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伪民歌”?“伪民歌”是中共盗用民歌的形式、曲调,改头换面加入党文化的内容,美其名曰“旧瓶装新酒”,“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例如人们熟悉的《东方红》,就是把脍炙人口的陕北爱情民歌《芝麻油》,换上新词而成,原本对情郎哥思念与恩爱之情被悄悄换成了对“伟大领袖”的感恩戴德。曾闹出版权官司的《十送红军》,其实曲调来自赣南民歌《送郎歌》,歌中的妻子送郎出远门,触景生情,一唱三叹,被篡改成了对红军的“无限深情”。这些民歌曲调一旦换上“革命内容”以后,原来的歌曲就没人敢再唱、再传了(再唱就有“政治问题”、“立场问题”),一两代人之后,原歌几乎没人知道了;而这些党歌党曲鸠占鹊巢,反而堂皇的贴上“民族经典”的标签,使人无形之中觉的党文化就是民族文化。这本来是中共对民族文化的摧残,但在中共的词典里,这却成了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中共利用伪民歌灌输党文化有很大的隐蔽性。一方面,由于长期传唱于民间的民歌都往往经过了几代、乃至数十代人的锤炼而日益精炼、成熟,具有曲调优美、明畅、容易上口等特点,特别适合于广泛流传,这就使得中共利用其迅速推行党文化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另一方面,民歌大都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地方百姓生活的苦乐息息相关,和民众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一旦被剽窃而成“革命歌曲”之后,这种亲和力很容易造成民众“对党的深厚感情”的假相。这也是中共一贯采用的伪造民意的一种手段。笔者记得小时候在学校学唱了具有各民族风格的伪民歌后,竟天真地相信这些伪民歌是各民族百姓出于“对党的热爱”而自发创作的,自然而然地觉的全国各民族都发自内心的“热爱党”,连远在边陲的藏族也唱《北京的金山上》,蒙古族也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赫哲族唱《乌苏里江船歌》,不是么?
实际上,伪民歌的一大特点是,没有一首是民间自发创作、传唱的,而无一例外的是由“党的文艺工作者”剽窃民族音乐精髓,直接移植或进行所谓“再创作”后,又糅入了中共的私货。
前面提到的《乌苏里江船歌》就是“再创作”后再塞进私货的伪民歌例子。笔者曾经很喜欢哼唱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取材于赫哲族人“嫁令阔”中的民歌,那高亢、婉转、优美的旋律,一般人都会毫无保留的接受并喜爱它。这正是因为其旋律从民歌中盗取了精髓。表面看这是一首歌颂生活的“民歌”,其实党文化的私货非常隐晦的藏在后两段的歌词“紧摇桨来掌稳舵,双手赢得丰收年,”“赫哲人走上幸福路,人民的江山万万年。”最终目的是暗示“党领导人民走上了幸福路。”和今天的“主旋律”“和谐乐章”是一个意思。
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是一九六二年,当时中国人刚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死亡人口达四千万以上。虽然中共当时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当然今天中共也无法继续厚颜这么说了,而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但是今天的学者察看历史资料,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和其它正常年景类似,虽然许多地方有局部旱涝等灾害,这些自然灾害从全国整体平均而言,与常年相比并无显著增加。不过当时受灾面积、受灾人口却是空前的。这是因为灾难实际是由于中共搞大炼钢铁抽光了田里的劳力,各地浮夸成风、高额上交粮食造成百姓无口粮,大搞食堂,吃饭不要钱,最后连种子粮都吃掉了等等人为因素造成的。此时前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也与中共分道扬镳。中共危机四伏,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为了缓和内外矛盾,欺骗民众,中共急需要“党的文艺工作者”粉饰“社会主义”,营造“歌舞升平”的假相。“歌颂家乡、歌颂生活”的伪民歌《乌苏里江船歌》就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了。当然词曲作者并不一定是有意替中共掩盖罪恶。实际这些“党的文艺工作者”本身也是浸泡在党文化中,天真地相信大饥荒源自“天灾”和“苏修封锁”,他们反过来又创作出党文化作品毒害他人,帮中共度过危机。
中共建政五十多年中,这类党文化附体民族文化的作品比比皆是,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今天大陆的各类中国民族歌曲“经典排行榜”,就大量充斥这类作品。大批的伪民歌传唱后,中国人不知不觉中就开始把党文化当成了民族文化了。这也是很多中国人搞不清中共和中国的区别的原因之一。
民族振兴,需要深厚的民族文化作基础。新唐人举办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参赛曲目之一类,就是正统的民族歌曲,此为正本清源,抛弃党文化伪民歌,回归正统民族歌曲的盛举,值得每个炎黄子孙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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