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春,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关押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当时叫“女二所”)突然窜出一伙男警察打手,为首的是刘勇、马吉山、李俊等。
三月的一天,被非法关押在二楼的法轮功学员们反迫害,不穿所谓的劳教服。两个男干警进来了,其中一个问:“为什么不穿,是不是伙食不好?”我说:“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罪,不能穿劳教服。我们都是好人。几年来,这里被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也有上万人次了,一般老百姓受电视宣传欺骗、不了解,你们作为这里的警察应该清楚呀!”他说:“问题是我们是为共产党做事的。”我说:“你得按你自己的良心做事呀,否则不就是躯壳了吗?”
没想到,他“呼”一下站起来,满脸凶气冲上来说:“我今天非整死你不可!”他把我拽到门口,一脚把我踹出去,看我没倒又上来一脚把我踹倒,随后往我肋骨上一顿踢、踹,致使我不能喘气,不能动。
他又把我拖到干警办公室的地上,队长石宁、大队长周谦、相奎丽、副所长赵来喜和几个不认识的警察一起骂我、踢我、拽我的头发摇晃,问我“脱劳教服是谁牵的头”。他们说:“她不说,就是她牵的头,给她加期!”赵来喜说:“加期的证据很好办,我随便叫两个人写个材料就是证据。”
第二天以大队长张秀荣、相奎丽为首的几个女干警气势汹汹的进到监室,说“怎么样,穿不穿呐,不行,那一会就让男的来伺候。”等一些不堪入耳的话。过了两天,一个抚顺的法轮功学员因为拒穿劳教服被男警察打的不能动,是被背回来的。法轮功学员赵淑云也被打的不能走路了。
后来,我被队长石宇叫出去,交给三个男警察——一个大个子(身高近两米)二个小个子(其中一个叫王琦),把我带到综合楼的一间屋,屋里有八、九个男的,个个满脸横肉。大个子问我叫什么名,家住哪。我说:我得先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紧接着,我向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不听,叫我闭嘴。我还是讲,有几个撸胳膊卷袖子的冲上来吼叫着,跳着指着我谩骂:要是我说了算,早就把你们挖个坑烧掉埋起来!
大个子男警李俊说“看你是个老太太,不想动你,你也别想当英雄”,然后一挥手,上来三个男警察,两个按住我、一个粗暴的往上套劳教服,然后把我的棉衣服套在最外面,三个男恶警围住我,把我劫持回监室。那几天,多数的法轮功女学员遭受了男恶警不同程度的毒打。
同年夏天(大约7月份),二楼监室里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拒绝干奴工活,已有一年的时间了。一天听到走廊有恶警喊话的声音:我叫的人拿小凳出来。一会这声音出现在非法关押我的监室门口,几个满脸横肉的男警察打手也出现了。
石宇喊着我的名字往外叫,谁不出去,恶警们就连拉带拽,连踢带踹。有一个大连法轮功学员被男恶警抓起来甩出门外,当时就不能动了。
他们把法轮功学员关在几个屋里,逼迫干奴工活,扒蒜皮,不干就打,打耳光、踢、踹、罚跪、戴铐子、上刑。法轮功学员们被打的鼻青脸肿,有的发高烧、有的被打的不能走路,有的身体不断的抖动。那个被男恶警甩出去的法轮功学员血压升至200多,连续好几天起不了身。
同年九月底,队长石宇将我叫出来,交给另一警察队长把我带到一个屋里,恶警处长马吉山进来了叫我“转化”,我说“不转”,他立刻掏出手铐把我铐在床栏杆上,我说:“你想干什么?”他说:“强行转化你,你今天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由不得你了,我们有的是办法,不行下撑子给你灌药,把你功废了。”
我向他讲真相,他不让我讲,打我嘴巴子。他找来一个管教科的警察(不知姓名),又拿来一个铐子将我的手分别铐在两个床栏杆上拉直,把头塞进上铺底下,就这样蹲不下,站不起,两胳膊往两边拽到极限。
我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们家里也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就不怕遭报应?你们马三家教养院真是什么邪恶来什么,居然还挂着‘思想教育学校’的牌子企图瞒天过海……。”恶警们自知理亏,都出去到走廊去了。
我被这样折磨了大约五个小时,几近昏迷。四、五天后才知道,大多数法轮功女学员被折磨的变了形,有的嘴被下撑子,撑变了形,有的脸肿的不敢认,有的被迫害的走路一瘸一拐的。有一位抚顺的姓沈的法轮功学员,被连续折磨了两个多月,原本一个健康的人变的有点痴呆了,生活不能自理,两手腕上铐子的结痂很大很厚。问她是否被下撑子折磨了?她说“下了”,问“下几次?”她说:“记不清了,失去知觉了。”
就是这样,恶警还天天逼着法轮功学员走军姿、唱邪党歌曲、背监规,不配合的就被上酷刑。恶警还强行指定一个法轮功学员当“文娱委员”领着唱歌,这个法轮功学员不配合,就被恶警弄出去毒打一顿。
以上只是马三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更多的罪恶被封锁着、掩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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