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邪党是怎样“破坏法律实施”的
我们从这个刑事判决书中看到，这是一个邪党法庭典型的“破坏法律实施”的犯罪过程。分析如下：
一、本案无原告出庭控告所受利益侵害的事实，判决书中也没有说原告是谁，只有被操纵的公诉机关指控。判决书称：“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5年5月，被告人李绍志通过非法渠道获得内容为‘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快看《九评共产党》’的电子戳1500枚，并将电子戳分别送给其他法轮功习练人员。被告人李绍志为宣传邪教法轮功，伙同其他法轮功习练人员将电子戳盖在流通的人民币上。加盖后，此戳印迹已在我市流通的人民币上出现，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是共产党觉的它的利益受到侵害，它应该是原告。可是，它没有派一个党徒坐在原告席上，法庭也没有给它设这个位子。这在诉讼程序上看是：诉讼主体缺位。（涉嫌诉讼程序违法）
二、判决书证实：本案开庭的真实日期是2007年3月27日，而不是2007年4月11日。判决书说：“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检察院以佳向检刑诉（2007）1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绍志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于2007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汤浩洋、耿成芝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绍志及其辩护人李顺章、张立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这个叙述证明，法院开庭是在3月27日进行的秘密开庭。事实上，当日，李绍志及其辩护人李顺章、张立辉没有参加诉讼。而且，我们翻遍判决书并没有找到2007年4月11日的开庭日期。判决书故意作虚假证明隐瞒真实开庭日期已经触犯了《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伪证罪”的量刑要件；同时，这种故意滥用司法裁判权的犯罪行为，也构成了《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的量刑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是：3月27日的秘密开庭特别严重的侵害了李绍志获得合法辩护的权利，具有特别严重的徇私舞弊情节，构成《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玩忽职守罪”量刑要件的特别严重情节。
三、指控被告人有罪的所谓的“犯罪事实”不构成《刑法》中任何罪名的量刑要件。判决书说“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5年5月，被告人李绍志通过非法渠道获得内容为‘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快看《九评共产党》’的电子戳1500枚，并将电子戳分别送给其他法轮功习练人员。被告人李绍志为宣传邪教法轮功，伙同其他法轮功习练人员将电子戳盖在流通的人民币上。加盖后，此戳印迹已在我市流通的人民币上出现，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1、电子戳的内容表达的是一种意见，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行为上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强迫人必须接受这种意见、人信不信是人的自由，行为上没有伤害任何人的生命安全与合法利益，不触犯刑法中涉嫌犯罪的量刑要件。
2、“伙同其他法轮功习练人员将电子戳盖在流通的人民币上”是编造的事实，在判决书中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事实的存在。指控中没有“伙同其他法轮功习练人员”的名字，法庭上也没有“伙同”的其他被告，侦察机关没有证实抓捕李绍志的现场有“伙同”的其他人，也没有抓到现场证据证明“将电子戳盖在流通的人民币上”的事是李绍志与“同伙”所为。这种以起诉书、判决书的形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情节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量刑要件，符合“情节严重的”要件，而且已经“造成严重后果”、导致李绍志被非法判刑五年；同时，这种犯罪事实也符合该罪名的第二款量刑要件，触犯“从重处罚”的量刑要件。
3、“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影响”是属于道德指控的范畴，而不是刑事追述范畴，“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影响”中并不体现《刑法》第三百条的量刑要件，不能作为启动刑事追诉的立案标准。然而，判决书不仅证明了法庭准予立案，并且启动了刑事追述程序。再一次触犯“滥用职权罪”的量刑要件。
四、判决书称“被告人李绍志的辩护人李顺章、张立辉以本案侦察程序违法指控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使用法律不当为由，认为李绍志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是，判决书中没有列举辩护人的任何辩护意见，也没有指出哪些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这种故意隐瞒刑事审判事实真相的犯罪手段，是导致李绍志被非法判刑的直接原因。这种犯罪手段不仅侵害了李绍志依法享有获得辩护的权利，更严重的破坏了国家法律实施，是极其恶劣的知法犯法、以权压法的犯罪，具有“情节特别严重的”因维护党徒信仰而徇私舞弊、徇私枉法、徇情枉法、枉法裁判的犯罪故意，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量刑要件。
五、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绍志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判决是枉法裁判。“邪教”在我国法律上是没有定义的概念，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说清什么是邪教，也就是说，可供刑法第三百条适用的法律实施限度仅仅如此；一切超越这个法律实施限度的做法都是“破坏法律实施”的犯罪行为。赵玉斌、汤浩洋、谢贞萍、吴守峰、耿成芝等人身为司法工作人员，明知“邪教”的立论不符合《刑法》第三百条的量刑要件，却利用手中实施法律的特权枉法判决，极其恶劣的“破坏法律实施”，这种在“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六、判决李绍志“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不符合事实。李绍志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手中没有任何实施法律的权力，他根本上就没有这种“破坏法律实施”的客观条件，他又是怎样实施了“破坏法律实施”的犯罪呢？相反，我们却看到了赵玉斌、汤浩洋、谢贞萍、吴守峰、耿成芝等人手中有实施法律的权力，他们有权力掌握是否按照法律办事，客观上具备“破坏法律实施”的条件。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他们真正干出了“破坏法律实施”的犯罪事实。这是一般老百姓绝对想干也干不了的。
七、据了解，合议庭是由中共党员为主体组成的。由于本案涉及的利益主体是中共与法轮功之间的信仰冲突，中共作为单方面首先挑起信仰冲突的当事者，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四项其党员“应当自行回避”，判决书说明合议庭的党员为什么不自行回避。这些具有丰富审判经验、从事司法工作多年的职业司法工作人员知法犯法，故意不遵守刑事诉讼程序，情节特别严重的“破坏法律实施”。这种合议庭在徇私、徇情方面均涉嫌维护中共，不可能站在法律的公正基点上审理中共与法轮功之间的问题。
我们将这份枉法裁判的铁证公布于世，并揭露其真相，就是让世人看一看谁在“破坏法律实施”，是谁在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