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念和慈悲向媒体讲真相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我是柏林的大法弟子。在此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在二零零八年的一些和常人媒体打交道中的修炼体会。

一、做人间大戏的主角，抓住时机讲真相

二零零八年是北京奥运年。世界各国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从二零零七年开始，各大媒体就开始安排今年的奥运报道，计划将大量记者派往中国。我意识到奥运前的这段时间是我们向媒体讲真相的一个绝好的时机，因为，绝大部份体育记者对中国都缺乏了解，在去中国之前，每个记者肯定会想办法多收集有关中国的信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去做人间大戏的主角。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找机会向少数几个记者单独讲真相不是问题；自己花钱租个场地，给德国媒体发邀请也不成问题，但是这些方法能产生的效果都太小，这离师父对我们在讲真相方面“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的要求离的还是太远。

二零零七年五月的一天，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来一个主意：那就是为去中国参加报道的记者办“中国问题研讨会”，集中向他们介绍中国现状，其中包括大法弟子被迫害的问题。

从九九年邪党迫害法轮功开始，在九年的时间里，各地大法弟子都花费了很多积蓄，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而拥有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又都非常有限。因此，我给自己定下了两个原则：一是“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想办法利用常人组织的记者网络，以最少的人力争取达到期望的效果；二是尽量不花大法弟子一分钱。可是到哪里去找一个对媒体记者有足够的吸引力，又愿意出钱出场地帮我实现这一愿望的合作伙伴呢？我心里一片茫然，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我的常人工作是记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利用参加和报道各种活动的机会，碰到记者或基金会的人就和他们聊天，顺带征求他们对在奥运前为记者办“中国问题研讨会”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肯定会有很多记者感兴趣。但是，找了六个月，我也没找到我想要的“合作伙伴”， 还是两手空空。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对共产邪党的极权统治有很深认识的记者。在无数个电话和邮件中，我给她讲了很多有关中国的问题，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也讲了我想为德国体育记者办研讨会的设想。有一天，她突然告诉我，她把我介绍给德国的一个拥有四百多名会员的体育记者协会，这个协会中的很多成员将前往中国参加奥运报导。就这样，一个在我心里装了半年的种子终于发芽了：这个体育协会接纳了我的建议，并且提出他们负责联系记者，提供场地，让我负责安排研讨会的主要内容。一切顺利的让我感到惊讶。

回想起六个月懵懵懂懂的寻寻觅觅，记忆里只有一次又一次的碰壁。有同修问我怎么做成了这件事，我想了半天，得出的唯一一个结论是，我其实什么特殊的事也没做，唯一做到的一点就是没有放弃，我想一定是师父看到了我有一个想抓住时机讲真相的愿望，成全了我的设想。“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

今年一月十一日，这家体育记者协会在柏林一家报社的会议厅里举办了“中国研讨会”，包括德国龙头媒体《法兰克福汇报》、《明镜周刊》体育部负责人、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国际部负责人等在内的七十多名记者参加了当天的研讨会。我作为《欧洲大纪元》中文版的主编做了有关中共媒体封锁的报告，报告的录像次日被传到网上，在德国记者中流传。一位《德语大纪元》的编辑做了题为“法轮功——从大众体育变为中共头号敌人的过程”的报告。这是镇压九年来，我们第一次面对这么多德国媒体记者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

体育协会的负责人在会议進行的过程中，同步在网上对会议内容做了文字报道，有关法轮功报告的相关内容和图片资料也都被同时收录在该协会的网页上。几十名记者拿了我们带去了德文版的《九评共产党》以及我们作为礼物带给他们的，由大法弟子开发的破网软件。奥运会开幕当天，还有德国记者坐在北京的国际新闻中心给我写邮件，让我给他们邮寄最新版的破网软件。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德语大纪元》的编辑发言结束后，突然有一个受邪恶宣传影响的记者站起来发难，说法轮功是“×教”，并拿几年前莱比锡的一场诉讼案为例，把法官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理由，判污蔑大法的被告无罪的判决错误地解释为说法轮功是“×教”是合法的。我心里一阵冲动，很想马上站起来声辩。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让我冲动的情绪是一种争斗心。我知道，只有纯正的正念和熔化钢铁的慈悲才能熔化一切不正的东西。我强制自己稳坐不动，静静的听那位《德语大纪元》的编辑在台上从法律的角度对那个记者進行反驳。

经过几分钟内心的抗争，我感到有楞有角的争斗心象一块坚冰一样化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温热的善意。会议很快结束了，我走向这位向我们发难的记者，询问他为什么对法轮功有成见，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以前只看到过我们的抗议活动，但从未和大法弟子面对面的打过交道，我给他讲迫害的严酷和海外大法弟子反迫害所做的努力，说着说着，他的脸上渐渐露出了一些歉意，他身边站着的另一个记者友好的给了我一张名片，希望和我保持联系。

当天夜里快十二点时，我上到这个记者协会的网上想看看他们当天的文字报道，突然发现文字报道中也记录了那个记者发难时的说法，并且没有准确记录那位《德语大纪元》的编辑对他的纠正。我们都意识到邪恶在钻我们真相还没讲透的漏洞。我们开始发正念，解体背后的邪恶因素，与此同时，我开始给把我介绍给记者协会的记者写邮件，希望她能说服记者协会负责人马上更改网页内容，幸好她还没有睡，她表现出很为难，她认为这一天下来，协会负责人已经很疲惫，恐怕不会再去改网页。

我心里动了一丝人念，心想深夜让人改稿，是不容易。正在我思考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网页上又多了一条关于法轮功的与事实不符的文字。我意识到，这背后一定是邪恶的因素在想办法操纵常人，一步一步往前攻，如果我让步，不要求记者协会改网页内容，在奥运前很多人体育记者看这个网页时都会接受错误的信息，岂不害了他们。

于是，我决定继续给我认识的记者发邮件讲道理，并把莱比锡一位宗教学者就当时的诉讼案对法轮功的正面评价发给这个记者。谁想到，一不小心按错了键，把这篇报道也传给了体育协会的会长。我赶紧又追了一个邮件，说文章是发给别人的，对不起，这么晚还给他发邮件。几分钟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原来他也还没有睡，他说你歪打正着，我也很想知道今天那个记者提到的这个诉讼案和宗教学者对法轮功的评价。这一天下来，一波三折，我心里充满感激，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帮了我，让我好象是按错了键，实际上帮我把真相传给了这个协会的会长。第二天，当我再上到这个网上时，网页内容已经根据我们的要求進行了修改。坚持正念与不放弃的意志再次帮我们挽回了局势。

二、慈悲解难题

多年来，德国媒体受中共宣传的影响，在提到法轮功时，时常使用“教派”这个有负面的词汇。记者往往以“教派”这个词在字典里没有贬义为由，而不肯修改。最近，我也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一位德国记者给《明镜在线》写了一篇揭露《德国之声》中文部被红色渗透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法轮功。记者本人没有用“教派”这个词。但是，在文章上网前她告诉和她有联系的另一位同修，《明镜》编辑部给自动加上了“教派”这个负面的词，并说她也知道这样用不好，但是她毕竟只是自由记者，不得不听编辑的决定。言外之意，就是根本没有可能说服编辑部换一个说法。

同修和我通电话，告诉我这个情况，显得非常为难。《明镜在线》的阅读量非常之大，如果反复用“×教“这个词来形容法轮功，其恶劣影响可想而知。同修无奈的说：“我能讲的道理都讲了，她说改不了。如果《明镜》真这么用这个词，咱们等文章出来之后，就去找他们。”我也一筹莫展，只是觉的心里不能承认这件事。我束手无策地出门办事。路上，我给同修打了个电话，请她一起发正念。

电车慢慢开着，车里闷的象我的心情。我身边坐着一个年轻漂亮而又穿着非常浪漫的女孩。突然，她的手机响了，女孩一张口，嘴里说出来的话粗俗的让我不由得仔细看了她一眼。她长的还是那么漂亮，声音和语气还是那么惊人的粗俗。我突然生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想这样漂亮的女孩，一定希望自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窈窕淑女，她如果知道自己的语言这么粗俗，会毁了她的形象，她肯定会去注意自己的语言用词。就在这一刹那，我的心里豁然开朗，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中的误区：那就是我在希望记者说服编辑部不要用“×教”这个词的时候，只想到了读者不要被误导，这样的错误不要在由我参与的事情过程中出现，我唯一没想到的是这个记者，她要做一个揭露红色渗透的优秀记者，而用“×教”来称呼法轮功不正是中共红色渗透的一部份？没有中共媒体的宣传，西方媒体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大法？如果她认识到，用了“×教”这个词，就等于承认了红色渗透，那么她怎么可能会同意用这个词呢？这种换位思维，为对方着想，一下打开了我的思路，让我从新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出路。

我在路上给与记者有联系的同修打了个电话，说了我的想法。她也很赞同，我们不仅要窒息邪恶，同时要心存对人的慈悲。我们商定，由她给记者再写一封邮件，从为她着想的角度讲讲一旦用“红色语汇”去揭露“红色渗透”有悖她工作初衷的道理，但不给她施加任何压力。

第二天，文章在《明镜在线》出现了，记者成功地说服了编辑部不要用“×教”这个词来形容法轮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深深体会到，慈悲善念帮我们解开了一个看似无路的难题。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德国法会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