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次日清晨醒来时,发现家中一片狼藉,东西几乎都没了,包括通信录、毛笔、纸、杯子、生日录音带、等等。父亲已被警察绑架到公安局。奶奶已八十六岁了,因中风半身不遂,每天晚上由爸爸照料老奶奶。奶奶一夜没睡,见到我醒来时,抱住我失声痛哭。
我想爸爸大概没几日就会回家的,谁知道我的估计错了。爸爸再次踏入自家大门时,已是两年后的夏天了。
我家被抄后,我向再来抄家的警察讲了许多真相:说我爸爸是一个好人,他从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原来身体不好,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上的病都好了。爸爸没有错,你们不能抓我爸爸。因我跟他们讲真相,他们也把我列入关注目标。
警察还威胁被抓的爸爸:“如果再不‘转化’,你现在吃官司,你儿子也快了!”那年我还在读小学。
爸爸被抓后便杳无音讯,我们也打听不到半点消息,直到几个月后才得知爸爸已被送去外省坐牢了。
奶奶每天早晨起身后则必向我妈妈询问爸爸的去向:问人哪儿去了?干什么了?什么时候回来?妈妈怕老奶奶听到爸爸坐牢的消息受不了,就说爸爸已经出国去了,一直到奶奶去世都没有把真情告诉她。然而奶奶就天天撕心裂肺的哭喊着爸爸的乳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放学一进家门,看到这惨状泪水就控制不住的流了出来。妈妈白天、晚上都要工作与加班,晚上我和奶奶相依为伴。奶奶被折磨了一年后,最终没有盼到儿子回来团聚,带着心灵的创伤,痛苦地离开了我们。当妈妈向有关当局提出,让爸爸回来悼念去世的母亲,参加个追悼会。但警方以所谓“条件”为理由遭拒绝,就这样爸爸见奶奶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爸爸被抓后,许多邻居、熟人、亲戚、朋友、同学都跟我们疏远了。他们听信中共媒体对法轮大法的歪曲宣传、造谣、诬蔑,开始对我们家说三道四,在我们背后指指点点,也不登我家的门了。我心里很难受时,便想起了爸爸跟我说过,一定要听恩师的话:“坚修大法心不动”。于是我心里宽松了,再不去把那些言论放在心里了。
二零零一年初,中共自编自导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并授意各单位配合行动,规定党员签字表态,甚至连学生也不放过。我校按上面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在诽谤大法的簿上签字。我拒绝签字,离开了会场。
有一次毕业考试,其中就有一道政治题目牵涉到法轮大法上。我就果断地放弃了这一道题目。成绩出来后,学校宣布我不及格,通知我去补考政治,如果政治不及格就不发毕业证书。我当时就决定宁可不要毕业证书,也决不补考所缺那道题目的分数。
警察采取高压手段,逼迫我爸爸写悔过书等“五书”,爸爸不配合写,他们就采用暴力手段整人。
爸爸快出牢时,警察所、“六一零”、地方政府共去了八个人,以考察在两年里对爸爸洗脑的情况。在谈话中,爸爸义正词严的说:我们师父遭受了不公正的陷害和诬蔑;大法弟子正在受冤枉、受迫害,我们是好人,没有错;要求恢复师父的名誉;等等。他们听了气急败坏,蓄谋秋后算账。
爸爸出牢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他回家就想见奶奶,叫一声“娘,儿回来了”。但进门看到的却是奶奶的遗像和她睡过的空床,爸爸懵住了,他张开的嘴顿时闭不上了,欲喊无声,欲哭无泪,爸爸沉默了好几天。
我们好不容易才盼到爸爸回来,指望过上一个平静的生活,可是这次我又估计错了。警察和“六一零”规定爸爸出远门前要汇报。爸爸回来后立即遭到公安警察,联防队跟踪。他每次出门时后面总有人盯梢,接着有人打到家里的电话,点名叫爸爸接听。我家附近二十四小时有人坐着,不停地向我们家观看,制造恐怖现象。我的心重新开始紧张起来,惶惶不安,好象有个阴影笼罩着,大难又要来临了。爸爸回来这段时间我们没有过上一天平静的日子。
几个月后,爸爸出门没回家,他又被恶警绑架了。不到一个月,母亲接到了一封挂号信,有关当局寄来了判决书,又判爸爸坐牢三年。这次警方神秘地抓人,快速判决,是早就蓄谋好了的。
妈妈带我去看爸爸时,她哭得很伤心。爸爸在牢中被恶警用法西斯暴力手段,整得半死不活。爸爸告诉我们:每进来一个大法弟子,单独关一间房子,关紧门窗,用抹布塞进嘴里,六、七个犯人打手受警察指使,向大法弟子施加暴行。有的大法弟子被打伤,甚至打死,爸爸被打成肾出血,还不让吃饭,晚上只能睡一个小时的觉。犯人打手威胁爸爸说:“在牢里死个人是常见的事,我们要将你整得死去活来。我们的背后有警察撑腰,警察的头上戴着国徽,警察让我们来就是对付你们法轮功的。”爸爸揭发过牢中的暴力,警察反过来说爸爸是在造谣,还以调动人员的方法来替他们抹去证据。
爸爸终于再次从牢里回到了家中,但行动上仍然失去自由。爸爸告诉我:“大法弟子受点苦算不了什么,坐牢也不能改变我的思想,我们一定要做好当前的三件事,配合好师父正法,实现我们过去发过的誓言。”
我经历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明白了:只要中共的迫害不停止,我们就过不上平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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