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爱人不认可大法,对我百般干扰,还常常莫名其妙的殴打我,有一次还整整一夜不让我进家门,我只好在家门口蹲坐一夜,可是我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我要返本归真,所以从不放弃大法。
99年7.20时,我一人到北京证实法。在府右街,警察把我引进一个小院里,里面已经有很多同修。一个年轻的女警察问我叫什么?哪里人?边问边做记录,还有人在录像,问话的语气很硬,象是在审判犯人,感到这里的气氛很紧张,空气像凝固了。警察把大法弟子一车一车拉走,我被装进一个小的面包车。车里有十几个人,在经过西单的时候,因为是红灯,车等红灯,一个叫丁岩的小姑娘说:“我们下车!”司机听了气急败坏的扭打旁边的一位学员,我们其他人趁机跳下车跑了。可是,我又茫然了,我是干什么来的,我是证实法的,我又该做什么呢?第二天我又来到了府右街。今天的警察好象比昨天还嚣张,到处响着警车的警报声。我又一次被抓并被送到丰台的体育场。大法弟子坐在一起背《洪吟》中的《善恶已明》:“众生魔变灾无穷,大法救度乱世中;正邪不分谤天法,十恶之徒等秋风。”晚上我们被送到石景山体育场,后送廊坊。最后我被送回我市,单位领导将我带回去接受他们所谓的“教育”。
2000年11月,只因发放真相资料我竟被非法劳教三年,关进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
大队长名叫刘志英,对法轮功学员很狠毒,动不动就动手抽打大法弟子的脸。我曾被她铐在禁闭室窗户上的铁栏杆上铐到深夜,她还故意把窗户推开冻我,等手铐解开的时候,我的手已经没有了知觉。她对绝食的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更厉害。在我们绝食的日子里,她每日不停的让我们擦地板,擦她的办公室地板、擦玻璃。对我们强行灌食的时候还嘲笑我们有饭不吃从鼻子里灌。后来她的丈夫得急病死了。她的坏事做多了,恶报牵连到自己的亲人。这无疑是上天对她的一次警告。
当时的一个指导员也是女的。她每当打了我们,回去身体就难受得受不了,后来就调离了劳教所。
一个月后,我被转到石家庄劳教所第四大队。这里同样处处散布着恐怖气氛。恶警耿行军,周益林、裴××(我们看到他从来都是穿便衣,连警服都没有)是四大队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打手。
记得一次恶警强迫我们看诽谤师父的录像,因为对我的表现不满意,等大家全部离开房间后,恶警又把我和另一个法轮功学员找回。耿行军当时就把那名法轮功学员的胳膊拧折了;周益林甩开大巴掌打我的脸,打的我失去知觉才罢休。给他们讲真相根本就不听,说自己不怕造业。耿行军给我们用刑时脸上常常伴着魔鬼的狞笑。他们没事的时候经常拿着电棍四处溜达,看到谁不顺眼就电谁。
一天晚上因为我没有吃饭,深夜里突然把我叫醒,让我来到一个很偏僻的小院,我看到很多的法轮功学员也来到这里。前面的一排房子里灯火通明,从那里发出凄惨的喊叫声和怒吼声。我看到女警察刘俊玲(那时的刘俊玲还是个普通的警察,劳教所的人议论她乱搞男女关系,可是因为对法轮功学员既狠又毒,现在提升为指导员)双手拧着法轮功学员的胳膊,也看到了同修痛苦的表情,我心在颤抖。我们依次被送到了那间灯火通明的房子里,房间很大,里面有很多当兵的,我一进门就有四个当兵的迅速围住我,四肢被他们抓住抬起举过头顶扔到一张桌子上强迫灌食。为了突击给我们灌食还动用了部队,当时感觉自己好象进了杀猪场,我们像猪一样任人宰割,没有尊严、没有说话的自由,整个场面阴森恐怖,真是个人间地狱。
又是一个深夜,我被叫到办公室。一进屋看到满屋子的人。它们让我说污蔑大法的话,我不说。耿行军给我上绳。他用很细的绳子把我从脖子到双手捆紧,还不过瘾,又在我的背后绳子的缝隙间塞进两块砖。我不知什么时候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的时候,屋里就只有几个女警察,其他的人都走了。他们故作善良的说,你真是的,这么犟,说了不就没有事了吗?你快把我们吓死了,你的脸都白得吓人。多么的虚伪啊!
又一个深夜,我被从睡梦中叫醒,带到恶警们的办公室。他们拿出刑具橡胶棒。裴××将我的裤子拉下毒打臀部,打完了叫下一个。我们一个个都遭毒打,回来后都得趴着睡觉,根本不可能平躺,我们全屋的法轮功学员挨个被打,打完了我们屋的学员又打其它屋的。过几天后,我们洗澡时,我们每个人的臀部都黑的象紫茄子,其他的犯人看到后既同情又害怕。
我亲眼看到周益林、耿行军用电棍电法轮功学员,逼学员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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