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遭受的迫害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在所有的媒体造谣、诬陷诽谤大法和师父，爸爸决定到北京去向政府说明情况，我妈得法比我们晚，当时也只是从感性上认为大法好，所以当爸爸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以后，妈妈就极力的反对，因为妈妈知道去了就会被抓。爸爸于十月二日到达北京。到了北京后爸爸找不着路，我家是在农村，经济不宽裕，爸爸身上也没有带多余的钱（当时只带了路费），就只好边走边问到天安门广场的路。途中渴了就只能喝浇草坪的自来水，为了说句公道话爸爸一天一夜只吃了一个面包。在去广场的途中被警察截住了。
我爸爸第一次被黑龙江双城市恶警劫持回后，被非法关押到双城市拘留所。恶警为了达到让大法弟子放弃修炼的目的，除了指使刑事犯人随意打骂大法弟子，还用限制上厕所等极其下流和卑鄙的手段折磨凌辱大法弟子。给大法弟子吃的窝头是掺了土面的，菜汤里有泥沙和虫子。爸爸被非法关押折磨了一百天后，公安局硬是要我们村交了六千块钱（村上先垫付的）才放了爸爸，当时声称这钱是去北京接我爸回来时的费用。在爸爸被非法关押期间，家里前后借了一万多块钱到处托关系想早点救出爸爸。
在二零零零年六月，那时我十八岁，独自一人坐火车到了北京，到了天安门广场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看到有一个大法弟子在打坐，我也就和她坐到了一起，刚坐下来就有几个便衣叫我们起来跟他们走，其中一个便衣说：你们以后再来就把你们的腿打折。他们这群便衣把我们带到了某地的驻京办，他们一看我不是他们地区的就让我走了。
我想：不能就这样回去了，我还得去天安门证实法。由于我找不着路，身上带的钱也不多，就徒步走了很远的路才又到了天安门，当时广场上有很多大法弟子，有打横幅的，有喊出自己的心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师父清白”的、有炼功的，我也上去帮着同修拉横幅，刚举起就有很多便衣冲过来抢夺横幅。我们被这些便衣推上了一辆警车。
我被劫持到了北京站前派出所，当时里面关了很多大法弟子，我没有报姓名、住址，警察就过来非法搜身、非法提审，我不说他们就打我耳光，打完后那人出去了，然后进来一个当官模样的用软的方式与我唠家常，后来听出我的口音，通知我们当地驻京办把我带回黑龙江双城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当时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二三十个大法弟子，我们在一起集体炼功、背法。恶警为了阻止，就往监号内泼水，有一次我们正在集体背法，恶警象疯了似的冲进来拿着电棍就乱打，然后强迫我们光着脚站在太阳下暴晒（当时正是六月份）。为了抗议对我们的非法关押，我们开始绝食。绝食的第六天，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闯出魔窟。家里被公安局勒索一千五百元钱，说是去接我时的费用，同时还被双城市看守所敲诈伙食费五百元。
在二零零一年元月我与爸爸再一次踏上了北京证实法的路，我和爸爸到北京后就走散了，当时到北京证实大法的同修很多，我到了天安门广场后被一警察拦住，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站前派出所，里面非法关了很多大法弟子。派出所容纳不下便一批一批送到朝阳看守所，朝阳看守所强制大家坐着，不能随意动，上厕所都要报告批准后才行。
被关了三、四天后，我又被转到了河北一县城看守所，在那里我采取了绝食抗议，邪恶的警察指使刑事犯用强行插管灌食方式来折磨我，在第六天，有个叫赵洪芝（音）的沈阳同修的儿子来接她，当时警察听我们的口音差不多就同意让我同他们一起走，我再一次在师父的呵护下闯出魔窟安全返回。
刚回到家，我们村里就通知我到村大队去一下，村书记善大友和当地六一零勾结把我非法绑架到双城镇政府在秋林百货公司的五楼私设的黑监狱，双城秋林公司五楼城镇街道办公室，他们将办公室的门换成了铁门，将一百多名大法弟子分别关在五个小屋里，全部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声称就是不炼也得必须交一千元或一万元罚款，才能放人。镇政府一个姓刘的（女）负责收钱。双城镇副镇长闫善利声称经他手放人的必须交钱，还要骂大法、骂大法师父。
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妈妈为了看我，经常步行往返二十里的路。我哥哥又得了类风湿，不能干体力活，妈妈当时又要担心我和爸爸，又要照顾哥哥和家，她的身心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人一下就瘦了一圈。在被非法关押在西大街秋林公司五楼期间，副镇长闫善利、镇武装部干事冉令才、镇干部周大勇随意打骂、污辱、体罚大法弟子。我们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在绝食的第四天他们强行给我们灌食。他们来了十个恶人把我按在床上，双手被按得死死的，把头按在床上，一个恶人手拿螺丝刀把我嘴撬开，另一个捏住我的鼻子，两人往嘴里灌，这时憋得我喘不过气来，一名同修被灌后恶心了二、三天。一次因炼功被一个所谓的班长打了十来个巴掌，后绑到椅子二十几个小时之久。
更下流的是，这些邪党恶人在大年初一把大法弟子男女绑在一起进行体罚，逼我们放弃修炼大法，恶人们把我和另一个年轻大法女弟子杨华绑在一个男大法弟子两边一边一个，绑了十多个小时，流氓恶人闫善利和冉令才在走廊对大法女弟子说下流话，调戏年轻的大法女弟子说：“去当小姐多来钱，何必炼法轮功。”一次流氓恶人冉令才把一位男大法弟子李成奎一人提出来送进女监号。一次我将两腿叠在一起坐在那儿（不是炼功姿势），恶人流氓闫善利叫来两个打手把我绑在椅子上，折磨了一天一夜。
还有的大法弟子因坚持打坐、炼功，被看管人员吊起来毒打几个小时。在被非法关押的三个月期间，城镇、村上强行向家人勒索钱财，还威胁说：不给钱就拉粮食，还以切断电源相要挟（因我家有加工厂），家人被吓着了，无奈把钱给了他们〔强行勒索2250元〕。在街道办非法关押三个月后又强行转押到双城市委党校洗脑班，强行洗脑一个月。我绝食后被释放。
同时我爸爸也因为这次去北京第二次被迫害，非法劳教一年，被劫持到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在长林子劳教所，凡是不写悔过书的大法弟子，每天从早晨6点开始，一直罚站到半夜12点左右。遇风雪天气，就强制光头光手在室外训步。每天除早晚饭外，上午和下午只允许喝水一次。大小便时间也严格限制，大便不给卫生纸，而且经常中途被制止，并被踢出厕所。夜间不准大法弟子上厕所，而且管教经常用非常低级下流的语言随意侮辱大法弟子。
二零零二年长春电视真相插播震慑了邪恶，随后江氏流氓集团对东北三省下达了“杀无赦”的指令，然后对东北三省所有在名册有记录的大法弟子进行了非法大绑架大搜捕，我与爸爸相继被绑架的。爸爸是在四月二十五号夜里被绑架，后来得知被非法关押在双城看守所（这是爸爸第三次被非法关押），当时来了好几辆车，我正在炼功，那时我们刚把八十高龄的爷爷接到我家安享晚年，爸爸本想在家好好照顾年迈的爷爷尽一个儿子的孝心，不但没有尽到孝心，还让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目睹自己孝顺的儿子被恶人野蛮的绑架，使爷爷他老人家的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我那时是在村上个人开的小厂上班，在父亲被非法绑架后的六、七天的样子，我们村的一个人（专门跑腿的）带了三、四个恶人在我上班期间用车强行拉到村上，我看到妈妈的眼睛红红的，才知道村书记善大友与恶警为伍，到我家非法抄家，抄走大法书籍二十余本，录音机一台，VCD一台，当时妈妈眼睁睁的看我被恶警推上车，妈妈欲哭无泪。
我和爸爸相继再次被绑架，给妈妈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除了天天都担心我们在里面被折磨，是否能活着出来，还要照顾年迈的爷爷，因妈妈知道很多坚持不放弃修炼的大法弟子因坚修大法而被迫害致伤、致残、致死的案例。爷爷嘴上不说，但心里非常为我和我爸爸着急担心。在看守所，恶警唆使犯人打我爸爸及所有被非法绑架到这里的大法弟子。我在被非法提审时被恶警打了两嘴巴，那里有一姓黄的恶警经常谩骂大法及大法弟子。
六月份，我和爸爸同时被送到万家劳教所，被非法强行劳教两年，爸爸当时身上长疥疮，体检不合格被退回双城看守所，几天后被保外就医。
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亲属便带信说，恶警马上就要来绑架我爸爸，爸爸听到消息后刚走十几分钟，村上有个叫赵某某的便带恶警来了，把我家前后围住，准备再次绑架我爸爸。由于经常的被恶警骚扰、恐吓，妈妈被邪党恶徒们吓的经常全身发抖，连续几个月手拿筷子都拿不稳，现在（二零零九年）妈妈的手还有些颤抖。
爸爸当时就被迫流离失所在外，有家不能回。因为我当时也是被非法劳教，所以照顾年迈爷爷的重担就又落到了妈妈的身上。在多次的非法抄家抓捕中，爷爷终于病倒了，爷爷生病住的医院离我家有十里路，妈妈每天是城里家里两头跑，在这种情况下胆小的妈妈学会了骑车。不久爷爷就病逝了，我和爸爸都没能见到爷爷最后一面。
我在万家劳教所拒绝它们所谓的转化，在十二大队被强制坐小板凳到深夜，不让说话，在里面不放弃大法修炼的白天都有几个包夹监控，我脚心长了脓疮，被狱医强行用没处理的铁器剜脓疮。在七大队，我因不放弃大法，被弄到集训队迫害，双手背后，面向墙壁蹲着，过了大概两小时左右，恶警对我动酷刑，上大挂两手用手铐铐在铁窗上，脚尖着地，同时用电棍电我的脸，因为承受不住折磨在高压、酷刑下我违心地写了三书，做了一个对大法弟子来说最耻辱的事。在这里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只要不放弃信仰的，都会被用这种酷刑折磨，有的上大挂的同时还被犯人打。恶警写辱骂师父和大法的话要我们读，我和几名大法学员拒绝读，被罚蹲，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
在七大队，我们被强迫劳动，做拖鞋，汽车垫，粘假眼毛，补布。恶警知道我们不是真心放弃大法的，就逼迫我们骂师父，骂大法。大法弟子马立达、仲美华和我拒绝，恶警罚我们蹲，关小号，给仲美华上大挂，我和马立达被“上拉床”折磨。拉床就是人站在两床的中间一只手铐一个床上，把床向两边推，人便腾空。
在万家劳教所历经一年零六个月的非人迫害，到家后妈妈怕我再次遭到村书记的迫害，便让我离家去找我爸爸。在红色恐怖高压下，妈妈受到压力很大，她时时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活，一年后妈妈和哥哥也离开家乡，我们一家才得以团圆。由于爸爸的身份证被邪党扣住，找工作非常的困难，家里一度生活都比较困难。妈妈和我们在一起后又从新走上了修炼的路。
零七年六月十号晚上，我和爸爸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失去人身自由五个月，妈妈的精神再次备受煎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妈妈终于打听到了我们的下落，便在同年的十一月十号到看守所把我和爸爸要了回来。出来时爸爸的身体由140斤迫害只有几十斤，双腿麻木没有知觉，吃饭都很困难，当时出来时是我和妈妈架着爸爸走出看守所的。
在此特别再次严正声明由于在高压下所说所写的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话的全部作废，坚修大法，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救度更多众生。我家遭受的迫害经历还只是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邪恶的流氓集团对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信仰团体迫害的冰山一角，请有正义的、善良的人士伸出援手与我们一起共同来制止这场迫害，结束暴政，让所有的中华儿女一起迎接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