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及全村父老乡亲们:
我很幸福能回到你们身边,几年来心里一直有些话想和你们说说,想了许久,就让这封家书捎去我的心声吧。
我叫李文波,男,现年43岁,汉族,初中文化,住晋宁县古城镇古城办事处古城村。我是在1966年“文革”浩劫中出生的,初中毕业后,因为修昆玉(昆明至玉溪)铁路占用了村里的土地,经过考试,我被昆阳磷肥厂录用为第一批农民合同制工人。进厂后加入了所谓的“共青团”,还当过钙镁车间团支部组织委员,被评为优秀团干部。1986年只有14%的晋级长工资名额,我就是其中一个,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还作为厂里的先进人物,登录在昆阳磷肥厂的风采集中,至今我的光辉形象还保留在那里。
然而,1986年青岛医学院专家诊断组诊断,发现我全身骨骼有裂纹,像鸡毛状,作为工业性氟中毒观察对象。我经常出现上腹肿胀疼痛,全口牙齿疼痛难忍,每天只有靠药物来维持。1993年又集体复查,我仍存在以上症状,医院建议我定期复查。1992年八年的合同期满,我拖着一个病残的身体离开了倾注我青春和汗水的昆阳磷肥厂,当时只有26岁。
为了生活,我学了驾驶技术,并考取了驾驶执照。从此我带着有病的身体与妻子一起做起了长途贩运货物的生意。那时我经常想,人生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来吃苦受罪的吗?
法轮大法洪传给我带来了福音。在1999年7.20以前,我们的家乡建起了法轮功炼功点,村委会还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作为集体学法炼功的地方。那时每天都有几十人参加晨炼,晨炼中有村委会书记,也有派出所警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娃娃,晚上大家自愿坐在一起学习李洪志老师的《转法轮》。后来炼功人数越来越多,附近的几个村子也先后建起了炼功点。
我年迈的父母也炼起了法轮功,在他们俩老身上发生的奇迹令我惊叹不已。我的父母都不识字,他们却可以通读李洪志老师的《转法轮》、《精進要旨》、《洪吟》等大法书籍,母亲还能背诵《洪吟》。通过炼功,父亲戒掉了几十年的烟酒,母亲身上的多种疾病也不翼而飞。
1998年的一天,我也请到了一本《转法轮》,加入了修炼的行列。有一天我正在开车,犯感冒病,清鼻涕流个不停,一卷卫生纸都快擦完了,起初我想到医院去医治,但一想:我已经炼法轮功了,不会有任何危险。想到这,清鼻涕立马止住了,就象打开的水龙头突然被关上一样。从那天开始,我的车无论开到什么地方,车窗前面总是放着一本《转法轮》,一有空就看上几页,有时就在车上打坐炼功。一个星期后,我多年的上腹肿胀疼痛、全口牙齿疼痛等症状也都消失了,走起路来像要飘起来一样,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好。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炼功,我明白了法轮功是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的功法。
1999年7.20红色恐怖席卷中华大地,有“文革”再来之势,一时间,污蔑法轮功的电视、报纸铺天盖地,谎言在毒害着不明真相的人们。我是法轮功的受益者,我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更多的人。在迫害的日子里,我依然把大法的书摆在车窗最显眼的地方,每次路过海关检查时,警察看看他(大法书)从来没有碰过他。有一次到景洪拉货,遇到一位缅甸老板,我问他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我只见过电视上宣传的。我说那都是假的,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天安门自焚也是骗人的。你可以看一看这本《转法轮》,他会告诉你法轮功是什么。我在景洪呆了四天,这位老板也看了四天《转法轮》,当他把书还给我时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我不会再相信电视上说的了,我也想炼法轮功。”
2000年以后,为了更好的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我开始跑昆阳至海口的短途客运。我把真善忍贴在面包车的挡风玻璃上,乘客把它叫“大法车”。我在“大法车”上给乘客讲大法的美好,送给他们护身符,有的时候,乘客还要主动给家人带上几张护身符。
我有时听说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看守所,我就去给他们送点钱。起初每人送50元,后来钱少了就每人送上20元。有一次我去送钱,门卫的警察问我,你又来送钱啦,为什么不多送点?我说没有钱了,你借我点嘛,借多少我就送多少,而且保证将来还你。这时晋宁看守所所长听到后说不准我给法轮功学员送钱,并派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给我抬出来。他们抬着我时,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第二天我又到看守所找到有关领导讲了大法真相。
同时,我还找到县公安局、检察院、县委有关领导面对面跟他们讲真相,希望他们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不要当别人的替罪羊。有几次,我到晋宁广场炼功,国保大队的一位警察就围着广场周围跑步,一直陪着我炼完五套功法才离开。
2004年3月4日上午,村里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除了主会场,还设了几个分会场,高音喇叭也打开了,在那个会场上,我面对全村父老乡亲讲了自己炼法轮功的亲身体会,告诉大家法轮功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的功法,不要相信电视、报纸上的宣传,那些都是骗人的,天安门自焚也是假的,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天上午本来天气很阴,我讲完后,云开雾散,太阳出来了。有的村民说,我们听到了大法的福音,古城人民重见天日了。
2005年2月2日上午,有一对中年夫妇乘坐我的车,男方的脚被车碾伤了,我把两张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护身符送给了他们,希望他们平安幸福。下车后他们举报了我,国保大队就上车抓了我,给我戴上手铐,把我的脚扭伤后推上了警车,我在警车上盘腿打坐,拉到县公安局我还在盘腿打坐。当天下午他们把我送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4天。2005年2月5日,国保大队给我戴上脚镣,用束身皮带绑在车子上,连夜把我送到云南省第二劳教所。一路上我盘着腿给车上的警察讲真相,看到车外面有人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劳教所先把我分到打人最凶的四大队。从到劳教所的第一天,我就拒绝参加劳教人员的点名和他们的任何无理要求。包夹人员就把我从宿舍拖到四合院,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就掐脖子、打耳光、蒙嘴。把我按翻在地,用脚踢,还把我双脚抬起头着地,把我头脚折在一起,每天早中晚集合点名时都如此折磨我。
2005年4月份,每天都把我带到图书室,由四名警察轮流读污蔑大法的文章,我拒绝听,他们就用桌子把我压在地上,我就背大法《除恶》、《正大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警察受不了了,头疼的厉害,只得离开图书室。
2005年9月初我炼功,包夹人员把我右脚踩伤,高烧40.5度,血相达到2万7千,送医院抢救。他们还连夜将我的父母妻子叫来。当天家人要求所外养伤被拒绝。当家人走后,包夹人员李朝雷、黄海东不准我炼功、睡觉,还掐脖子、打耳光,从床上扯到地下折磨我,这种折磨一直持续了一周时间。父亲就是那次见到我惨不忍睹的样子,他害怕了,先前的记忆也回来了:那时土改的年代,家族中一个亲戚,头天还佩带着共产党发的红袖套,带着农民分田地,第二天就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当众枪毙了,他的妻子背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当“陪杀”,回到家,孩子什么时候死在了妈妈的背上都不知道。父亲说共产党是不讲理的,今天你可以是它依靠的力量,明天就可能成为它镇压的对象,共产党杀人从来都没有手软过。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当年12月份他就离开了人世)使我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2006年1月13日中午吃饭,我不参加劳教人员的队列,包夹人员就将我按倒在地上,头砸在石头上,发出像轮胎爆炸的声音,当天我的眼睛就出现了重影,至今都没有完全恢复。
2006年1月20日晚,我炼功,警察石怀林先叫包夹人员毒打辱骂我,接着石怀林本人也毒打我。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就用封口胶捆在我的头上,把我的口封住,用手铐卡住我的手,拖到大门口外,继续毒打辱骂,警察袁向军还用脚踢我,还说:“死啦!你蹬蹬脚!”原四大队大队长胡文昌跟石怀林说,通知李文波的家人,说李文波要自杀。我用舌头把封口胶顶开,高喊:“胡文昌杀人,还说我自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胡文昌又叫石怀林找两副手铐用两个木桩把我卡住,(当时只用了一副手铐卡我)过了一段时间,石怀林把我的手铐打开送我进了宿舍。
2006年2月24日我炼功,包夹人员对我毒打辱骂,还把我的身体放在地上,拉着两只手在砖厂的地上拖,衣服都拖成了碎片,又把我塞进下水道里毒打后用草席盖在我身上,用脚踢我的头和身体。然后又把我拖到泥水池里全身泡湿,强行拖到窑洞里用火烧。我一次又一次的向外冲,都被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拖进去,身上烧起了许多血泡。然后又把我用手推车推到洗澡池用水把我全身冲湿,再放在砖厂的坯沟上让北风吹(当天刮着大北风)。至今我左腿留下了20公分左右的伤疤。
2006年3月8日,在四合院石榴树下,被警察李武、包夹学员黄海东毒打,鲜血淌了一地,睡觉只能坐着睡。
还有几次(时间记不清了)在工地上,警戒科科长裘开明带着警戒科的几个警察三次把我打伤,有一次打的昏迷过去,醒来后他们还对我继续毒打。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共产党是邪教,裘开明打人。于是一群警察把我按在地上,有的用脚踢,有的用手打,裘开明还把土塞进我的嘴里,他还叫包夹学员来打我,打的我满口流血,手脚麻木,走路都很困难。
2006年5月,经我要求,劳教所送我到武定县人民医院检查身体。那里没有设备,医生建议到昆明检查,当时四大队同意我办理所外检查身体,由于当天是周末,手续没办完。几天后,我的家人来接我所外检查身体时,四大队警察叫我写一份保证。我是这样写的保证:我保证做好人,不做坏人;说真话,不说假话,做到实事求是。他们却说我的保证不合格,不同意我所外检查身体,相反还说我4月份抗工26天,罚分520分。在这之后,我受到了更严重的毒打虐待。
2007年1月1日,石怀林叫我站到劳教人员的队列里去(当时我站在队列的后面),我没有去,他就叫包夹人员来拖我,把我按倒在地,有的还用脚踢我,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共产党是邪教!包夹学员和其他人按住我,包夹学员张明生用手卡住我的脖子,我呼吸都很困难了,他看我快不行了才松开手,我当时就出现呕吐。包夹学员王磊一只手蒙住我的嘴,一只手打我。我继续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共产党是邪教!他就把蒙在我脸上的手放开,直接用两个拳头锤我的脸,当时我被打的满口是血,直到他无法再下手了,我才叫他去洗洗手。
第二天我满脸满身都是血,牙齿也被打松动了,我怕影响其他劳教人员吃饭的心情,我无法到食堂和大家一起吃饭。劳教学员杨洪聪找来一面镜子给我照,当时那个模样真有点吓人。几天后马锐队长看见后,叫我把脸上的血洗掉,我说马队长,现在有点不妥,我脸上的伤还没好。他说这样会影响劳教所的形象,并叫包夹人员抬水来强行帮我洗。我说怕影响形象就不要打人,你也不要强行做,如果强行做,只会增加我新的伤口,你还是和你的领导反映。
2007年4月25日,当时收割机水箱散热器上有许多灰尘和泥土,发动机温度高,我跟代班队长马锐说:“马队长,发动机温度高,用水冲洗后,温度可以降低一些。”马队长同意了,当时他有事,就叫王队长和我在一起等收割机开过来。四大队副大队长张开顺看见我后就骂我,并叫王队长不要跟我讲话,过来就对我毒打一顿。
2007年8月21日我被转到三大队,经我要求2007年10月17日到劳教所医院检查,10月23日到武定县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说,这里没有设备,只有到昆明才能检查,医院还出具了证明。
2008年2月20日再次到禄劝县人民医院检查,还做了CT,确诊脑部没有肿瘤,这里的医生马主任号称禄劝第一刀,经常出国访问,他说你生错了地方了,要是生在香港、台湾就可以炼法轮功了。我说我有幸出生在中国,感到很自豪,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大法的美好一定会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他利用给病人做手术前的宝贵时间为我检查了身体。
我多次被打成死去的活人,劳教所里有的吸毒人员看到这些情况时都对我说:“老李,我看你是否能活着出去”,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的会到我的床边用手在我脸上感觉一下是否我还在呼吸。
2008年4月1日我被调到一大队。2008年4月2日,我找到李丛兵副大队长,要求检查身体,并要求做司法鉴定,安牙。李副队长说:“如果你不承认你是劳教,就一样都不要谈,并用手指打在我的胸膛上。并说看我怎样收拾你。”
2008年4月25日下午5点半吃饭的时候,我送食盐给另一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当时他被非法拘禁在值班室),值班队长陈迎松不同意并对我恶语相加,我和他讲理,他冲过来就给了我一个耳光。学员戴学武把我叫去四合院吃饭,吃完饭我又去和陈迎松队长说,你打人是不对的,我要求见大队领导。他说大队领导是你随便见的?我就在地上盘腿坐着等大队领导,他冲过来,一脚踢在我左脚膝盖上,鲜血直流。我找到李丛兵副大队长反映此事,他说我们是穿着西服的(即指他们是穿着警服的),我说穿着警服的人就可以随便打人吗?
2008年5月1日上午九点左右,我在晒场工地,张兴秦大队长见我胸前佩带着真善忍好的字条,就叫谢洪富队长带我回四合院。当时谢队长有事,便让武华祖队长带我回去。走进四合院大门口时,我向赵子亮队长问好,他点头示意我进去。这时武华祖队长就叫我进值班室,我以为他们又要把我非法拘禁在值班室,就没有听从他的安排。他就冲过来扯住我的衣领把我摔到在地,我手中喝水的玻璃瓶也摔碎了,我喊法轮大法好,武华祖打人,共产党是邪教,并在地上打坐抗议。武华祖又冲过来把我按倒在碎玻璃的地上,当时我的右手臂就被划出了血。
2008年5月12日晚,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我想到的是灾区的人民需要我,我应该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我于5月14日就给劳教所各位队长、大队长、所长写了一份简短的书面申请。我当过修理工,搞过个体,开过客运车、货运车,曾经到过卢州、成都、山西、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至今已有十年以上的安全驾驶经验,在自救方面有一些经验,如在运输期间,当发生交通堵塞,在交警、施救人员和施救设备不能及时到达现场的情况下,有条件能够自救,说服大家自救,疏通交通,在第一时间抢救伤员的多次成功经验。我是一名法轮功弟子,时时按真善忍做人,所以我有资格参加救援工作。
2008年6月21日,队上通知我收拾东西回家。就这样,我带着自制的真善忍好的胸卡,离开了非法关押我三年零四个多月的劳教所,回到了你们的身边。
父老乡亲们,我回来了,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我是幸运的,我感谢法轮大法一路的陪伴,也感谢一路陪伴我走过来的父老乡亲。我相信只要你们敞开心扉,神就将最好的赐予你们。了解真相吧,那将是你们得救的希望。
古城村村民李文波
2009年2月15日
黑龙江省双城市农丰镇父老乡亲:
热热闹闹的大年过去了,想必大家都过得很愉快。
回首2008年,中国大地那些惊心动魄的事,让我们每一个普通百姓都感到震惊,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天灾人祸,有的远隔千里,也有近在眼前,真是叫人不寒而栗。年初的雪灾,火车相撞,西藏开枪,毒奶粉事件,汶川地震,北旱南涝,金融危机……风云变幻莫测,还有发生在单城乡五位政府领导惨遭的车祸,每一件都触目惊心,面对天象变化,有人感慨,有人醒悟,有人麻木,还有人仍旧迷在其中……天警世人。
2009年2月初的一个晚上,农丰镇双红村大法弟子李龙(化名)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因摩托车发生故障,正准备看看什么原因,突然从后面疾驶过来三辆警车,据说去双利村抓赌回来。看见李龙便上前盘问,得知李龙是炼法轮功的,高彦彬等人跳下车来,对着李龙就拳打脚踢,把李龙打倒在地,用电棍电他,然后又押到派出所。他们借机向李龙勒索钱财,李龙没有犯法,日子也清贫,拿不出钱来,几个人就把他扣在床上,打牌去了。李龙打开手铐走脱。
高彦彬,王聪,王岩等人气急败坏,在拿不出任何搜查证件的情况下,私闯民宅,对李龙家强行搜查,蛮横无理,李龙妻子体弱多病,孩子幼小,无力阻挡,苦苦哀求,这些人强行翻箱倒柜,各个房间搜个遍,什么也没查到,扬言,等抓到李龙狠狠收拾他。吓的母子面无血色。
两天后,农丰派出所全体出动,再次去李龙家盘问、骚扰,威胁恐吓,李龙可怜的妻儿,精神几乎崩溃,屯子里的亲朋好友也惧怕邪恶,不敢去照顾他们。因为村里有个别人出卖良心,为了钱财,给派出所做眼线,在暗中看着这可怜的母子。
刘所长,高彦彬,曲海峰,王岩,王聪,你们这是何苦呢?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妻儿老小?扔下可怜的母子让他们怎么生活呢?李龙有什么罪啊!不就是炼法轮功吗?不就是因为有病而强身健体吗?不就是想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吗!大法弟子在社会上遵守秩序,不与人争斗,不偷不抢,不赌博、不喝酒,什么坏事都不干,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人。现在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都有人在炼法轮功,唯独中共在镇压,你们不觉得反常吗?现在,在中国大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公检法、政府机关,人们都已明白真相,很多人开始在善待大法弟子,三退自救,自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农丰的父老乡亲,派出所的各位警察,为什么你们还不清醒呢?
我们对你们无怨无恨,而且真的是拿你们当自己的亲人看待,我们的所做的一切,真的都是为你们好,如果因为我们的付出能转变你们的思想,让你们明白真相,不再反对大法,这才那是我们的最终的愿望。按照我们所说的做,是你们得救的唯一希望。千万不要打击善良的法轮功修炼人,否则就是站在了邪恶的一边。
可能你们还记得李怀这个人,当年农丰村的大法弟子很多被他迫害,大法弟子王金国之死与他有直接关系。李怀年纪轻轻死于车祸,尸体都被烧焦,为什么?单城乡关文良(远农丰镇长)为首的政府领导,妄自尊大,一意孤行迫害大法弟子董连太,最后将他迫害致死,还派人恐吓董连太妻子。董死后不到半日,这五位领导惨遭车祸,三死二伤,关文良虽保住了性命,却只剩下半个身体,今后只能在痛苦中了此残生。这些人死的死了,残的残了,他们追随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善恶有报啊!
发生在家乡的这些恶报事例,我想足以唤醒农丰镇所有的父老乡亲,千万不要与邪恶为伍了。
奉劝镇政府,派出所各位工作人员,你们无非是想赚点钱,养家糊口,但这些事例恰恰告诉你们,这种钱赚不得的。不要再执迷不悟,不要再用自己的未来做赌注,给邪党做替罪羊,助恶为虐,迫害大法弟子。
相信神佛的人都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暗室亏心,神目如电,每个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逃不过上天的眼睛。老天在看着呢!
有正念,有善念的人敬神敬佛,同时也尊敬大法修炼者,听从他们善意的劝告,做真正的好人;相反,人没有正念,不相信有神在,不相信善恶有报的迫害大法,那么他们会葬送自己的未来,重者殃及子孙,祸及家人。
历史发展到今天,朝代更替,时光荏苒,对与错自由公论。人都想要流芳千古,谁也不想遗臭万年,奉劝父老乡亲,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请不要为一时的蝇头小利,酿成千古大错。只有善待大法弟子,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我们祝家乡父老早日明白真相,相信“真、善、忍”法理,做出正义善良的选择,迎来风调雨顺,家和兴旺的丰喜年!
黑龙江省双城市大法弟子
在中共对法轮功近十年惨绝人寰的非法迫害中,你们作为中共的帮凶一直充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三河有多少法轮功学员的家庭被中共和你们迫害的支离破碎、骨肉分离。一桩桩的家庭悲剧你们难辞其咎。今天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给你们写这封信,并不是出于仇恨而是真心希望你们能真正明白真相、弃恶从善,给自己选择一条光明之路。
在这近十年中相信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你们也没少看,但很遗憾你们真正明白真相停止迫害的人很少,多数人还在不遗余力的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支撑你们到今天还不能幡然悔悟的原因无非有两个。其中一个理由应该是:这是你们的工作,上面有命令,你们不得不执行。下面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希望你们能从中得到启示:
这是一则发生在东北某地的真实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60年前,有一辆三套马车由北南行赶路,在途中看见一个才出生不久的婴儿被放在路边,连包的被子都是新的。车夫打开包的被子一看,孩子怀里有母亲留的一封信和三百元钱。车夫看信后方知是一个私生子,这母亲想为自己的孩子找个下落。谁知这车夫没有人性,把孩子包的新被和母亲留给孩子的抚养费留下,把赤条条的婴儿放在车道沟里,指挥自己的马车压死了孩子。就连他三匹马开始也不配合他干这伤天害理缺德事,怎么打也不走,甚至旁行。他还是不悟。畜牲总归是畜牲,最终还是被强行压死了孩子。虽然三匹马是被逼无奈压死了孩子,但它们并没有幸免灾祸的降临,虽然畜牲压死了孩子是被逼的也没有得到神的原谅。车夫带着钱和物继续赶路。响晴的天空万里无云。渐渐生出一块孤云,跟在车夫的上空行走。渐渐天黑了下来,这时正走在现在的“哈大”公路上,瞬间大雨闪电炸雷,将车夫连人带马全部击死。不大会儿,雨过天晴。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被一个在附近山坡上放羊的人看得一清二楚。邻近百姓出来看这被雷打死的连人带马肢体没破,只是五脏六腑不知哪去了。——车夫为了贪图三百块钱,三匹马为了自己少受车夫逼迫,共同残害了无辜的婴儿。这是没良心、没心肺的行径啊,天理难容!
这件事虽然过去几十年了,但一提起这件事,年岁大的人都记得。善恶有报是永恒不变的天理,只是被一些人淡忘了。虽然被你淡忘,但这善恶有报的天理却从来没有因为你的淡忘而不存在。神牢牢地掌握着人。
如果把中共比作故事中毫无人性的马车夫,那你们就好比被马车夫驾驭的马匹,不管你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要参与迫害其下场都是一样的,都将是极其悲惨的。
另一个原因应该就是你们根本就不相信善恶有报。仔细问一问自己是谁让你们不相信的呢?还不是中共几十年来有目的洗脑,给中国人灌输无神论,使人迷失了纯真的本性。其实不管人相不相信,善恶有报都是存在的。而尤其对于迫害修炼的人更是罪大如天。再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迫害修炼人的故事:
一千多年前的古罗马非常强大,横跨整个欧洲,无人能够征服。在古罗马时期,基督徒信守圣洁、仁爱、和平和公义,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出于仁爱,基督徒拒绝进入竞技场观看战犯与奴隶肉搏致死,他们将自己的奴隶无条件释放。不少教父批评罗马人奢华逸乐的生活方式,引起一些人很大的不满。基督徒纯洁的个人生活与普遍堕落、奢靡的社会氛围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照,使很多人尤其是当权者感到一种很大的威胁。根据罗马史学家塔西图(Tacitus)的记述,古罗马皇帝尼禄(Nero)故意在罗马城纵火,然后嫁祸于基督徒。为了煽动民众的反基督教情绪,古罗马的一些理论家编造了不少针对基督徒的谣言,诸如基督徒在拜神时要杀死婴儿并喝其血、吃其肉,还说基督徒狂饮、乱伦等等,所有古罗马社会的恶行都被强加在基督徒身上。当年,尼禄曾命令将不少基督徒投进竞技场中,罗马权贵们在大笑中看着这些人被猛兽活生生地撕裂咬死。他甚至吩咐人把很多基督徒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并排列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点燃,照亮皇帝的园游会。众所周知,古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非常完善,辩护制度已经成熟。但完善的法律体制没有阻止暴虐的统治者对正信的迫害,审判和刑罚却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迫害方式。
对正信的迫害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能够理解的,因为它出于邪恶的统治者妒忌、独断和凶残的本性。从历史上看,正信往往出现在道德衰败、人心腐化的时代,善的力量会直接冲击积存已久的种种恶的因素。对正信的迫害,不过是善恶较量的表现,是邪恶在灭亡前的垂死挣扎。在那些专横、歹毒的统治者看来,任何不遂其心愿的思想、信仰和群体都具有严重的“威胁”,都是予以取缔和打击的目标。在正义与邪恶之间,没有中立。对谎言与暴力的沉默,在实质上,滋养和助长了邪恶的暴行……
当时,很多忠实的基督徒,不但没有在烈火中呻吟,反而在烈火中赞颂他们的神。这是腐朽、昏聩的罗马社会所无法理解的。
在公元541至591五十年中间,神开始惩罚:四次大瘟疫。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最后一次结束性的彻底惩罚。第一次瘟疫,人口被灭掉三分之一,首都君士坦丁堡死了一半人,而第二次、第三次、一次又一次至最后清算,、最后一次该更……。奇怪的是惩罚并非人人有份,所有好人全部幸免于难。伊瓦格瑞尔斯说,“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如故。”
千年历史惊人的相似,当年尼禄迫害基督徒和今天中共迫害法轮功如出一辙,而其结局也必然是一样的。在迫害中人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不同角色的选择就是生命生与死的选择。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迫害真善忍天理不容,参与迫害者将来下场很惨,并祸及亲人。
在当今世风日下、金钱至上、人人为己的今天,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省吃俭用省下来的收入制作真相资料,放下生死向人们讲清真相。这种可歌可泣的行为难道不令人深思吗?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在大灾难来临时少些人被淘汰吗?
不是恐吓,不是危言耸听,真的是想你们能明白真相,真的是为你们好,希望你们能知道。马上停止参与迫害,挽回损失,记住法轮大法好,退出党团队。在将来大灾难来临时被淘汰的人群中看不到你们的身影是我们法轮功学员最想看到的。
三河法轮功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