹲下喊“报告”，强迫照像、强迫穿看守所的“号坎”，遭到我一一拒绝后，把我带到四监区送到一个监号里，由二名刑犯上来欲搜身，被我制止后，一名刑犯便朝我两腿上踢了两脚，当时两个腿被踢青，随后又给我换了一个监室。
当时海淀区国保处邪党人员对我非法提审，因我不穿“号坎”，四监区警察张东升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将我摔倒，把我在走廊地上拖出二十多米远。
我拒绝他们非法提审，我绝食抗议他们对我绑架、无理迫害。
三日后，看守所的警察、犯人、大夫对我进行强行灌食，警察将我捆在一个带有约束带的床上，由犯人和警察共同强行按着我，因为我不配合，他们用张口器撬嘴，用注射器往嘴里注水。在我尽力抵制的同时，他们对我头部强力的挤压、野蛮地鼻饲，将鼻饲管在鼻子中来回拽动。我把鼻饲管咬住，大夫将鼻饲管从嘴角处剪断，另一处从鼻子处拽出，造成我口腔、鼻腔、耳朵同时大量出血。因我强烈的挣扎，邪党人员们用药棉把我耳朵鼻子塞住，并派全监号的刑事犯人轮流值班，不许睡觉，叫犯人擦血、换药棉、止血，一有情况及时汇报。
第二天看守所的警察把我送到北京市公安医院，到公安医院后，对我强行抽血，我当时身体极度虚弱，抽两针管血，又把我弄到地下室，用脚镣子、手铐子锁在床上，对我身体进行外伤检查。当时医院都留有记录，公安医院还要对我注射，我不配合医院对我的药物注射，他们输几次输不进去。
接着公安医院一个姓丁的，一个姓马的两名恶警，把我的脚用脚镣子紧紧地勒住，锁在床上，两手举过头，用手铐锁在头顶的护栏上，将我身体抻直，一点不能移动。在腿上输液，注射十多瓶不明药物，从早上九点一直输液到深夜。
因为我身体被突然间输入大量的水，两副脚镣子、手铐将脚腕子、手腕子全部勒肿，疼痛难忍，小便也不给解开，他们就让往床上尿，尿湿后一直溻着。半夜的时候，疼的我高声喊值班的，叫其把铐子解开，还是不给松绑，同一病房的人也睡不好觉，我多次叫喊后，强制我在第二天吃饭时签字，才给我松一松铐子，也没有解开。
次日又领我去做一个透视，每天还继续注射十多瓶药物，大约持续十多天。十多天以后，药量减少到六、七瓶左右。
随后，内科大夫告诉我检查后，脾大，要求手术，希望我能配合，否则影响肝功能，要求我签字。我说：要签，你们签或者让我家属签。我又说：没钱；大夫说看守所给拿钱。
我心里产生疑问，看守所为什么能为我拿钱手术？因为我在以前几次被迫害当时，都进行过身体检查，我在北京安全局看守所也被抽过血，也做过身体检查，在北京市七处看守所也做过检查，团河医院也做过身体检查。在这之前我也多次遭到过绑架。而我修炼法轮功十多年以来一直没打过针、吃过药，身体没有这方面的疾病；公安医院却说我肝、脾、胆均有毛病，还要免费给我治疗。
外科大夫也来找我，让我在手术单上签字，我没有同意。十多天以后，公安医院外科告诉我：已经给办案单位下病危通知书，你这个身体如果不手术，顶多不会超过二年。
在公安医院期间，我一直手脚都被锁在床上，二十五天以后，那是十二月二十七日，海淀区国保处又将我转到北京三零九医院（部队医院）。在三零九医院，他们还要强行给我输液，均遭到我拒绝。
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他们看我已生命垂危，又给我注射了一些药物，用部队救护车给我送到火车站，由两名保安，抬我上火车，由当地公安把我劫持回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到佳木斯市是2005年元月1日，当地国保队陈万友把我又绑架到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并向看守所承诺：出事他负责。第二天，到医院检查，肝和脾肿大，胆正常。
我以前身体一直都健康，只有在北京市公安医院每天被注射十多瓶不明药物，在这次迫害后，身体才出现这种状态，直到现在也十分疼痛。看到媒体报导邪党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我觉的他们预谋摘取我的器官，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放弃了。
希望国际社会及人权组织能走进法轮功学员当中了解事实真相。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07/4/15/8457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