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七年，遭受迫害七年
99年7.20，邪党江氏流氓集团开始疯狂镇压法轮功，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关押，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么好的高德大法，对社会道德的回升，对人身体的健康，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为什么要镇压？是不是政府对法轮功不够了解？我是中国公民，那里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有责任和义务向中国政府去讲清真相，用我在大法中受益的亲身经历去证实大法。99年末，我谢绝了亲朋好友及公司老板给我加薪的执意挽留，放弃了我苦苦等待八年可以办理绿卡的机会，带着一颗纯朴善良的心，登上了从美国加州飞往中国的航班。
我从1999年末至2006年末七年期间，在国内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邪恶的迫害中，被铁岭市银州区公安机关非法教养，判刑关押长达五年之久，在遭受非法的残酷迫害中，我更认清了中共恶党的残暴及它的流氓本性。
一、护照被骗收、非法劳教
回国后，我看到电视、广播、报纸，的造谣宣传，诬陷我师父，把大法的书收缴焚毁，封锁大法的网站，煽动被迷惑的百姓去仇视大法，其邪恶程度至极。我开始写信给北京政府部门，辽宁省政府，铁岭市、县政府和各大企事业单位，告诉他们法轮功真实的情况，让世人快明真相。
铁岭市区公安分局政保科孙立中、刘代英发现了我，几次打电话叫去区局问话，怀疑我是美国派回来的，我郑重的告诉他们，学大法是自愿的，不会有任何人指使我。并坦诚的说：“我回来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了解法轮功真相，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2000年2月，铁岭市公安局、区公安分局孙立中、刘宗仁等十多个警察把我带到区公安分局非法审问两个多小时，我向他们讲：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在做好人，我们没有反对政府，更不是参与政治，希望你们不要站在大法的对立面，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样对你们不好。他们不信，最后孙立中以检查我的护照为借口，骗走了我的护照不还。
为了摆脱他们的干扰，我离家出走，带着女儿在外面租房子，在同修的帮助下，用我从美国带回来的突破网络封锁的网址，下载明慧网的真相资料，和女儿一起派送和发放，“让善良的人们都来了解法轮功”。送出去的资料在复印时被人告密。2000年10月16日，我在沈阳市法库县教师学校家属楼被闯进来的铁岭市和法库县的恶警绑架，并抢走了我的笔记本电脑，随身听，光盘放音机，磁带，偷拿走我皮箱里放的1500元人民币，和我最珍贵的师父法像和两本法轮功书，没写任何收据。拆散了和我相依为命，正在上中学的女儿，女儿痛苦万分、失去了需要照顾她的妈妈。
政保科孙立中，市属刘宗仁把我关押在铁岭市看守所迫害50天后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借口，在我拒绝签字的情况下强行送入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迫害。
臭名昭著的邪恶黑窝——马三家教养院，其恶首苏境以及她教唆下的恶警们，施展着软硬兼施、伪善欺骗、酷刑迫害的手段妄图达到“转化”法轮功学员。
当我一走进黑窝的门，一下就围上来七八个邪恶犹大，翻包搜身，把我围成一圈，灌输邪悟的东西，我说：我不听，别给我讲这些歪曲师父和大法的话。他们怪笑，接着开始对我轮番轰炸，挖苦讽刺，谩骂，不准睡觉等迫害招式。恶首苏境又指使邪恶犹大——从北京来的牛虹和岳慧玲，对我进行胡言乱语、谤师乱法的围攻，还有原大连副站长某某某（回家后醒悟）的误导。不接受他们的邪说，就天天折磨。
“包夹”一天24小时“看护”、和限制行动。恶警又强迫法轮功学员看诬陷师父与大法的录像。不但在精神上妄想达到控制、在肉体也施加着压力。强迫干活，做手工艺品出口，完不成任务不准睡觉，不管是严寒酷暑，还是烈日炎炎，卸车上装的东西，有时去水田、旱田拔草干活。
在海外同修的呼吁、营救下，一年后我被释放了。劳教所精神与肉体上的迫害，使我身心受到的伤害无法愈合。
二、流离失所、西藏也不是安全之处
回家后，铁岭市的恶警们并没有放松对我的监视，又频繁的骚扰，我在铁岭哥哥家，公安局找我。在法库姐姐家，铁岭公安局通知法库县的派出所恶警找到我说：你不可以在法库住，你在法库住对我们不安全，又说你在法库住几天要交几天的钱，来去要向我们报告，否则对你不客气。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讲道理，我在姐姐家住几天犯法吗？看着恶警那副威胁的丑态，毫无人性。
我无处安身，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开始了下载法轮功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人。铁岭区公安分局和户口所在地、岭东派出所的恶警们又开始到处找我。
有一次，我有事悄悄去法库姐姐家，在外边楼下碰到了姐姐，姐姐吓坏了，两眼直勾勾的看着我说不出话来，猛一下把我拽进仓房里，声音变调的告诉我说：铁岭公安分局孙立中带人找你，才走。为了避免姐姐为我担心，我安慰她几句就离开了。
这时我们资料点一个同修突然被抓，并传出话来让我们赶快搬家，连夜我们快速的搬到一个同修家里，住了两天，明显看到警车增多了，警笛的怪叫声，警察抓人的打骂声，如同红色恐怖，内部消息传出，当地公安局开会说要和法轮功干到底，已经挨户查租房的户口了。
2002年4月，我和十几名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远离家乡去了西藏。西藏并不是安全之处，也是中共操控地区，中共为防止藏民抗争，把所有的街道都安装了监控器，警察和国安特务到处都是。为了安全，我们经常搬家，从城市又到农村，我们生活上非常艰苦。
2002年8月27日晚，我们在西藏日喀则市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由于一个同修被抓时，恶警在他身上搜到日喀则市和拉萨市旅馆同修住址，结果牵连十二个人被抓，其中有两个孩子，九岁和十三岁。当晚在日喀则某警署提审，由于我不配合恶警的无理要求，有3－4恶警同时打我，并拽着我的头发狠命地往墙上撞，撞得我两眼冒金星，几乎晕过去。恶警又把我拉到某地看守所，关在小黑屋里，强制我坐在潮湿的水泥地上，把手铐在地环上。我对那个警察说：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没有做坏事。他说是上级叫他做的。
外边下着雨，风雨吹到我身上，我只穿一件单薄衣服，冻得浑身发抖。几个小时后，警察又把我关到派出所的值班室，把我手铐在凳子上，一铐就是两夜一天多。我又冷又饿，但坚持着向这些警察们讲真相。一个警察说：你们外地人想欺负我们，想让我们接受你们的东西。我说不是象你说的那样，我们都是好人，是修炼人，我们不做一点坏事，只是想告诉你们真相，了解法轮功，不要反对大法，为的是救人，以免被淘汰。我又和他们讲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后来他们在态度上对我有缓和。第三天，他们把我和王慧艳押送到拉萨市省公安厅。
在拉萨市省公安厅610办公室里，几个警官轮番的对我非法审讯，在得不到回答后，一个恶警握着拳头向我威胁着说：有你说的时候。但我始终善意的对待他们，但不顺从邪恶的要求。公安厅有一个警察高高的个头，看了看我说：问你什么也不说，你会唱歌吗？我说：会。他说：“那你给我唱一支你们的法轮功的歌”，我说：“好”，其实我不会唱歌，嗓音不好，五音也不全，但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救他，哪怕他有一个正念也好，我给他唱的是：“法轮大法好”，我唱完后，他笑了，然后也学着我唱的调，他唱了两句，“法轮大法好”，最后他又唱了句我们师父的名字和一个“好”字。他唱的非常好，象个男高音。我想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开玩笑，毕竟是从他嘴里唱出来的，一个善的因素在他心中了，我真心希望他能够良心发现，能够得救。
直到后半夜，警察把我押到拉萨市看守所。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所有在拉萨的同修都被绑架了，王慧玲在公安厅跳楼后，人不知去向，两个孩子也不知在哪，我们一个人被关一个房间，开始了十多天的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当辽宁各自所在地的公安押我们去机场时，才看到王慧玲和两个孩子，王慧玲骨盆摔坏躺在担架上，两个孩子没事。
我在日喀则市被绑架时，衣服口袋里1000人民币被恶警抢走，在拉萨市旅馆的行李包里，有3700美金，14000人民币，相机价值224美金，手机价值1500元人民币，手表、项链和一些衣物，共值2500元人民币，这些东西全部被劫走，没给任何收据，连随身的衣物都没让拿一件。铁岭区公安分局的恶警杨东生骗我们说：拉萨公安厅给你们邮回家，直到今日未见寄还。恶警们仗着权势，执法犯法，良知丧尽。
三、“吕建华，今天枪崩你”
2002年9月20日，警察分别把我们押回辽宁各自所在地看守所。在铁岭市看守所，我又绝食抗议，要求无罪释放，还我自由。恶医生钱大鹏强行给我灌食，几个犯人按着我的头，反复多次鼻饲插灌，造成我呼吸几乎窒息，喉咙，鼻内都插破，鲜血直流，疼痛难忍，脸部双侧面被犯人掐得不敢碰，疼痛达两个月。
在绝食期间区公安分局院外提审我，孙立中一见到我就说：“吕建华，今天枪崩你”。我没理他。在审讯室，孙立中不顾我几天绝食身体虚弱，把我的手吊铐在墙上，1个多小时的审问。我身体支撑不住，眼前漆黑，昏死过去。这时他们才洒水按穴位。我醒来时看到自己坐靠在凳子上，身上湿漉漉的，手还在抽筋，恶警只好押我回看守所。
十一以后的一天深夜，铁门的响声把我惊醒，推进来一个法轮功学员，和她一起被绑架的还有王杰和李伟绩。他们是用录像机收集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准备曝光、被恶警窃听了手机被抓的。王杰被迫害得生命垂危，送去医院抢救。李伟绩多次被院外提审，恶警疯狂地毒打他，想从他嘴里获取机密。邪恶之徒的暴行是徒劳的，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堂堂正正，揭露迫害、讲真相是为救度被迷惑的世人，没有秘密。
我和李伟绩同被提审时相识，我看着他戴着手铐脚镣，被毒打的身躯吃力的一步一挪，艰难的行走，心一阵的酸楚。李伟绩被非法判刑8年，王杰被非法判刑七年。和我同号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刘玉梅，被恶警毒打后抬进来，后背有一个大包，脊椎变形，绝食后被恶警把她铐在地环上，成大字形，犯人开窗冻她，不给接尿，恶医钱大鹏把他抽烟的烟灰弹在灌食的玉米面粥中，灌进去。她不为迫害所动摇，两个月后被释放窟。
当时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有20个左右，能叫上名的有：刘智明、陈玉之、张淑霞、孙艳琴、王春霞、张桂玲、陈亚萍、顾常红、张海波、李伟绩、王杰等。
四、吊铐、毒打十七个小时
大约在10月中旬某日下午四点多，铁岭市公安局又院外提审我，以俞洪海为首六名恶警，换班轮流迫害我，把我直接押到五楼酷刑室双手吊铐在墙上，施以暴行手段进行逼供，威胁，辱骂，扇嘴巴，不准上厕所。后来两个男警察拖我去厕所，叫我在地上尿，他们两个不回避，我没有同意，恶警又拖我回去吊铐墙上。一个恶警用管状硬物，没完没了的打我，从头打到下身，无耻的耍流氓，恶警把我的双脚拽起来，劈开两腿，污辱我说，你尿啊，你怎么不尿？我双脚悬空，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到手腕上，手铐深深的卡进手腕里，疼痛几乎使我昏厥，双手肿得象馒头。
打我的那个恶警叫嚣着说：经我手打死过两个人，打瘫一个，我不是还一样没事，我打死法轮功的人是不犯法的。这个狰狞凶煞的恶棍，禽兽不如的流氓，这样对待善良无罪的修炼人。我被他折磨得精神恍惚，才打开吊铐。我被吊铐了十七个多小时。
惨无人道的手段，造成我双手拇指，食指失去知觉长达半年之久，右臂抬不起来，六个月不能自理，右侧锁骨粗大红肿，至今未痊愈，右手干活就酸痛无力。
我和王杰、还有一位姓刁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个仓号，我们天天坚持炼功，恶警看见又喊又骂。有一次被姓姜的恶警看见，气得像疯了一样骂我们，又叫来姓孙的一个恶警，拿来大脖掐子铁链刑具（是给死刑犯用的），把刁姓的法轮功学员用铁链一头把脖子掐住，另一头在地环上固定住，铁链有一尺长，十多斤重，头抬不起来，大、小便得叫别人接。把我用同样的刑具，一头把脖子掐上，另一头把我的脚脖子掐上。王杰迫害的住院抢救过来后才出院，怕出人命没用刑具。铁链又重又短，我的头抬不起来，脖子坠的坐一会就受不了。上厕所得弯大腰一点点挪，晚上更是遭罪，人多不能平躺，只能侧身睡，可我脖子和脚脖子一尺长的距离不能变，一个姿势时间长了受不了，直接翻身翻不了，费劲起来后一看睡觉的地方又没了。
管女仓号的王恶警对我说：“只要你写个保证以后不炼了，就给你把刑具摘下来”，我说：“不写，我没有错，也没有罪”。她说：“不写你就戴着吧。”我天天发正念，五天半后，主管迫害法轮功“610”办公室的人来提审我，看我没办法走那么远的路，就把刑具给我摘了下来。回来后没再给我戴上。姓刁的法轮功学员出现病症，血压200多，家里找人办理手续回家了。虽然警察以恶对待我们，但我们法轮功学员始终用慈悲善念对待他们，我们临走时，姜警察说：你们是好人哪。
2002年3月5日，铁岭市银州区法院，以所谓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了我四年劳改，上诉被驳回。在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律师的辩护词还要经过法院批准，可笑到了极点。
五、遭受四年监狱摧残
2002年6月12日，王杰和我被邪党警察由铁岭看守所押往辽宁沈阳大北监狱（辽宁省女子监狱）。我被非法关押在八大队（八监区），王杰关押在九大队。几天后在检查身体时，我又看到了王杰，瘦得皮包骨。我的腿和脚肿得也很厉害，肿了三个月才恢复。
我在八大队三小队，恶警是刘屹立。我又开始了绝食抗议非法关进监狱，不准炼功。恶警每天辱骂，强迫我干活，“包夹”犯人丁淑丽形影不离大骂不止，五天后避免再遭迫害，我停止了绝食。但是恶警刘屹立并不放过我，以我劳动产量低，不背监规为由，狠命用电棍电我半个多小时。我没有屈服，一直到出监，没背过一句监规。
八大队监区长叫左晓燕，这人心狠手毒，是全女子监狱出了名的恶人，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是残酷，她常常在会上得意的说：我工作二十多年，经我手收拾过（打人）的有两千多人，咋的了，我还是我。从来没有人敢报复我，劫持我。我就是打你了，骂你了，爱上哪告上哪告，嚣张的不行。可怜的她无知地在罪恶中毁着自己。
2003年3月，监狱下达了新一轮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旨，左晓燕积极配合，加大力度迫害学员，为不影响她的收入，她逼迫学员白天干活，晚上回监舍她指使犯人对学员酷刑折磨，并为迫害找理由说什么是法轮功学员不让其他犯人睡觉。恶警肆意颠倒黑白，煽动犯人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在左晓燕的教唆下，犯人有恃无恐。参与迫害我的犯人有：“包夹”赵世超（鸡头），王淑华（贩毒）。执行员，李静（下毒杀人）、金敏（杀人犯）、龚利（抢劫犯）、郭小燕（杀人犯）。收工回监舍，犯人扒光我的衣服，强迫我把两脚并拢，腿伸直，双手扶脚面蹶着，不蹶就拳打脚踢，一直折磨我到第二天早上6：30上工。晚上收工后恶徒扒光我衣服，接着迫害，你一脚，她一脚地踢我，踢倒又强令重蹶，再反复的踢，踹，头撞在墙上，再反弹回来。
最狠毒的恶棍是李静，为表现自己，讨好恶警能给她减刑回家，坏到已经无人性，她在我身上写满了骂大法的话。恶徒们打累了，休息一下，又变换招数，把全身无力，满身伤痕的我拖进水房，一盆一盆冰冷刺骨的水倒在我身上，再把冻的浑身发抖的我拖回房间，绑在床栏边。赵世超怕我睡着，逼迫我站起来，把手一上一下“背剑”式绑上，逼我蹶着，稍不随意，又是一顿暴打，下半夜三，四点钟，全身疼的我发抖，右胳膊旧伤处疼的更是钻心。那种人格被羞辱，被无耻的谩骂，身体的摧残，无法用语言形容，第二天上工，我走路非常吃力，两条腿已不好使，在别人搀扶下，一瘸一拐的挪动脚步，上楼更是艰难，全身疼痛，有好心的犯人看到我被打成这样都偷偷的流泪。
我平时对自己要求很严，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所以很多犯人对我很好，我有机会向犯人讲大法的美好。我清楚的知道打我的犯人，大多是在恶警的指使下干的，不服从就减不了刑，打我的犯人和我分开小队后，过年时有几个人专程上楼来看我，给我拜年行礼。其中有的犯人打我后也遭了恶报，王淑华本来身体很好，后来经常生病，走路无故晕倒；赵世超母亲患了精神病，她向我哭着诉说，我好言相劝，让她好好做人；还有的得了肺结核住进医院。
2004年中旬，我被分到二小队，恶警焦玲玲，虽然她只有20多岁，但凶狠程度比其它恶警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天不打人嘴巴，不用电棍，她手都痒，骂起人来没完没了，满车间都是她的声音，一点修养都没有。我被她电击无数次。每月的考核分表上有认罪服法一条，我没有罪，我不签分（签名），也不要分。焦玲玲气得歇斯底里的骂我，利用她手中的霸权，连续在办公室用电棍电我一个星期，后脖颈被电的一块一块黑紫斑痕，后背电出水泡，穿着高跟鞋踹我的头，停止我三个月会见探监家属。我没有屈服，就是不签分。
一次，早晨出工后，我周身无力，有虚脱感觉，9：00点恶警们上班后，就开始往办公室叫一些人挨电棍，电完后我强站起来，走路很慢，焦玲玲说：吕建华你快跑几步回机台干活，我没快跑，也没回答。焦玲玲大声喊我，催我快跑，我回过头来看着她说：我跑不动。她狠狠瞪着我没说什么。每天犯人吃饭、上厕所、进办公室多数都小跑，为的是挤时间，多干活，少挨电棍。
左晓燕为了多挣钱，把八大队每天干活产量定额定的非常高，再快的手也很难完成任务，一旦完成了，第二天产量定额又增加了，永远也完不成。所以恶警天天用电棍催产量，有时全小队40-50人叫进办公室挨电，谷亚星恶警（已经调走）指挥焦玲玲一个接一个的电，电棍冒着蓝色的火花，啪啪的声音，夹着犯人的哭喊声。那种场面难以形容，肉皮被烤焦的糊味布满整个车间。每天上午办公室前被惩罚的人蹶一大排。左晓燕常说，你们就是畜牲，是奴隶，必须用鞭子。
左晓燕不仅使用电棍来增加产量，还用延长劳动时间硬增产量，监狱里规定收、出工是早6：30-晚9：00，可是八大队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半夜12点才收工，有时干到下半夜2-3点才收工，甚至也有通宵达旦的时候，第二天接着干活，即使9：00收工也要把活带回监舍干到半夜。他们利用这些与世隔绝的在押人，强制地压榨着人的血汗，来满足他们的私欲、名利。缝纫产品大部份是多兜裤，出口南韩。
由于我年龄等原因，干活比年轻人要慢些，左晓燕一边骂一边打我的嘴巴子，说我不好好干活，不务正业，好老娘们都在家炕上、地下忙呢。有一次犯人把我叫进办公室，我一看有7—8个人正在电棍受刑，也有法轮功学员赵立君，恶警把要惩罚的人双手用手铐铐在腿后，左晓燕挥舞着电棍，边骂边电，被电的犯人痛的满地打滚。她来到我跟前，左晓燕拽着我的衣领，凶狠的骂着我。我正念制止着她。又有一次左晓燕叫我和另一名犯人去办公室前蹶着，我站着不动，左晓燕气得又大骂，上前打我，把我按倒在地，叫刘屹立恶警把我绑起来，踹倒在地上，命我蹲着，脖子上又挂了两个秤砣。两个多小时后，犯人执行员过来小声说：吕姨，你蹶着吧，队长好把绳子给你解开，多难受啊。我说：我没罪，活做的也不少，为什么蹶。10分钟后，她们还是把绳子给解开叫我回去了。
在一次半年评审的纸上，我写上“法轮功学员没有罪，请尽快释放无罪的法轮功学员”。恶警左晓燕在缝纫车间的全体会上气的说：“给我气炸了肺，美国、西藏的跑，还要无罪释放，等我有时间好好收拾她”。我常常由于劳动产量，不背监规（经常考监规），被恶警强制到办公室挨电棍，被罚钱，停吃细粮（白面，大米），不给饭吃，饿着肚子干活，又强令产量不准下降。
八大队的恶警们，不仅在“转化”上，干活上迫害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上也是如此，常常搞突然袭击搜身，把所有的衣服，被褥都给拆开，弄得一片狼藉，难以收拾，半夜12点收工，累的疲惫不堪，再收拾整理衣物，被褥，累的我有几次虚弱的身体处于半休克状态动不了。
接见更是人格的污辱，把衣服全部脱下来，连内裤也不放过。恶警们坏事做尽，胆小心虚，就怕曝光。如果收到经文，把人绑起来，电棍电击几小时，没收食品，停吃细粮，停止家属探监，恶警命犯人24小时把法轮功学员监管起来，连续几天的迫害。
也有的犯人很好，本性尚存，只是一时做了错事，也知道我们是无辜遭受迫害，对我们有支持与帮助。有机会我就向她们洪传大法和讲善、恶必报的道理。有个犯人对别人说，我就相信我吕姨，还有个犯人喜欢唱黄色歌曲，我善意制止她，她明白后再没唱过，别人叫她唱时她说：我已经答应吕姨不唱了。有两个犯人在我临走时说：“吕姨，你放心吧，我再也不骂人了，记住你对我说的话。”
我出监前，刘屹立把我叫进办公室说：“吕建华你要出监了，监狱领导找你谈话时，你别什么都说，说错了会影响你出狱的”，我说：“我可以不说什么，但要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决不会说我不炼”，刘屹立说：“你说不炼对你有好处，你出监回家偷偷炼谁知道。”我说：“如果我要说，那我在看守所就说了，何必受这么多年苦，我在大法中受益，我自己最清楚，不会自己骗自己。大法蒙冤，我却不敢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作为常人来说都不是个好人，何况我是修炼人”。刘屹立说：“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刘屹立说：“那不还是黑吗？”我说：“曙光就在前面”，刘屹立不作声了。看起来刘屹立好象关心我，实际上有她的用意在，怕我说什么影响到她，我心里清楚。2006年9月19日，我出监了。
后记
我从99年底回国后，家人一直为我担心，特别是两次被非法关押，我的父亲，哥嫂，姐姐，女儿都承受了很多，也遭到了公安局的恐吓，说什么如果知道吕建华的下落不报，就要我们家人负责。我被非法关押后，法库公安恶警还到我姐姐家，强行搜查我的物品，给姐姐一家施加精神压力。80多岁年迈的老父亲担心我的生命安全，吃不下饭，夜不能眠，我出狱后看到父亲苍老了很多，我心痛，欲言又止。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没有错，是中共恶党非要镇压这些善良的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者。
奉劝辽宁省女子监狱及所有还在行恶的警察们，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良知尚存，停止迫害无罪的法轮功学员。打击善良的，一定是邪恶者。请你们仔细的想一想，打压法轮功已经有八个年头了，谁善谁恶你们都很清楚，不要盲从为一点小利跟随恶党丧失人性，充当陪葬品，失去永远的生命。明智的警察赶快三退，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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