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绵阳新华劳教所恶行看邪党基因
“骗”——新华劳教所欺骗外界，欺骗上级部门，欺骗大法弟子，欺骗劳教人员。
四川省绵阳市新华劳教所，花丛树木错落有致，寝室内床铺、器具整齐划一，卫生打扫的干净整洁。经常有代表团来参观。可是他们根本看不到新华劳教所的真实情况。
新华劳教所的砖窑在二零零四年才停止。其卫生条件极差，工作环境高温作业，从里面出窑回来的人被灰尘、烟火熏的全身黢黑。每次上面来检查时，出窑人员被告知暂时不得回寝室住处，避免被上级部门看到。砖窑停止运转之前，劳教所曾经想把砖窑转包给川北监狱。监狱的人来了之后，看到如此的劳动环境和劳动强度，根本不敢接手。劳动教养本身就是中共弄出的一个怪胎，劳动教养可以限制人身自由，却没有正式的法律条款，劳教人员对自己的权益了解也不多。八十年代后，由于受利益的驱使，劳教所开始利用劳动力资源赚钱，全国各地劳教所大都如此。而新华劳教所开始承包工程和做火砖。其劳动强度奇高，比如说四大队火砖大队，为了提高砖窑效率，劳教人员一出就是二十四小时。劳教人员完不成任务，班组长还可以打骂体罚劳教人员。当时不少劳教人员为了不出窑，自伤自残，把自己的手指弄断。三大队在外面承包挖地基，打路面等工程。劳动强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劳动强度。还恬不知耻的说劳教所的劳动效率是最高的，社会上所有的施工队都没有我们做的快。劳教所把劳教人员当成廉价劳动力机器充份利用，四大队大队长赵泽勇因为“管理有方”，被提拔为副所长。
劳教所公开宣布的是不打人。到了劳教所挑选出的班组长那里就变成了不打“好”人。而这个“好”的定义和界限把握在班组长手里。不少劳教人员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家里送来的钱以各种方式交给班组长。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吸毒人员被送到劳动教养所后，就被送到四大队出窑。一位有点思想的吸毒人员说，我们也是社会的受害者，是病人。中共把我们弄过来抱火砖，挖路面，毫无人道可言，绵阳新华劳教所在城里面修的大楼是劳教人员的血和汗堆出来的，他们是真正的吸血鬼。
二零零零年后，有大法弟子不断送到新华劳教所，也有不少大法弟子被送到四大队火砖队。大法弟子从法律角度对劳教所进行质询。劳教所自知理亏，对大法弟子减轻劳动强度。大法弟子出所后，也向政府部门反映这个问题。当时许多吸毒劳教人员说：还是你们讲话起作用，我们说话没用，也不敢说。不少吸毒人员都承认，新华劳教所不合理的劳动强度是大法弟子纠正过来的。
新华劳教所的“骗”体现在各方面。
二零零一年四月，绵阳市新华劳教所在食堂搞所谓的心理讲座。劳教所专门请所谓的心理医生讲课。下面坐的大法弟子和劳教包夹人员，手持警棍的警察在食堂过道巡逻。因为讲的对不上号，气氛很沉闷。
讲完后，劳教所领导假惺惺的请大家踊跃发言，说大家心里面有什么想不清楚的问题都可以提。当时李永弘，许奇辉等几个大法弟子都起来提问题。当然提出的问题都让心理医生很尴尬，牵强的做着解释。按他们往常的想法，是没有人会在这种场合提问题的。
大法弟子不断的提问题，一直到中午开饭的时间。劳教所领导讲：今天的会大家很活跃，提了很多问题，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会就开到这个时候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提要问的，可以写成条子。由中队干部整理后带给心理医生，继续给大家解答。
午餐过后，李永弘，许奇辉就被当时中队上所谓的学习组长孙光荣（此人被劳教劳改多次，会办黑板报，恶习很深，被劳教干警相中当上了学习组长）叫到尾岗，就是巷道尽头。又给每个人叫来了六个劳教人员，三个轮班的看着大法弟子。包夹人员可以指使大法弟子站立，蹲或者坐在地上，但不准坐凳子。孙光荣说：你们喜欢说，这次让你们说个够。二十四小时不准睡觉，眼睛都不准眯，眯眼睛就用手指弹他脑壳一下，要把这六个劳教人员的思想工作都做过来就可以睡了。他说这是上面叫他这么做的。这样许奇辉（德阳党校讲师，可能五十多岁）被折磨了二十四小时，李永弘被折磨了三十六个小时。
这种欺骗手法与共匪头子毛泽东在迫害知识份子的反右派斗争中的手法如出一辙，也正是恶党邪恶基因“骗”的集中体现。当时的中队长是杨海一，大队长赵咏明，吴大队。
实际上，新华劳教所是利用劳教人员扮演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锋。大法弟子到劳教所就被安排所谓的包夹人员随时跟在身边，吃喝拉撒睡二十四小时形影不离，少则两个，多则三四个、五六个。目地是监视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防止大法弟子炼功、喊大法口号，防止大法弟子互相之间说话，传递经文。有一段时期，包夹人员在正式上岗前还要经过培训，考试；学习如何对付大法弟子。所谓被转化的学员也安排一个包夹人员，观察该学员是否有思想波动等，以便随时向警察报告。
由劳教人员所组成的门岗值班员、中岗值班员、尾岗值班员。进出中队，进出教室，进出舍房，过尾岗上厕所、洗漱都要给值班员打报告。晚上睡觉，其它中队都是熄灯睡觉，唯独迫害法轮功的专管中队开着灯睡觉。同时有人巡逻，看有没有大法弟子炼功。后来又专门安排每个寝室有人值班，称为舍房班。舍房班每个人都被告知窑监视大法弟子的哪些行为，一旦大法弟子有某些行为，就要立即向班组长或警察报告。
在这种严格的控制下，大法弟子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在这种环境中，劳教所对大法弟子还要进一步搞单独隔离，强制洗脑。强迫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强迫参加诽谤大法的大会，强迫看或听人读诽谤大法的书籍。减少睡眠时间。强迫热天穿军大衣、戴摩托车头盔。长时间站、坐、蹲所谓的军姿、夹扑克牌等等。这方面，明慧网已经报导许多相关事例。
“煽”——制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
大法弟子人人被强制性安排包夹人员，少则一个，多则三四个、五六个。大法弟子郑方均曾经安排九个包夹人员在身边。包夹人员被告知要监视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如果出了差错，包夹人员就会受皮肉之苦，甚至延长教期。这样，劳教所人为的在大法弟子和劳教人员制造出矛盾来。本来有些劳教人员对大法弟子比较同情，也有些人在社会上还要讲些江湖道义的。但因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被加在其中，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对付大法弟子，仇恨大法弟子，打骂大法弟子。很多劳教人员对大法弟子说：你不要给我找麻烦。干部如果找我的麻烦，那我也没办法，只有找你的麻烦了。
二零零三年，迫害法轮功的专管中队搞攻坚运动，叫大家唱歌。大法弟子不唱歌，班组长就把大法弟子的包夹叫起来，站在教室里不停的唱歌，并煽动包夹人员说，大法弟子唱歌了，你们就可以休息。干警对包夹和所谓的协管人员说，他们这些人转化了，你们就可以减少教期。大法弟子不转化，包夹人员就要陪着大法弟子熬夜到深更半夜。在大法弟子和劳教人员之间人为的制造出矛盾来。
“痞”——警匪一家，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
劳教所的劳教人员中的班组长大多与劳教所干警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主要是由亲戚朋友通过各种方式给劳教所干警塞钱。到一定时候，干警就把自己“人”提拔起来当班组长。名副其实的警匪一家。有时候，几个中队长之间还会互相撤对方的班组长，提拔自己的“人”。曾经在六大队二中队任民管会主任的赵太国私下称中队长邓岗为“哥佬官”。有时候，几个班组长聚在一起，还会议论×××是X警官的关系，×××是X警官的关系，谈的津津有味。
劳教所曾经有中队小卖部，是承包给有钱有关系的劳教人员班组长的。班组长借此机会搜刮其他劳教人员，当然他们少不得给中队干部好处的。
而在迫害法轮功的中队，劳教所尤其喜欢劳教、劳改过多次，恶习深厚的人当班组长和包夹。吸毒人员也是他们喜欢的人员之一。
在劳教所呆过的人没有一个认为劳教所能让人变好。它的思维和运作方式就是邪的，以恶治恶，警匪一家。
以上只是新华劳教所中共邪毒体现的一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