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兰州洗脑班经历的迫害

2004年底，宁夏中宁县公安局对我三年的非法劳教迫害结束后，我回到原工作单位平凉供电段（现合并为银川供电段）同心接触网工区工作。2005年到2006年，单位上一直要我写所谓的“不炼功”保证，说是上边（应为兰州铁路局、政法委）要求的，被我拒绝。之后便一直利用工作之名，采用所谓特殊日，敏感日，节假日等重要日期不让调休，限制我使用单位电话，派党员和我同住一室，外出派专人跟随，并在工区开会发动班组职工和我保持距离等手段，对我工作，生活及人身自由等进行干扰和限制。2006年，在我彻底完成工作任务正常调休后又借口“两会”期间我不听从工作安排为由无端给我划旷工并给予行政记过和下岗三月的处分。我在找段上交涉无效的情况下向银川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后在兰铁公安处，劳动人事厅等部门的干涉下仲裁委不给我下仲裁结果，一推再推最后拖的不了了之。

2007年元月九日，我因胃部难受正躺在宿舍休息，单位纪委，保卫，及公安处等一干人，将我强行从床上拖起带上车。当时我已几天没吃东西，身体非常虚弱，昏昏沉沉，不知把我弄到哪里。几小时下车后才知道是送到了兰州市洗脑班。当时我胃中恶心，在厕所中发呕欲吐。洗脑班嫌时间太长不耐烦，喊保安拽我。我挡开保安的手说“干什么”，唿一下扑上来几个保安和恶警，将我拧胳膊，揪头发，连拉带推的拖到一间屋子里（后来才知是洗脑班非法私设的所谓禁闭室，空荡荡的水泥地上放着一张扁钢管焊成的单人床），将我两臂从床头扁钢空隙穿过去再拉过来用铐子连在一起。当时我身体软软的没有丝毫力气，头耷拉着垂的很低，人已是半昏迷。晚上拥进来一伙人，揪头发的踩脚的将我弄醒，看了我一会后离去。第二天又来一伙人，开始给我灌食。揪起我头发，仰面向上，将塑料管子从鼻孔往胃里插，捅了几次都没捅进去，人几乎窒息，身体因痛苦而扭曲挣扎，恶徒踩住双脚不让动。两手腕被铐子勒的出了血，左手腕处不知什么时候被铐子磨掉了两块肉，露出了两个血红的肉坑。这样三天后又将我两手左右拉开铐在床头平躺着铐在床上。又给我灌药。灌药时抓住双肩一拉将上半身支悬在床头，揪着头发捏住鼻子撬开嘴，往口中灌不明药物。又苦又麻，使人恶心发潮。长时间固定姿势的躺着，感觉心脏跳的很累很沉重，喘息急促，手被铐子压住，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夜半窗外栖鹘怪叫，阴森恐怖。折腾一周后才将我送回关押楼。

下雪后早晨，洗脑班要我们出去扫雪，我说我是法轮功学员，不是你们的学员，不去。恶警刘鑫将我拽出去站在雪地里，孙强拿来两副铐子将我两手左右拉开铐在院子里的铁栏杆上，一直冻到中午。洗澡也不让去，说让我“脏着去”。

四月的一天，祁瑞军，穆俊以晒太阳为名让我们出到院子里，后又强迫苗茂玲，刘菀秋，张秀英打扫卫生。苗茂玲不肯，被祁叫到办公室揪住头发打耳光。苗茂玲回来后绝食，要求见上级领导，我们也要求和祁瑞军谈话。第二天，祁瑞军以开会为名，让我们到会议室集中，后又派王东等搜查我们的住处，从钱世光衣兜里掏走了师父的经文。我从会议室出来时，见祁瑞军正在楼道里当众殴打钱世光，便大声喝道“干什么”！唿一下拥上来四五个恶警一顿拳脚将我打倒在地，又将我拖到杨东晨的办公室，祁瑞军进来一边骂一边想用手拨拉我的头，被我用手挡开，连续四五次，祁恼羞成怒，让人把我按倒在地上，从背后把我铐了起来。随后，又喊来几个保安，将我架到禁闭室，又是一通拳捣脚踢后像上次一样将我两臂穿过床头竖钢空隙后拉过来铐在一起。到了晚上，祁瑞军和孙强进来，话没说两句劈头盖脸祁对我就是一顿耳光。我说你们凭什么对我们这样？祁说他们就有这个特权！我说宪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祁气急败坏的对我破口大骂，辱骂我是坏×，我说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坏×。祁骂我就是坏×，我说我两谁是坏×还不一定呢！孙强喝问我说什么，我说他说什么？两人噎的说不出话来，悻悻离去。看禁闭室的原来都是陪员，把我关进去后换成了每班两个干警轮流值班昼夜看守，两个陪员打水打饭。祁瑞军常三更半夜拎个大照明灯不时进来巡查。我被铐在那里，站不起，蹲不住，坐不下，腰整天弯着，又酸又胀，时间一长，憋的人简直要发疯。后来听说，曾有同修双膝跪烂流血。恶警刘鑫，每次都将铐子捏至最紧，常将两手腕勒烂流血，至今两手腕仍留有当时被铐下的伤痕。肉几乎失去知觉，好象那铐子透过肉铐在了骨头上，最后两手腕对金属过敏，一接触铐子就象针扎般刺痛。长明灯伴随着阵阵袭来的痛楚，艰难的熬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黑夜白天。邪恶的逼迫下我曾有两次自杀行为：一次未遂，趁上厕所的机会用铐子砸门上的玻璃但没砸烂，可能是钢化玻璃；一次中止，深夜疼痛难忍，我拖着床向墙边的插座靠近，移近后又想到自杀是有罪的，修炼人不能自杀遂又放弃。想着自己是大法弟子，决不向邪恶势力屈服。一天一天，天气逐渐转暖，禁闭室也由冰冷变的炎热。一天王桂兰（据说是兰州政法委派在洗脑班的，洗脑班什么都要保密）对我说只要我遵守“学校”的纪律她就和领导说让我过去，我说我当然不待在这里，但不要给我提什么条件。她说没什么条件，我说这就算条件。过了几天，她又来说她和领导说了，你过去吧。孙强说你是不是待适应了，我说你站着说话腰不疼，你来适应适应给我看看。就这样才又将我送回了关押楼。五十多个日夜，被关进去时还草木枯败，寒气逼人，放出来却已是花圃中月季盛开，满目葱绿，真是感觉恍然若梦。在这春光明媚之中，谁又能想到相信竟然还包裹着如此令人发指的罪恶！

到了11月份，中共要开所谓的“两大”，恶党从上到下一片忙乱。已被非法关押两年多的大法弟子牛万强绝食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洗脑班先关进私设的小禁闭室后又转到了劳教所的大禁闭室。我因胃里难受几天吃不下东西，洗脑班骗我说到医务室做心电图将我哄到禁闭室也关了起来。劳教所的禁闭室在劳教人员做工车间后部，是个非常僻静的地方。里边可听到窗外猪叫。是一个大间被分隔成十六小间。里面阴冷昏暗，四面封闭的严严实实的，一进去就感觉沉闷压抑，呼吸不畅。每个小间是角铁、扁钢管、厚铁皮焊成的沉重的铁门。恶警将门拉开，将我们两臂从门上部钢管空格间隙穿过去，再从两边拉过来铐在一起，关门时就将人推了进去，人就在里边背着门站立。手臂露在外边，可看到人的上半身和后脑勺。牛万强已被铐在那里。随后又有苏金绣、汪彩霞、宋兰萍、张春莲四位女大法弟子陆续被迫害进来。洗脑班恶徒不管男女老弱，一律铐立在门上。张春莲身形瘦小，被铐后双脚勉强着地。手又小，大铐子铐不住，用小铐子（环口小，两铐环间无扣链，不能活动）硬把两胳膊拽过来铐住，铐子都嵌进了肉里。

人像被固定在铁门上了一动不能动，两手腕伤痕累累，吃饭勺子都不能握住。洗脑班每班安排了二名警察二名陪员看管。我刚被关进去，便从鼻子插了根塑料管到胃里，用胶布固定住。看管的陪员不时的拽过管子用大号注射器往进推糊糊和水，又呛又胀，恶心发呕却吐不出。没几天，人就开始发肿。先是脚，肿的鞋都不能穿进去。接着是小腿，肿的像大腿，大腿肿的更粗。两腿的汗毛，不多久就被线裤全部磨掉。邪恶把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限定在一小时，到时间没吃完就不再让吃。上厕所时人站着蹲不下，蹲下起不来。平时解手也被严格限止，时间不到不让，任你憋的怎么难受恶徒们只是不理不睬，甚至呵斥、恐吓。大法弟子来例假、小便解在了裤子里。禁闭室不通暖气，恶徒们穿着棉大衣烤着电暖气还喊冷。我只觉的困累疲乏，好象能听到心脏咚咚跳的声音，呼吸都很吃力。每天早上，汗水透过毛衣和棉衣，将背后的钢管湿透。发烧口渴要水，恶警却说必须要吃药不吃就不给水喝。日日复夜夜，人浮肿虚弱，晚上精神恍惚，噩梦连连，各种幻象在脑海中变换，一时间真不知是生是死，此身何处。恶警有段时间用吊铐，就是将一只手铐住挂在铁门高处。可是就听一会儿咣，哐，一会儿嗵，那是人困乏的意识迷糊放松时，人就象荡秋千一样打着转撞在门上，不是你就是我就是她，几个人交替着哐镗声此伏彼起。我棉衣背后下方的布几乎全部磨没，露出煞白的棉絮。裤子后面也磨烂磨透。头发胡须长的有点像深山老林的野人。牛万强吃饭时晕摔在地，头上破了个血口子，到医院缝针，有在洗脑班打工的陪员竟没认出他是谁。

也有良知善念尚存的陪员心里不忍，借故身体不适不在禁闭室待。恶人一直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外面知道。有出来打工做陪员的年轻小姑娘，偶然取送东西进来，看到后震惊，当场落泪。有时一些不明身份的有穿警服有穿便服的人进来像是巡视，瞅着我们说谁能救你？！

想着师父讲的“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所有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没有一位向恶人妥协屈服，皆以大法弟子金刚不动的正念，坚定的走了过来。先是苏金绣，后是汪彩霞，在被迫害二十几天后离开，然后是我和牛万强，在被迫害七、八十天后送回了关押楼，最后是宋兰萍和张春莲，在被迫害四五十天后也回到了上面。因为站立太久，我两脚掌皮肤完全角质化，脚心都是。脚趾变形，整个脚底板结了一层厚厚的硬茧，几个月后才慢慢退掉。两脚步踩在地上像针扎，疼的不能走路，在床上休息了近二个月初才可下地。膝盖、脚骨几个月后还不时隐隐作痛。

洗脑班也尚有人存有一念良知，却不能摆脱恶党恶徒的控制操纵，助恶为虐中毁灭着自己，也的确可怜可叹！

所有的洗脑黑窝，都是个绝对不应该存在的罪恶场所。无论恶人怎么疯狂，最终也是在绝望中被解体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