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海外法轮功学员受到的“关注”（图）
 德国法轮功学员陈华 |
事情的起因是二零零一年陈华的父亲受过的一次惊吓。那年寒假期间陈华回国探亲，给父母带了李洪志师父九天讲法班的光盘。当时国内很多人听到的都是官方媒体宣传的污蔑法轮功的东西，都不是事实，陈华就利用这个走亲访友的机会告诉了他们法轮功的真相。一个月后，当地的县安全局外办的人开车去找陈华的父亲，打听陈华在国内的行程路线，走访了哪些人，和谁接触过，并且对老人说，“告诉你儿子，下次回国一定要先到派出所登记！”这句话让两老到去世都和儿子不得相见。
陈华是家里长子，和父母感情很深，他说：“我父亲是经历过文革的，共产党怎么回事他都知道。我母亲是在零二年过世的。当时我父亲想让我回去最后看一眼，孩子给父母养老送终是义务嘛。可是我父亲不敢告诉我这事，他想到安全局的人说的那句话，他怕我回去，他不能让我冒这个生命危险。他当时承受着失去老伴的痛苦，还要在电话里掩饰，隐瞒我，不敢告诉我，怕我知道了要回去，他就在这样的痛苦矛盾中承受。母亲去世两星期后我才知道这事。我父亲是零八年去世的。当时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一再告诉我绝对不能回去，他不让我回去。谁不是父母所生所养？这一切痛苦都是迫害造成的。”
国内父母病倒、兄娶妹嫁，国外的法轮功学员或因签证受阻，或因家人受迫害而最终不能成行的事数不胜数。从一九九九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很多生活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都经历了这样的无奈。也有人问他，“你不炼的话，不就没问题了吗？”陈华说：“我是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假设的。就象一个流氓他要打人，别人说你就躲他远一点，他就不会打你。但你有没有想到，原因在于那个流氓、那个迫害人的人，而不是在于被打的人。我们是被迫害的，说如果你要不炼法轮功，他就不会迫害你，我说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共产党的流氓本性不改，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会迫害你。只要任何人同它不一致的时候，或者它想打击你的时候，它还一样会不管你是法轮功还是其它功，它都会来迫害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假设是不对的。”
陈华是马格德堡的法轮功义务联系人，因为法轮功的活动和联系方法都是公开的，所以中共特务要掌握海外各个炼功点联系人的生活学习情况，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显示他们的“本事”都不会太难。陈华就被好好的“关照”了一下：“零五年春天的时候，我的一个新疆的朋友回国探亲，我当时委托他给我家带一点东西。到上海下了飞机他就把东西寄出去了，后来他就被国安‘关注’了。一个月期间不论他到了哪儿，都有国安在等着他。比如到了新疆，新疆的国安在等着他；到了大连，大连的国安在等着他，他的姐姐在大连；到了上海，上海的国安在等着他，他的同学在上海。之后就不断地有国安找他谈话，国安的手段非常阴险狡猾。我举个例子，有一天，他到他姐姐家探亲，大连的国安打电话给他，约他在大连市的一个宾馆谈话。我那个朋友去了一看，那个宾馆的房间号与我家的房间号是一模一样的。他当时愣是一惊，他想，陈华家正好住在高楼七一七，怎么进的房间也是七一七呀。后来他就说，我在德国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们国安都知道。也就是让他老老实实地当间谍。国安让我的朋友回到德国以后，要把我在德国的行踪告诉国安。国安告诉我的那个朋友，说我是安徽省在德国的重点人物。他回来告诉我，把他知道的所有情况全都告诉我了。而且告诉我，我的身边，就在我们本校，至少有两个来自安徽的学生，随时向安徽省的国安提供我的情报。这就是中共怎么样在海外迫害法轮功。”
想起当时的情景，这个耿直的小伙子声音不禁提高了一些。他又想起在德国发生的一件事：“还有就是中共用特务的手法来对付我们。零四年的时候，我和我太太两个人住在一个公寓里面，合用一把钥匙。在六月底的时候，我们把房门钥匙放在信箱里，这样她用信箱钥匙可以开信箱取房门钥匙。后来她发现信箱钥匙不见了，我们俩就觉得可能是钥匙被别人拿错了。我们就去换了钥匙，把锁换掉了。后来，在整整一个月以后，在七月底的时候，突然那一串钥匙又放回信箱里面去了，但是少了一把我家主房门的钥匙。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我们一种信号，说明我们是在被监视当中。”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到后来陈华都不愿意为这样的低级游戏费神了。
中共的这个手段那个手法除了给他的日常生活时不时地带来些小插曲，也迫使他几次放弃令人羡慕的工作。他说：“我零五年刚毕业的时候有很多大公司都想聘用我，比如说 Bosch GmbH，Mahle GmbH，Schaeffler KG，已经叫我签合同可以马上去上班了，但是要派到国内，比如Mahle在上海要建一个研发中心，想找在德国留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再比如Bosch需要聘人配合他们的技术主管，待遇都是不错的。但是中国国内环境非常严酷，我不能放弃信仰，这我是做不到的。信仰是没什么东西可以作为交换，信仰就是信仰，就象呼吸、吃饭，是我生活的一部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交换的。他们没有办法保证我的信仰不受到迫害，所以我没有接受。”
现在，陈华在一家中型德国公司做机械设计工程师，志同道合的太太也在一家德国公司任职，两人带着个虎头虎脑的儿子常常出现在抗议中共迫害的游行队伍中。迫害的任何手段和形式都无法改变他们要走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