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难中坚定修炼

我原来在华东师大炼功点上炼功，震惊中外的“七•二零”发生时，我因为研究生毕业，刚刚和丈夫来到另一个城市的某所学校任教。而今我的丈夫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被邪党夺去了肉身，永远离开了我和他所有的亲人。

华东师大炼功点的同修已先后有李白帆（男，华东师大教师）、李元广（男， 毕业后任教于大庆教育学院）、董欣楠（男，1976年出生，华东师大数学系毕业后在福州市某高级中学任教，2005年左右去世）、吴殿辉（毕业后任教于常州师范学校，该校现已并入常州工学院）四位大法弟子被邪党迫害致死。华东师大朱奎花（山东人）、李霞（湖南人）、张红英（山东人）三位在读三年级研究生被多次关押，并在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零年期间被学校非法退学。朱奎花、李霞被退学后又遭非法劳教。

此外，原华东师大炼功点的袁舜华（一九九九年在读学生）、王宾科（九九年毕业后在上海某中学任教）、蔺翠霞（上海某高校教师）、赖晓晖（毕业后任职于福州某高级中学）、姜德胜（研究生毕业）等人被非法劳教；华东师大图书馆的姜云老师被非法劳改，现仍在狱中。张宇霞（毕业后在上海某中学任教），因为散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后被学校非法开除。刘鹏和张许梅夫妇所遭遇的迫害在明慧网几度曝光。

这里，我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们因坚持修炼而遭邪党迫害的经历告诉世人，以便世人尽早明白真相，尽早结束这场邪灵利用谎言把众多无辜中国人民带入万劫不复境地的、恶贯满穹宇的万古大罪的延续。

一、感受大法的神圣

在读研究生之前，我因为到上海某寺院烧香而被邪灵附体，师父苦心引我阅读《转法轮》高德大法，我明白了拜佛的严肃和做人的真正标准，很快摆脱附体的梦魇。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中，我大部份时间都在用心阅读师父的佛法，并感受大法的神圣。炼功点上，我几乎每一天都是流着眼泪沐浴着佛恩的浩荡，我生命的深处发出庄严的声音，自己得到了可以用生命捍卫的宇宙大法。

已经被迫害致死的优秀青年教师李白帆先生那时是华东师大炼功点的义务联系人，他时时刻刻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带动了华东师大整体学法和炼功环境的提高。这种每个人都用心共建的宁静、祥和的学法炼功环境，一直维持到一九九九年“七•二零”的发生。

由于每个大法同修都能够在学习和生活中严格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法轮大法的美好在华东师大校园里有口皆碑。就以我自己为例，那时，我们宿舍三人同宿。每天早上六点钟炼功之前，我都坚持把另外两位同学的暖瓶带下楼去，早饭后顺便把暖瓶装满水带回宿舍，两位同学也正好起床洗漱、冲泡奶茶用到热水。我们宿舍从未安排过值日表，因为有了大法弟子的存在，我们的宿舍在班级同学中最为干净。我和班级其他同学相处得也极好，全班同学公认我是全班最善良、最可信赖的同学。

我和丈夫后来因为有共同的信仰而谈恋爱，我的研究生导师多次夸他是忠厚、善良的小伙子，那时他在研究生宿舍任楼长，由于他时时处处都能够用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法理严格要求心性，凡事以同学的需要为出发点，被评为学校十佳精神文明研究生之一。同学们闲来畅谈对未来的憧憬，都预测我们婚后的家庭生活肯定最为幸福，因为我们身上体现着法轮大法要求的遇事向内找的宽容、忍让，互相为对方着想的和谐。

同班其他同学并不修炼法轮大法，但他们都知道大法的美好。一九九八年过年后开学，父母都是哈尔滨高干的同宿舍同学给我讲诉了一件感人的事情，这位同学父母的一位朋友曾任黑龙江鸡西市纪检委干部，学法轮大法之后，想了三天三夜，主动拿出一百万元人民币到单位去自首，告诉直属领导一百万元是自己当官以来贪污受贿所得，是法轮大法的法理让他真正明白了做人的标准，最终作出交钱自首的决定。原来官场上的朋友都对这位大法修炼者的行为表示不解，在他们看来，这位干部拿出一百万元自首的行为是炼法轮功之后“走火入魔”所致。祸国殃民的共产邪党文化导致的社会观念的变异和道德败坏由此可见一斑，一个被无官不贪的共产党体制腐蚀的生命，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表现出的真修向善的行为，居然被共产官僚们视为“走火入魔”。 法轮大法的法理像一面照妖镜一样，大法的纯正让末世乱法一切不正的因素和鬼魅无处遁身，所以才招致江魔和共产黑帮的造谣和诬陷，大法同修七年多来金刚不破的讲清真相、证实大法之举 ，有效的抵制了邪恶，使得邪恶的阴谋无法得逞！

二、我夫妇被非法关押精神病医院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和丈夫因毕业离开上海，之前的五月中旬我们领取了结婚证。毕业后不久，就发生了震撼全世界的“七•二零”。黑云压城，是坚持还是放弃自己美好的信仰，无疑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生死选择。毕业离校前，我夫妇就在母校被列入共产党为我们开列的黑色档案，“七•二零”之后没几天，工作单位的学校领导很快顺藤摸瓜对我们各方施压。之后不久，我因为给自己任班主任班级的学生看了《转法轮》，而被不明真相的学生告了密，市文保处处长为此到学校对我们“登记在案”，我被免除班主任工作。

随后对大法愈演愈烈的漫天诬陷和越来越多的大法同修被抓捕迫害。我夫妇和另一位邻居同修绕过当地警察设下的重重关卡，跨出了同去北京证实大法的第一步。当夜抵京后的第二天，我们到天安门广场，到处布满身穿制服和便装的警察，一片肃杀的气氛。由于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我们被押上警车，带到天安门派出所。在警车上，我丈夫被身着制服的警察使命打了几个耳光，脸被打肿了，嘴角也被打出了血。我因为制止警察对丈夫的暴行而被警察摁倒在地抓头发。

到我们被移交给户籍所在地的驻京办事处为止，天安门派出所那天已经关押了二百多名法轮大法学员，最小的是一名初二年级的学生，最大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一位北京的同修已经四進四出天安门派出所。有的大法弟子被铐紧双手，警察还在旁边不停的污言秽语恶语相加。

被非法押送回户籍地后，我们三人被非法关押在当地某旅馆隔离审查，期间市公安局文保处的恶人不许我丈夫依靠任何东西，保持一个特定姿势罚站了三天三夜，致使我丈夫的脸开始肿胀，他原本大大的眼睛只剩下了条细缝。

从邪恶的洗脑班获释后，作为高学历人才被学校引進的我夫妇失去了登上讲台的教学工作，我丈夫被安排到总务处去砍大树、扫厕所、捡垃圾；我则被安排到复印室。没过多久，我怀上了儿子。没有人性的学校校长丝毫没有为我调离工作岗位的打算，复印室的同事幸灾乐祸的告诉我要让我生个白痴。强烈的妊娠反应，从早到晚都要站着才能進行的复印工作，复印机散发出来的浓烈的刺鼻的毒气及其永不停息的单调声音，实实在在让我感受到了修炼的艰难。我不断的勉励自己，我是个大法修炼者，任何苦难对修炼者来说都是考验，我能够以很好的心态对待自己所面临的一切窘境，认真做好自己的复印工作并与同事和谐相处。

我夫妇刚毕业就碰上了共产邪党给本已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的这场深重灾难，同事们大多不了解我们的为人，全国上下一言堂的对大法的造谣、诬陷和抹黑运动，再加上我们的北京之行导致学校被株连批评，除去不到两个月的和学生接触中在学生心目中留下爱生如子、教书认真的好口碑之外，全校上下的同事那时真的是用仇恨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艰难的开创着自己的修炼环境。

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拖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政策下，我夫妇每个月只能通过打借条的方式领取几百元的“暂借预付生活费”，与此同时，由于学校领导拒不到位写進人才引進协议里的买房补贴，我们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截至二零零四年为止，我们总共搬过九次家。

我夫妇皆农村出生，农村人的孩子读书的艰辛只有中国大陆的农民父母和孩子能够体会。十几年寒窗苦读，想要改变自己和父辈生活现状的所有愿望，全部被邪党撕扯得粉碎。当邪恶不止一次的和我们交锋，试图以物质利益为诱惑换取我们对师父和大法的诋毁时，都遭到了我们的坚决抵制。

二零零零年初，学校校长非法停止了我夫妇的工作，我们几次到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信访办反映情况，都遭到有关领导的无理责骂。为此，我夫妇决定到北京上访。

二零零零年四月初，我们怀揣了好几十名大法学员联名的上访信再度踏上通往北京的列车，我们得以如愿以偿的進入信访办之后，发现大法弟子的信访已经被公安操控，递交上访信后，我意识到我们应该堂堂正正的离开信访办，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丈夫，丈夫没有反应。由于自己长时间以来形成的对丈夫的依赖心理的阻挡，我们没有从法上认识法，失去了当时师父为我们演化出来的走脱的机会，最后被移交给本地驻京办事处押送回户籍所在地，几十人的联名上访让邪恶震怒，我夫妇成为本省被迫害的重点，直接导致丈夫被拘留（我因怀孕幸免）和之后我夫妇被非法关押精神病医院，继而丈夫被强行送入结核传染病医院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新年后不久，我夫妇回到家乡。户籍所在地的“六一零”害怕我夫妇進京上访牵连它们的升迁，和家乡的恶警串通一气，逼迫我们在邪党“两会”之前回到户籍所在地。在从家乡回户籍所在地候车的途中，当地警察没有任何理由对我们施加了警匪绑票的手段。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向围观的群众讲述法轮大法遭遇迫害的真相以及我们当时所悟到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疑点。

被劫持到派出所后，我夫妇拒绝配合警匪的任何要求，指责它们执法犯法，无故绑架合法公民的违法事实，要求当地派出所无条件的释放我们。由于我们当时正念很强，邪恶在非法关押我们大约三小时之后，不得不释放我们。

三、丈夫被迫害去世。

由于我们不配合邪恶的迫害，出生刚六个月的儿子受到惊吓，在随同父母一起被绑架到警车上的过程中，头部被警车车门所挤。孩子被挤受惊，我们只好又回到家乡。在之后和当地恶警面对面的交锋中，我们抓紧一切机会在当地民众面前让其丑行曝光。恶警恼羞成怒，在我夫妇遭遇劫持时曝光自焚伪案的事情上做文章，没几天迫害死了为我们提供了食宿的当地女同修。几个月后，我丈夫在外出回家的途中，恶警将其劫持直接判了两年劳教。

非法劳教期间，恶警不允许我去探视。丈夫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信仰，而受尽电警棍、罚站、不许睡觉、关小号、繁重的体力劳动等非人折磨，直到劳教期满被释放回家身体极度虚弱而不幸去世。

原校长积极充当了迫害我夫妇的帮凶和打手。丈夫被非法劳教后，此恶人又逼迫我带着尚在哺乳期的儿子另找工作，遭到我的拒绝。每次找我们谈话，此人都首先肯定我们在学校同事、同学心目中的学识和人品，每次又都说我们错就错在站错队伍信仰了法轮功。我们每次都回答他，我们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修炼了法轮功。在这个举世污浊、人人奔名逐利的时代里，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们的身心，我们就是要堂堂正正的做好人，做好人应受到社会的表彰，教人做好人的李洪志师父更是应该受到尊重。我开始向校长讲述善恶有报的天理，正告他迫害大法弟子必遭报应的恶果，他咆哮着把我从校长室轰出来，结果第二天他就遭到报应，下了台。

丈夫被非法劳教后，我失去了一个互相促進的修炼环境。由于育儿的艰辛和经济困难带来的压力，我学法一直不精進，也无形中滋生了许多求安逸的心理。在丈夫被劳教、孩子刚满一岁半期间，邪恶无端把我劫持到洗脑班非法关押四十多天强制洗脑。可怜的孩子一直哭着找妈妈，但邪恶就是不允许我见到他。我自己没过好关，而向邪恶作了妥协，这是我修炼道路上的大污点和做人的大耻辱。

那次我们共有三个人被劫持到洗脑班，每个人的单位被“六一零”洗劫了一万五千元钱作为我们的生活费用和转化费用。丈夫被迫害去世后，我利用这个事件积极打电话给所能联系上的他生前的所有同学，主动去找现在的学校同事和学生、邻居讲清迫害真相，在明白真相的过程中有的已经進行了“三退”，现任学校领导、同事和学生对丈夫和我的为人给予了很好的肯定，并对这场邪恶迫害的内幕感到极大震惊。不少人痛骂共产党的“流氓”，并报以同情的泪水。

四、展现大法美好

一九九九年毕业我刚刚接手一个新生班的班主任工作。邪党的迫害使得我的班主任职务在一个月后被迫中辍，这期间我们在学生中间留下了很好的口碑。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来，邪党铺天盖地对大法的造谣诬陷，招致了天怒神怨，全国上下气温高过四十度的地方随处可见。学生宿舍条件差，我夫妇按照大法的心性标准，熬好满锅绿豆汤送到学生手里，并把热得休克的学生接到我家去住。班级里有的学生很困难，为了不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班级搞活动需要经费，我常常拿出自己的钱投入，丈夫还把他读研究生时的录音机赠送给我们班级。过中秋节时，我们把班级里一位性格内向的学生接到家里过节、聊天（这位学生现在是我儿子的好老师，曾和他父亲一起托关系去劳教所探望我丈夫）。

我在复印室工作了四年，在我一次次的坚决要求下，后来的学校领导同意我回到讲台任教。每次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我都对自己的学生从严要求，并积极帮助学生解决论文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每年的毕业生论文评选活动中，我所带的学生都有获优人选，有的学生的毕业论文被有关学术期刊录用。到现在为止，每学期学校征集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中，我所任教的班级都给予我“爱生如子的好老师”的评价。图书馆的同事告诉我，在和我教过的学生交流中，同学们对我的评价极高。有一位师范专业的学生告诉我，在校时他们班同学们一致认为，我是所有任教老师中对学生最好的老师，并告诫自己以后就要做这样的教师。

我在学校里利用尽可能的机会告诉身边的有缘人法轮大法的美好，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真相，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修炼环境的好转。一位中层校领导告诉我，不少校领导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对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各方面的表现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丈夫去世后没几天学校就开学了，我强忍悲痛匆匆处理完后事，没有请一天假就回到讲台。从我，一个柔弱的女子身上，世人看到了大法的坚不可摧！由于共产邪党的迫害，我的稚弱的儿子失去了本来应该拥有的宽裕的物质环境，并永远的失去了父爱。孩子从还是腹中胎儿时起，就跟着母亲一起承受了整夜被警察罚站、复印室呼吸有毒气体、关神经病医院插管子打针灌药、死拖硬打、没钱获得任何营养滋补、特务盯梢等非人迫害，出生后更是多次见证父母被恶警非法撕扯、关押，最后眼睁睁看着父亲被迫害致死的凄惨，儿子幼小的生命用九死一生形容毫不过份，但儿子的漂亮、健康、善良、智慧，无疑又是善恶有报的宇宙法理的有力见证。儿子如影随形的离不开妈妈，他的存在为我创造了一次又一次讲述真相的契机。儿子学校里的校长、教师、家长都是我去讲清真相的对象，有时候，师父会借孩子的嘴巴点化我，儿子会冷不丁指着一个路人说：“妈妈，你去讲真相了吗？”有一家幼儿英语教育机构的老总，在倾听我讲述真相之后，免费收取我儿子去学英语。明白真相之后的世人，选择了他们美好的未来！

丈夫因为证实大法而被邪恶迫害致死，老实巴交的公婆只有丈夫这么一个儿子，痛失爱子的老人心灵经历了极大的创痛。丈夫去世后，身边的常人以为我这下肯定要和公婆分开过日子，让其回到乡下的农村去住。而今我的公婆和我一起已经生活了六年多的时间，他们看到健康、活泼、可爱的孙子，心灵会感到无限的慰藉。这些年来，我一个人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家庭压力，丈夫虽亡家庭不破，本身就是法轮大法美好的见证，小区里的邻居为此深深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