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国安特务和大山看守所恶警对我的迫害
青岛国安局位于青岛市南区，在青岛潜艇学院附近，但是在外面看不到它的挂牌。二零零零年以后，几乎所有大法弟子的被跟踪劫持都与国安特务有关。这些国安特务从国库里拿了大量的经费，购买了先进的特工设备，对大法弟子的手机、电话监听监控，收买社会的盲流和闲散人员来蹲坑、跟踪大法学员；甚至通过卑鄙的软硬兼施的手段利诱、威胁、诱骗正念不足的大法弟子作他们的工具来监控其他大法弟子的行动。
近几年来，明慧网上报导了很多学员被青岛国安迫害过，如有报道的有孙宏、闵慧荣，王东林、苏隽……其实还有很多人没有公开，实际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些。我被国安特务迫害过。一次，他们利用手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某某人”，我说：“不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定位我的住处，识别我的声音。然后用特务手段跟踪我，后来将我绑架。当我被抓住后，俨然他们掌握了所有证据，好象我的所作所为他们都知道，对于和我接触的大法弟子，我们每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甚至所做所为都一一记录在案。有种我接触的所有大法弟子都是不可信任的感觉。对于很多事情甚至如果我不说好象他们也知道，巨大的精神压力似乎让我感到马上要被他们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折磨死了。强迫我以后做他们的特务，我不肯，它们就要把我投入监狱。
他们每抓着一个大法弟子一般都是挟持到某个宾馆里，几乎所有的大宾馆都去，甚至一些豪华的商务宾馆也成了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巢穴。他们一个唱白脸的一个唱黑脸的，一个给我安慰和温暖，要我交待配合，一个往往是凶神恶煞，似乎要把我的心掏出，立即把我处死。这样时间一长自己还觉得他们有的人很好，对他们的一点“好处”感到莫大的恩惠，产生了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对迫害自己的邪恶产生的依赖、恐惧、甚至感激的复杂情绪）。
后来我被送到看守所，国安特务们每天都来提审我。每天早上看守所刚上班，特务们就来了，把我当成他们升官发财的一种工具，所以拼命的来审问我，邪恶的眼光里露出野狼般的凶残！每次提审我都感觉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他们让我说出某个大法弟子，如果配合他们抓住他，就可以放了我。我知道决不应该出卖大法弟子，所以和他们不断周旋。后来我在看守所绝食抗议，看守所里的狱警和狱医对我灌食，当时几个犯人将我按在地上，拼命的给我灌食，将很长的一段管子从鼻插入，经过咽喉，一直插到胃里。在那种强烈的刺激和痛苦促使下，我的眼泪和鼻涕“哗啦”一下涌了出来。几个犯人狠狠地按着我，我使劲反抗但无济于事，那种无望、痛苦的感觉就象自己被强奸了一样！
在青岛大山看守所里，每天都被迫做奴工。每天都干繁重的体力活，编织过那种彩灯泡（挂在酒店、宾馆门前树上那种）；编过假发辫子，每套假发辫子有12根的小辫子，还有24根的小辫子，所有的编出来的辫子必须粗细均匀，并且要全速编织，在我们身后有个恶警的打手，拿着一只高跟的大皮鞋，看见谁干得慢了，过去照后脑勺就是一下！还穿过女人带的那种珍珠项链。
还有，拉来几卡车的大蒜，让这些嫌疑犯们把蒜皮剥掉，把大蒜放入一个大盆子里。据说这种剥皮的大蒜要打成蒜泥或者真空包装出口到韩国。韩国很多人喜欢吃中国的大蒜、大枣等。一干就是十几天，许多犯人的两个大拇指指甲被大蒜的汁水不断的侵袭，加上指甲高强度的工作，最后拇指甲全部脱落！
还有，折过“移动公司”的宣传页，医药包装盒，做过蓬莱（长城葡萄酒厂）红葡萄酒酒盒，八月十五前要做大量的月饼盒，礼品盒等等。
看守所完全把这些犯罪嫌疑人当成了赚钱的机器，没白没黑的干着，有时从早上5点开始一直干到晚上12点钟。好多人被判刑后，对判决不服准备上诉，但一看眼下的没完没了的奴隶般的劳动，索性不上诉了。每次活刚干完，精疲力竭的嫌疑犯们“扑通”一声倒在木板床上就“呼呼”大睡了，到吃饭时大声叫都叫不醒。
往青岛大山看守所送这些奴活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四十岁左右，体型较胖，嫌疑犯们都叫她“王婆”。“王婆”在利益驱动下和看守所的恶警相互勾结压榨这些犯罪嫌疑人的血汗！
虽然让这些人拼命干活，可是看守所的饮食生活条件是极其恶劣的。每天吃的是黑面馒头，有时面粉已经发霉，能发现有老鼠屎。冬天经常做的不熟，用手一捏成了一个团。菜是完全用清水煮的，没有一点油。看守所里有自己的商店，这里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订食品等。可是价钱极高，是社会上的几倍，并且质量极其差。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多的时候能关上800～1000，每人每月平均花100元一年就是100万，所以一个小小的商店一年很轻松的能赚到几百万！
青岛大山看守所这里是邪党迫害人民奴役人民的黑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