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开始了,到处搜书、翻书、抓人。街道委主任出于“好心”让别人告诉我妻子交书,我妻子就是不交,结果派出所及街道的邪党人员也没敢到我家来。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妻子到北京天安门去证实法,当时我出差在外地,听到后就立即乘火车到天安门找她,我到天安门广场时看到是呼啸的警车及警察扭打大法弟子的场面,我在广场东侧猛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等我看到妻子时,她已被几名恶警打倒在地,抢去条幅,抬到警车中,我急走上前时,警车已启动,向天安门分局开去,妻子在车中也看到了我,并且刚毅的将头转向别处,不再看我,好象在说:“不要管我,法轮大法好,我没错。”我是多么的理解她,这么好的一部大法,妻子是从病魔中被大法救出的,全家的幸福是大法给的。
我下决心一定救出妻子。我当时就想:李老师,我妻子是您的弟子,受迫害了,您帮帮我,我去把她救出来。我到天安门分局一看,在大铁门里有一个大空地,(约三个篮球场大)被公安抓来的人,是人挨人已站满了人,我对把门的民警说:“我是某某国营公司的保卫科长,进京找本单位炼法轮功的工人,看这么多人来找一下我单位的职工,警察让我进去了,我一眼就看到了我妻子,我堂堂正正将她领了出来。回到故乡,她又开始讲真相,我又开始帮助和保卫妻子安全。到郊区往公路两旁大树上,电线杆上挂条幅,贴不干胶等。
二零零三年,我出差到省城办案,住在一个公园附近,早上到公园散步,看到一个女大法弟子在往树上挂条幅,她一个人,个子又小,怎么也挂不上,我就走过去要帮她,把她吓了一跳,我立即说:“你别怕,我虽然不是大法弟子,我妻子是大法弟子,我起码是大法弟子的家属,我知道法轮大法好,你们是好人,我帮你可以吗?”她很高兴,我俩一起挂条幅,我二百多斤的体重,上树挂条幅真的很灵巧,一点都不吃力,往上扔条幅,希望条幅上面的线子多缠几圈,真的是好神奇,就这么一想,我一扔,带石头的绳子象听话一样,真的绕了几圈,缠在上面,条幅下坠,迎风飘荡,好看极了。条幅挂完后,她又拿出口红,往电线杆上和假石头上写“法轮大法好”等标语。我一摸兜,正好,我也给妻子买的口红,我也掏出来在上面写,我个子高,字写的又好看,这名女大法弟子说:“大哥,你的字写的这么好看,又为大法做事,你将来一定有福报的,你同你妻子一起炼功吧!”我笑了笑,分手了。
我在公园外面吃早餐时,几辆警车开进公园,吃完饭后,我又到公园里,看到警察正在摘条幅和擦口红标语,我心想,你们摘不下来条幅,更擦不掉我写的口红标语,警察二三个人上树也摘不下来条幅,又怕树枝折断,又怕电线电着,这时围观的人群多了,有的人还在不停的念条幅上面的字,一个人念、大家也跟着念,气得警察大吼大叫,灰溜溜地逃跑了。回家后同妻子一讲,她也很高兴,我说:“我给你买的口红让我写标语了。”她笑着说:“我也不抹口红,你写标语是正事,这样做就对了。”
从二零零三年至今,我每周都同妻子一起讲三退,并经常开车下乡,将资料送到农村去,并且将迫害我妻子和到我家来的公安六一零等全部进行抵制,同他们讲理,讲法律,使他们语无伦次,急忙逃离我家。
今年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八路,文革时遭迫害来向我咨询其国家赔款问题,他十四岁参军,参加打大、小仗无数次,枪林弹雨中为邪党打天下,在部队当班长,是共青团员,后被他人诬蔑为地主崽子,混进队伍,被开除军籍,根据法律及政策,他应该平反,并得到政府赔偿,但政府不赔偿损失也不给他平反,我同他谈谈就谈到了《九评》,他一听,一个劲说“对,对,对”,就那么回事,并且要求我给他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名字就叫“八路”。
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家属,我一要保护妻子,二要同妻子一起去讲真相,去救人。同时也祝法轮大法洪传全世界,让现实的社会道德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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