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抢走电脑、打印机和大法书籍,我上前阻止说:“这电脑、打印机是我丈夫工作用的,你们不许拿”。我告诉他们我是炼法轮功的,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同时给他们讲真相,指出这样做是迫害好人,有罪呀!其中一人说就这些东西就够给她判刑了,不用再翻了。然后他们强行把我拉到双城市站前派出所。
天黑了,两名干警把我关在一个小屋里审问,其中一名叫李波的干警,三十多岁,审我时放肆地把自己的腿放在桌子上,身子靠椅子上,一副流氓相,并且一会骂老师、骂大法,一会跟我大喊大叫,我仍然本着善心给他讲真相,可是他听不进去,还继续骂。现在得知其父李贵峰,五十多岁,2007年得癌症死亡。
他们强迫让我承认从我家拿来的这些东西。他们还想在电脑上做文章,可是电脑上没有法轮功真相材料,他们不相信还吓唬我说:“你爱人一定因为你受牵连。”我告诉他们:我一人炼功全家受益,这是好事,家人受到迫害也是你们给造成的。我跟他们讲,自从1996年我开始炼法轮功,原来患有急性气管炎和妇科病及皮肤病都不治自愈。现在大法洪传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法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法轮功受到全世界关注,现在唯独中国反对。他们阻止不让我说,审问我半宿。
他们给我施以酷刑—坐老虎凳,并把手绑上,七、八人看着,直到第二天七点多钟,把我送到双城第二看守所。所长金婉智值班,她亲自搜身,搜走我的法轮章。我去后就绝食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
第五天,所长金婉智指挥指导员刘××带领几名恶警强制把我拉到双城市市医院门诊部灌食。因我不配合,刘××硬拽着我手上的手铐把我从车上拖到地上,从地上又拖回屋,手脖子勒出了血,现在还有伤疤呢!把我拖到屋里后,我大喊:警察迫害大法弟子,要强行灌食,法轮大法好!恶警连踢带打,不让周围人围观,把我推到一个没人的屋子里,五、六个人按着强行插管灌食。没等灌完,我就吐一床一地,恶警气急败坏的说:“管子不拔,回去后一小时一灌。”回去后,把我单独铐在一间屋里的窗栏杆上,我只能一个姿势。我恶心老想吐,他们派一个刑事犯单独看我。当天国保大队办案人杨大洪和刘喜臣又来提审我,逼问我大法资料从哪来的,还逼我写悔过书,我告诉他们我不写,因为修大法是我选择的一条最正的路,我坚修到底,因我吐一地,他们无法审下去,气走了。
12月中旬的一天,国保大队来两人把大法弟子周英奇拉到偏僻的野外,门牌是《哈市公安厅26处》审了2宿3天。她的眼睛始终被蒙着,让她坐老虎凳折磨她,晚上不让她睡觉,对她进行残酷的迫害。
我绝食7天,之后国保大队办案人杨大洪和刘喜臣又来提审我,整天折腾我,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但不听,反而用粗鲁的语言挖苦我,还骂老师、骂大法。我下午回监室肚子就疼,越来痛的越严重,到晚上只能撅着并且忍不住的直哼哼。第二天下午,不法人员怕出事,才给我家打电话。我家来两车人,所长说来人太多,是不是抢人呢!来人多还不许见,他们只好回去了。刚到家,我丈夫又接到电话说人不行了,赶快来一个人。只好我丈夫一人来,要求送我上医院,因为没别的办法。到市医院采血诊断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手术,我拒绝,我告诉他们:我炼法轮功9年了,没吃过药、打过针,我现在这样是看守所迫害的,放我回家不用手术就会好,他们强行把我推入手术台。等下手术台,我听大夫跟家人(当时看守所女副所长在场)说:阑尾已穿孔,已经耽误了,如果再晚一会儿手术就更麻烦了。
在住院的七天里,干警每天两人看着我,国保大队也亲自来人看,我家还要负责干警的吃喝。公安局副局长张国富晚上去医院多趟,他还叮嘱恶警看好我,让恶警晚上给我戴手铐。
我丈夫以为能保外就医,就想花钱保我出去,结果他在双城公安局、国保大队、市委、哈尔滨公安局等处找人,花了很多钱,收钱的人欺骗我丈夫说肯定放人,结果把我又送到哈市公安医院了。我丈夫气愤的说:“公检法的人真能骗人呀!对好人都这样不择手段迫害,这社会完了。”当时我家开的粮店关门了,孩子和丈夫因着急上火也得病了,孩子得了肺炎,丈夫得了胆结石,就这样一个好端端的美好家庭被迫害到如此惨状。
哈尔滨公安医院就是监狱。他们每天收床费70元,还强制给我打针,药特别贵,在这呆一个月花了近6000元钱。双城看守所曾两次来人接我送去劳教所,因刀口没恢复好,第一次拒收,第二次也就是2006年2月26日,邪恶把我和周英奇一起投到原万家劳教所(现搬到前进劳教所),当时检查身体时,周英奇高压180,我做心电结果是心律不齐,身体非常虚弱。我俩都不符合劳教标准,那里开始拒收,但送我们去的双城看守所恶警郭××、指导员刘××,把我和周英奇撵到走廊,他们单独和万家医院大夫协商,不知花了多少钱硬把我俩送进去。我被邪恶非法教养2年,周英奇被非法教养3年。
双城市所有被非法劳教、判刑的大法弟子都和双城看守所金婉智有直接关系。看守所恶警在金婉智的指挥下,采用花钱买关系的邪恶伎俩硬送大法弟子到邪恶的黑窝劳教所,然后推卸责任,导致无数家庭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