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赵秋梅诉述她和她丈夫以及身边的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遭受的一些迫害。
一、上访 遭迫害
我是1995年12月份得法,得法后身心受益,家庭和睦。自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在天津市绑架了47名大法弟子,我和同修听到这一消息后,就和同修们一起到北京市,想去要求放人。当时天津市有关当局者说:如果要求放人就必须到北京市去,因为他们说了不算。就这样我们就到北京市要求放人。就在我们坐火车去北京的路上,有很多的大法弟子被中途赶下车,不能到北京说句公道话。我和同修们一起到了北京后,正在出租车上就听到了广播电台报导的所谓的诽谤法轮功的消息,当时正是1999年7月22日下午3点正。
1999年9月28日,中共又在电视上报导把法轮功定为“×教”,这次去北京的人就更多了,我们住在北京市郊区,一个北京的同修给我们租的房子。刚刚住了几天,就被北京市的一个派出所绑架,当时被绑架的大法弟子各地都有,其中吉林省吉林市的大法弟子有:李再亟、刘明伟、王建国、王艳、夏影、赵秋梅等十几个大法弟子。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看我们人太多,就把刑警队的人派来问我们,后来我们被非法关押在驻京办事处,等当地公安局来接。
吉林省吉林市有关当局当时是分区把大法弟子给送到各派出所。当地的派出所又把大法弟子送到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沙河子“兴盛汽车旅店”。在那里办了一个“学习班”,这个所谓的学习班是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公安分局办的洗脑班。旅店的老板娘说:“你们在这里吃、住、都有人给钱,你们可以随便吃。”在“兴盛汽车旅店”的一周里,各派出所每天都派一个民警来值班、看守,不准我们出入。
一周过后,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送到拘留所里,非法拘留十五天。在这十五天里,拘留所内的恶警们不断的让大法弟子坐板、背监规,只要是在那里不背的、或者不听她们话的,就会被关小号。当时的小号又小又矮,只能够蹲着和坐着,站着直不起腰,没有厕所、没有水。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公安局局长为了达到“只要有过两次以上拘留底案就可以送劳动教养”的目的,就预谋拘留后就送到洗脑班,然后再送拘留,不准回家,直接送去劳动教养。我被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沙河子派出所从拘留所里接出来后,直接送到“兴盛汽车旅店”洗脑班,当时被拘押在“兴盛汽车旅店”的大法弟子能有一百多人,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公安分局把大法弟子都绑架到这里的目的是要大法弟子在这里都得写一份“不进京、不上访的保证书”,才能出去。有的大法弟子在这里受不了,就写了“保证书”出去。
我当时听到这一消息后,又听到另一个消息,就是国外的记者来中国访问,专门为法轮功办的记者会,我和同修王秀芬一起从“兴盛汽车旅店”走出,直接坐火车到北京,找到已在北京住了很久的同修刘宏伟等,想参加记者会。可是没在这呆几天,又被北京市当地的派出所民警给绑架到派出所,当时是半夜1点多,他们这次的问题很简单,只问叫什么、是从哪来的,来了几次了。就直接送到驻京办事处了。
驻京办事处的人把我们集中关在一个房间里,来了一群人也不知是当地派来的还是驻京办的人、还是吉林省吉林市派来的人,有一个男的用手使劲的打刘宏伟的头,还不停的把刘宏伟的头使劲往墙上撞。边打边用脚踢,还不停的在骂,说什么:“不听话的”。然后把我们男、女分开搜身,把大法弟子的钱全部抢走,有的几十元、有的几百元、有的一千多元、几千元不等搜完身就把我们关在一起不让任何人走动。
二、在吉林看守所遭迫害
回到吉林市派出所,警察就把我们直接送到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里他们让写什么保证不进京、不上访才放人,要不就直接送劳动教养。我们没办法只有绝食表示抗议,要求无罪释放。看守所的人用尽各种办法:要求家属来劝说的、让写了保证的人来劝说的、到最后没有别的办法了,就给大法弟子用鸡蛋煮的许多碗面条,还在旁边摆了许多的大个的针头,一个一个的把大法弟子叫到值班室去选择,是吃面条还是选择要打针。王秀芬被她们叫去,也不知是吃了什么东西,到晚上时就拉肚子,脸色发青,后来就开始发紫色,再后来就变成了黑色,看守所的一看不行了,就马上放人了。
我在看守所里也是到期时,吉林市沙河子派出所的一个指导员把我接回去的,到了晚上又把我母亲、姐姐、弟弟找来,让我写“保证书”,我不写,指导员他就写了一份“保证书”,然后让我在上面签名,我不签,我母亲、姐姐、弟弟就开始劝我,我由于正念不足,签了,跟她们回家。(那时的我还没有和丈夫结婚)
三、全家遭绑架 大法弟子李再亟被迫害致死
2000年7、8月,大法弟子李再亟在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欢喜岭男子劳动教养所内被迫害致死。当时家人去看时,还拍了照片,身上全是伤,眼珠都给打出来了,家人去看时,恶人已经给做了美容了,还是能看出来身上的伤,明明就是给打死的。
2000年11月22日晚上5点多钟,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下达命令在全市开始绑架大法弟子一千多人,我们一家四口也全被吉林市公安局昌邑分局的和哈达湾的派出所(其中一个叫蔡金的)绑架到派出所,还非法抄了家,就连我们家地下的菜窖都被翻了个底朝上。把我们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里非法审问,丈夫王建国当时就被非法审问的人给打了,当时屋里很冷,他们连外衣都不让他穿上。到了晚上又把我和公公(王树森)、婆婆(孙亚文)关在一楼的房间里,而我的丈夫王建国却被用手铐铐在铁栏杆上铐了一宿,手都被铐肿了。第二天就把丈夫送到吉林市昌邑区分局。
迫害了四天后才把王建国送到吉林市欢喜岭劳教所,继续迫害两年。
我和公公、婆婆第二天被放回,回到家时,家中的房门开着,屋内被翻的乱七八糟,东西、钱不知少了多少。
四、大法弟子于立新被长春市公安医院迫害致死
大法弟子于立新,女,三十七岁。2003年4、5月,被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医院迫害致死。1999年8月份,于立新被吉林市船营区致和派出所绑架,第二天放回。1999年10月份,于立新在北京市被绑架送回吉林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多月,无罪释放。其中,于立新在第一看守所内绝食十一天,当时第一看守所是一个姓刑的女恶警参与迫害她。
2000年10月份,于立新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被便衣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两名年轻的恶警用不同的迫害方式来迫害于立新这个手无寸铁的女大法弟子。两个恶警用针扎她,扎到骨缝里、用拳打、用脚踢、还让她跪下,她不跪,恶警就站在床上,往下使劲用脚踢到她身上,还把她用绳子绑在椅子上打,打得于立新遍体鳞伤。于立新在那两个恶警不注意时,猛然起身往对面的墙上撞去[注:自残不符合法轮功修炼法理],撞的头上一个大口子,流了很多的血。当恶警发现时,于立新已晕倒在地,恶警用破麻布把她的头包上,让她躺在床上。到了晚上,于立新起身,在两个恶警不注意时走脱。
2001年11月22日,于立新、刘明伟被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公安分局绑架,并非法判刑五年、三年。在看守所期间就被上“大挂”,用绳子绑在床铺上站着抻,也不能动,疼痛难忍,到晚上也不能入睡,到第二天才发现已经疼晕过去了。到非法开庭的那天,恶警们用铁链子把手脚都连在一起,使人直不起腰,走路不方便。那时的于立新已经骨瘦如柴,血压一直在60/40,但就是这样还是被恶警们给送到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医院被迫害了长达五个月之久。
在这期间于立新和刘明伟一起绝食,第一次是八天,第二次是一个多月,第三次长达三个月之久,吃的苦无法用言语表达。一开始恶警们给她打针,她就不断地拔针,扎在手上时,就用另一只手去拔,恶警们就用绳子把手给绑上,当绳子松了时,就又去拔,当在手上扎不上时,就到脚上扎,于立新就用另一只脚去把针给弄掉,恶警们没办法就把她的手、脚全部都给绑的紧紧的,动也动不了。
在三个月的绝食期间,恶警们把于立新用绳子绑在床上,不让上厕所,就在床铺上连拉带尿,三床被褥都被尿透了,身体一直就这样被尿和粪便泡着,从屁股一直到腰,最后上身到脖子,下身到脚部,全身都被这样长期的泡着,有一、二个多月之久。恶人还不断地给她灌食,弄的满脸、满身都是包米面。于立新在公安医院这里不断地给身边的人讲真相,一有时间就讲,没人时,只要是听到有走路声,就大声的讲她从学了大法到现在有多大的变化。有一次,有人把公安医院的院长给喊来了,当听到于立新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时,听的都流泪了。在这里的人每个人都知道她的故事,因为她天天都在这样大喊着讲真相,直到她被家人接回家的当天,还在不停的在讲真相。
2002年3、4月,于立新又被恶警们绑架到长春市公安医院后,被迫害致死。
五.遭警察殴打 再次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
2001年11月10日下午2点多,我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前,打横幅“还法轮大法清白”,正在喊着时就被天安门派出所的便衣给看到了,他们想把我手中的横幅抢走,可是我就是不放手,最后我手中的这个横幅被他们抢成两半了,然后把我强行抬到车上。在车上,警察不停的打我,还把我按在车座下,不让我起身,就这样一直到天安门派出所迫害。
在天安门派出所,他们把我打的不省人事后,就送到吉林驻京办事处。我在吉林驻京办事处昏死了一天一夜,吉林驻京办事处有一个姓石的给吉林市打电话,叫他们晚些来接我,因为我身上有伤不好处理,等过几天身上的伤好了后,再来接。
就这样过了三、四天后,吉林市的人来了,他们害怕承担责任,就问我头脑是否清醒,能不能认识人,还问了我家里的一些事情,这才把我接回吉林市,说要送我回家。可是到了吉林市就变了,当时是晚上,他们来了很多人,有吉林市船营区公安分局的、还有吉林市船营区沙河子派出所的、还有吉林市昌邑区哈达湾派出所的,他们把我接到吉林市船营区沙河子派出所后,就在一起“研究”,把我放在哪里。
大约能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中有一个女的上前来问我:“会不会死。” 当时我也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就顺口说了一句:“不会的”。她听了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又过了半个小时,他们全都出来了,这时吉林市昌邑区哈达湾派出所的民警蔡金把我拉到他车上,说要送我回家去。可是到了家门口,却没有停车,直接送到了汽车旅店。当时我走路不方便,还把我放到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两个女的是村里派来看着我的,村里的人和派出所的人在另一个房间里商量怎样迫害我,商量了大半夜,最后决定把我送到劳教所去。村书记叫惠道明,刚刚上任不久,他是专门派来这,在村里管迫害法轮功的。他和派出所的蔡金串通好了,要怎么才能把我送看守所里,而且是在我的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第二天昌邑区分局来了两个人,非法审问我去北京的事,却不愿意提我被打的事情。到了晚上蔡金等人强行把我送到看守所里。
在看守所里住了两周后被送到吉林省长春市劳动教养所迫害,长达两年之久。
六、被非法劳教 遭酷刑迫害
2001年11月28日,我一到劳教所就被一大队的所有的管教们打的当时就站不起来了,还有两名犯罪人员,当时叫“护廊”的两个人也都动手了。名字忘了 (护廊:是专门看守走廊的人,可以管任何事情,也可以叫“二管教”。)打完后,还要给我上28种刑,说:“你再不听话,就让你尝尝28种刑是什么滋味,让你当烈女。”又叫那些个“转化”了的学员过来把我带走了,进行“转化”迫害。一天到晚说她们的歪理,还不停的放骗人的录音,不停的开会。
2002年3月5日,电视台节目被插播,吉林省长春市开始了地毯式搜索。只要是知道这个人还在学就绑架,刘成军就是当时被他们迫害致死的,还有很多的大法弟子都被非法判刑十二年到三年不等,有的被劳动教养三年到一年不等。
在劳教所里也是不安静,也要“人人过关”,都必须表态,是不是站在中共的一边,还是要坚持的炼下去。轮到我时,我就说:“要一修到底。”还有一个大法弟子叫郑微的也说要修炼大法,当时就把管教苏桂英给气的大骂起来了,还告诉做“转化”迫害的人(帮教),要继续的作“转化”迫害。她们就把没写“五书”的大法弟子一个一个的叫到没人住的宿舍,一天24小时大声的放邪悟的录音,车轮战,不让大法弟子睡觉,有的受不了这种折磨,就违心写了“五书”。
我住的宿舍原来有很多都是没写“五书”的,可是这样一来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当时就想不能这样就被她们给“转化”了,我也不能在这里呆了,我怎么办呢?就这么想着,五大队的文艺队过来要人,借这个机会我就被她们要去了,就这样我就到了五大队了。
在五大队的活没有一大队的多,因为五大队就是个老年队,所以没有多少活。在一大队时一天要十几个小时的劳动,还要听一些肮脏的东西,往脑子里灌,在五大队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活,可是一天要在这里听音乐,跳舞,有时候还得去看放的电视剧,都是些中共怎样打胜仗,这又是一种迫害的方式,也是一种变相的洗脑。
在这以后,五大队也不断的开始干活了,因为以前五大队全是老年人,干不动活,可是现在有了年轻人了就可以干活了,天天也是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有时还要加班,一加班就加到第二天早上,有时加班让中午睡觉,有时连觉都不让睡,继续干活。有一次是师父过生日,各个小队都写了“法轮大法好”的纸条,我在的小队也被挂了一张,大队长王丽梅非常生气,还有李指导员、温大队长、还有各小队的管教张立红、王立慧、肖爱秋、等人也都非常的生气,总想把写纸条的这个人找出来,才能解心头之恨,她们就把没有写“五书”的这些人挨个问了一遍也没找到。
在这之前,我在一个画的后面写了一个“真善忍”挂到了窗子的外面,有一天的时间。到了晚上,她们才发现是我挂上的。这次,她们找不到人,就想到了我,找了一个借口把我叫到办公室。她们五个人打我一个,一副手铐,两把高伏电棍,三条皮带。她们用手铐把我反铐上,再用三条皮带把我的脚绑上,然后王丽梅、肖爱秋就用手和竹板打我的嘴巴子,用电棍电我的敏感部位,脖子、手腕、眼睛等处,王丽梅还用力的踢我的胸部和右臂。拳脚相加,足足打了五、六个小时,从上午9点一直打到下午2点多,还要单独的把我绑住,关起来。
她们知道我干活干的好,就让我带着伤干活。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说我身上痛,到医院去检查,医院的大夫也不好好看,只是问一问怎么了,就开点药,我当时都快不行了,就往外走,刚走到门口,就晕倒在地。她们把我抬到医院的心脏病室一看是心脏病,就要给我打针,我不打,陈大夫还说:“你要不听话,就给你绑上扎针,天天绑着,也不给你吃东西,也不给你水喝,看你还听不听话。”她们强行把我按住扎针,并且还不让我动,当时家人来接见,也不让我见,就这样,我被她们一直按到打完针为止,才能去接见室,去见家人。
就这样我在这个象地狱的地方被她们折磨的不象个人样,整天楼上楼下的来回跑,不停的干活,活忙时,还不停的加班加点的干。她们在这段时间里也在不停的迫害着大法弟子。不准许任何人说一句公道的话,也不准许任何人在这里有言论自由。也不许任何事情在这里传出去。
我在这里于2002年6月份因挂“真善忍”条幅的事被加期25天,她们一开始给我开的加期票据是100天,又过了不到一周,就又给我添加50天的票据。到我要走时,大队长王丽梅又和我说:就给你加了25天,也没给你多加。她们在这里加期是可以找任何借口的,只要是不符合她们,或者说是不听她们的,她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的给你加期。加多长的时间也是由她们定的。然后再按原计划报到所长那里叫所长一批,就可以明目张胆的给你加期了。她们都是一样的,哪个大队也不会例外的。2003年12月3日被放回家。
七、遭乡政府骚扰不断 被迫流离失所
2004年到2005年的这段时间,乡里的那些人也在不停的上门骚扰。有一个叫惠道明的自从知道了我们家是炼功的人家之后,就一直的不停的骚扰,三天两天的往我们家里跑。有一次,我丈夫王建国刚打车回家,就被恶警跟上了。他从家里取出电脑,要给同修送去时,我和我公公就发现他后面有人在跟踪,我就给王建国打传呼机,说后面有人跟踪。结果他发现后,就把他们甩掉了。我和我公公在家里就开始收拾东西,把东西都收拾好后,我也不能在家里住了。刚走出家门,就看见有人在盯梢,当我走到大道时,发现大道的对面有两辆黑色的小轿车,是尾对尾停着的,旁边还停了不少的小车。我一看就知道他们的意图了,就继续走。他们中有人就下车跟着我,被我发现了后,我就打车走。刚走出不远,我回头一看,他们开车在跟踪我,我就改变路线,叫司机走立交桥。转了一圈儿,正好路过一中学校门口,堵车,我就借此机会换了一辆车走了。从此后就开始流离失所。
八、丈夫被迫害致死
2005年8月份我开了一家小型的快餐店,刚开半年多,2006年3月2日又被吉林省吉林市南京派出所谭新强、王凯等恶警们绑架到吉林省吉林市看守所,王建国于2006年4月10日被迫害致死。
我在看守所时国保大队有一个姓邢的,好象是大队长,他对我说:“已经都注意你们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没对你们下手,就是想要把刘宏伟找到,你能告诉我他在哪里吗?”他随手就把照片拿了出来让我看,我一看就是刘宏伟的照片,但我并不去想它,也不说我认识他,就因为这个,他们经常借此来非法审问我,还告诉看守所里和他一个姓的女恶警邢某要时时注意我,姓邢的还派人不停的打探消息,让我说出刘宏伟的电话号码,就可以放我回家。
在看守所时,天天一到8点钟就开始用大喇叭放监规,声音非常大,一放就是一到两个小时,下午也放,周六周日也不停的放,如果有大法弟子在这里喊“法轮大法好”,或者不穿号服,不背监规的等,到放风时整个号里的人都不让到外放风,特意制造民愤,好借此来迫害大法弟子。有的大法弟子不配合,就开始绝食,她们就让刑事犯人给大法弟子灌食,打大法弟子,跪到大法弟子的身上,不让大法弟子动,迫害大法弟子。回来后还不让刑事犯人说去干什么了。
2006年3月20日 派出所的恶警又来非法审问我,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最后他们把在我店里非法抢夺来的光盘拿来,说:你不是说这光盘是你们的吗?那你就认一认,哪些是你们买的,哪些是你丈夫自己制作的。这时我就想起要见一下丈夫,在我强烈要求下,他们让我见了丈夫(王建国),当时丈夫是被人架着来到“提审”房间的,我看见丈夫骨瘦如柴,就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对他们的一种抗议,因为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就被无辜的非法关押在这里。他们还对丈夫野蛮灌食,还不停的利用各种方式对王建国进行迫害。直到2006年4月10日被迫害致死。
九.在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2006年3月27日,吉林省吉林市南京派出所民警谭新强、王凯等恶警们把我绑架到吉林省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教养一年。
我刚到吉林省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她们就让检查身体,检查出来有心脏病,她们也接收了。劳教所有规定,凡是法轮功学员被再次送回劳教的,都必须送回到原来的大队进行迫害。因是第二次被绑架到劳教所,所以又被送回到五大队。在这里的变化也是很大的,五大队的李(指导员),退休了,还有大队管活姓姜的也不在了,被调到别的大队去了。一大队的管教苏桂英被调到五大队当了管活的大队长。这里的人员也是在不断地调整。也怕出问题。
我刚到五大队,就被五大队的大队长王丽梅叫到管教室,开始就给来一个下马威,对我又喊又叫的,不让我和别人讲外面的一些事情,也不让我和任何人接触,还叫来邪悟的人来给我讲什么歪理,让我和她们一样做“帮教”,做“转化”迫害,说这样就能够早日回家了。
我一到五大队心脏病就开始不停的发作,每周一次,把她们也都吓坏了,她们就不断的背我到劳教所里的卫生所去打针,楼上楼下的跑,后来她们也跑累了,就出了一个坏主意,让我到车间里去干活,说什么:也知道是“转化”不了的,还不如早点让她到车间里去干活,好给大队多挣点钱,也不能老这样养着她。
就这样我被她们给赶到车间里干活。有一次,我正在车间里坐着干活,大队的两个帮教非要让我去看什么电视,都是一些邪悟的东西,我说我不去,她们就强行把我架到了会议厅,专用来放电视和开会的地方,我刚到那里没有5分钟,心脏病就发作了。病发时,大队长王丽梅正好走进来,看见我躺在椅子上,就大声的说:你们都在干什么呢?我强忍疼痛说:我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她却说:别让她躺着,让她在椅子上坐着。说完就走了,那两个没有人性的帮教,就只知道听大队长的话,不让我躺着,强行把我推坐起来。当时别提有多难过了,无论是心里还是身体上的痛苦,都叫人无法承受。在这以后还有很多的类似事情。 在劳教所里,大法弟子还是会被打,被骂,被加期,每天都面临着被搜身,三天两天的就翻号。简直没有人权。这里就和地狱里是一样的。
我在这里被她们迫害了整一年。漫长的岁月,每天都是度日如年,我丈夫的死一直被她们隐瞒着,所有在我之后进到劳教所并且知道我丈夫的死音的,全都不让她们讲,连威逼再加恐吓,就是不让她们说出真相,直到我走出劳教所都没有一个人敢告诉我事情真相的。我于2007年3月1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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