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福建省女劳所是如何逼迫公民放弃信仰的
一、全面剥夺一切人身自由、剥夺公民最基本权利
1、剥夺人正常的生活状态与生存环境
从劳教所大门进去，经过四道铁门后进入专管队（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专管队位于五、六层顶楼，与其他普教队隔开，楼下关押吸毒犯，一楼是小卖部。在专管队，坚持自己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分别一人关一个房间，称“单间牢房”（有时房间不够，也有二人一间），每个单间牢房另配一、两个由警察派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贴身二十四小时监控迫害的普教犯。每个房间都有摄像头，有的还装有监听设备，每个单间牢房的窗户都有用厚纸糊的严严实实的，不准开窗，除了上公共卫生间和警察进来点名开一下门之外，平时二十四小时房门紧闭，法轮功学员不许出房间，吃饭由人把吃的拿到房间里，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没有钟，不知道时间，终日面对的就是墙壁，在那样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长时间完全与世隔绝，一般人承受不住是会精神崩溃的。在监狱，还让犯人到号房外走走，名曰“放风”，可在这里，“放风”是奢望，只要没“转化”，就这样长年累月的封闭在房间里。
劳教所的警察中有学过心理学并拿到相应资格证，他们清楚地知道作为社会的人是不能离开社会生活，不能离开与人相处而孤立存在，以这种专业知识，他们知道采取什么手段、方式、怎样才更能从心理上、精神上折磨摧残人，使出的招术都很阴毒的。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劳教所剥夺了人生活的正常环境和状态，刻意制造了这种全封闭式的隔离，这种迫害模式足以摧毁人的正常思维，用这种看不见刑具的酷刑，目的就是摧毁人的意志。
在全面切断与外界的一切来往，切断一切信息、联系交流，让人长时间在这孤独与寂寞的封闭房里承受精神煎熬的时候，强制洗脑紧锣密鼓地运作起来了，每天强迫看诽谤、诬蔑大法的光碟、录像，看对邪党涂脂抹粉肉麻吹捧的音像材料，在房间里指定的地方从早到晚，正面对着墙上的摄像头和电视，单独坐在一个几寸高、不到一尺宽的四方小塑料凳上，有时故意将谩骂法轮大法的音量调至最大，震的房间里嗡嗡作响。看完后要写观后感，不写就大声训斥，辱骂并加期。
警察还时不时找你个别“谈话”，或几个警察围着你训斥，挖苦，共同做“思想工作”，然后再叫那些邪悟的犹大围着法轮功学员散布似是而非的歪理邪说。当然还会和其它刑罚结合起来使用，采取罚站，限制睡眠，不让吃饱，非法加期等。挑选阴毒的普教犯（“包夹”）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控迫害。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一进入专管队即被迫承受这种全方位封闭管理模式的迫害，只要没“转化”，劳教所就这样一直将法轮功学员封闭到非法劳教期满为止。
狱警强迫法轮功学员背诵劳教所的“所规所纪”，这实际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过错，是被绑架到劳教所的，为什么要背劳教所的“所规所纪”？！法轮功学员刘子青（50多岁，福州市人）因不背“所规所纪”，每天都要到晚上十二点过后才能就寝休息，被罚站，白天由同室普教犯吴宝清监管，晚上由值班的普教犯看管刘子青罚站，这样一直站到刘子青双腿浮肿、双脚面鼓起来，鞋子穿不进去，光着脚站着，血压升高、头晕，恶警怕出意外才作罢。警察林玲干事，四十多岁，专管队里的普教犯背地里都叫她“一百万”，因她对劳教人员整天板着面孔，做怨恨状，好象人家都欠她一百万，故得此雅号。“一百万”交代吴宝清（因诈骗被劳教）说：看着刘子青，只要她嘴动一下就用胶布封起来。
2、剥夺购物权利，限制购买金额及用品
劳教所不许被非法关押在专管队的法轮功学员去劳教所内的小卖部买东西的。法轮功学员只能等到劳教所统一安排普教犯都去购物时，才能将自己所需购物品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由同室“包夹”交给指定的人经警察过目认可（只能购日用品）后由别人代购。被关在单间牢房的法轮功学员平时日常用品都是很匮乏的。法轮功学员薛朝晖（40多岁，福州人，泉州市某医院医生），无论是洗衣服，还是洗澡、洗头、洗脸，用的都是同一块价钱低廉的肥皂。即使家里已给自己寄来足够的钱，但每月只允许消费五十元人民币，后物价上涨提高三十元。想买样自己需要的东西非常不容易，别人代购的有时不是自己所需的，更不是自己满意的，并常受到刁难，警察可以随时取消、限制你购物。法轮功学员刘子青要买肥皂，当时监管她的普教犯杨瑛、朱静不让她买，拒绝别人代她购物，理由是：教导员交代不许刘子青购物。直到刘子青搬出502号房，换了监管“包夹”后，才恢复购物。刚进专管队不久，刘子青的卫生纸用完了，不止一次的分别向几个警察提出要购买卫生纸，当她再次向李瑜（音）管教提出：这是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啊。得到答复是：“这里只有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没有第二种关系。”当时负责烧开水的普教犯林淑丽看到刘子青没卫生纸时的窘样，转过脸偷笑。那段时间每晚半夜同室“包夹”就寝后，刘自己上卫生间时，都悄悄地向在走廊上值班的人讨卫生纸用。那些值班的普教犯有的冷漠的摇摇头，稍有同情心的就会点一下头，然后警惕的看看左右没人，迅速的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几张自己备用的卫生纸塞在刘的手里后就赶快离开，（当然刘子青后来都加倍还给她们卫生纸并向她们道谢）。专管队规定劳教人员之间（尤其是对单间牢房的人）不能相互馈赠，须经警察同意才行，若发现会被惩罚。值班的人之间都相互提防，害怕对方去打小报告。因没有卫生纸、卫生巾，有的法轮功学员来例假时，只得去垃圾箱捡别人丢弃不要的破裤子撕成一条条宽窄不同的布条，做成月经带当卫生巾用，用过后洗干净下次再用。
3、体罚之一：上厕所的繁杂程序
对关押在单间牢房的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上厕所，劳教所还规定了一套程序。白天由同室普教监管，晚上普教就寝后由在走廊上值班的普教监管。法轮功学员上厕所，首先得告知同室普教犯（由警察派来专门监管法轮功的）普犯同意后，由普教犯开门伸头向外张望，去落实看看走廊上及最后一间大公共卫生间（能容纳多人）是否还有人，如果走廊上有人或大公共卫生间有人正在洗头洗澡洗衣服或正上厕所，则必须等到这些人都洗漱完毕离开后，走廊上空无一人时，才能叫法轮功学员出来。普教犯就象吆喝牲口一样：喂，出来。走慢一点，普犯就踢着法轮功学员的脚后跟，快，快点，若头朝旁边看一眼，就喊：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劳教所规定普教犯不能走在法轮功学员之前，必须跟在其后以便于监视，到卫生间后须等到其方便完，再随其回单间牢房，二十四小时法轮功学员身边必须有人盯着。关在单间牢房的法轮功学员在去公共卫生间的路上时，整层楼最左边的一间警察办公室（501或601） 外，其余所有的房间（502、503、504--------509或602、603--------609）都必须窗门紧闭，不得开门进出或张望，就象避瘟神一样。每个法轮功学员到公共卫生间门口时，都必须将一个大红色的塑料桶放在门口，表示卫生间里面有危险人物，其他法轮功人员不得入内，离开卫生间时再将红色塑料桶移开。单间牢房法轮功学员与单间牢房法轮功学员之间严禁碰面，单间牢房法轮功学员与大房间已“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之间也严禁碰面。除非警察指派“犹大”去做“转化”的除外。
在中共专制独裁下，警察已沦为独裁者迫害善良的工具。如果这些迫害工具──警察想“关照”某个法轮功学员，那么就多了一个程序：普犯还要先去报告警察，如果此时警察“公务正忙”，那么就要等，等到警察来了，立在单间牢房门口，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要向这个迫害工具──警察报告。报告×××（姓氏十职务）：劳教人员某某某（自己姓名）要上厕所，向你报告。“迫害工具”点点头，或咧一下嘴“去吧”，表示同意，得到许可后，再进入下一个程序，普犯再去落实四周及卫生间有无人，哪怕公共卫生间只有一人在洗衣服也必须等到此人洗完衣服离开后，法轮化学员才能进入卫生间，如此一套程序下来，当事人早就憋得受不了了。这些普教犯由于自身素质的败坏使得恶警利用起来非常得手。有的普犯图省事，不愿让法轮功学员上厕所。法轮功学员对着普犯说：麻烦你看看外面有没有人，我想上厕所。普犯装作没听见，不理睬，法轮功学员又说一遍，普犯就吼骂。普教犯杨瑛、朱静监控法轮功学员刘子青，杨、朱俩人联手折磨刘子青，不让她上厕所，推说外面有人，不能去，还逼迫刘子青憋着尿坐在只有几寸高的小凳上，否则就以不服从管教报告警察给刘子青加期。有时整整一天才肯让刘子青上一次厕所，在卫生间门口还骂骂咧咧的，当看到刘子青被折磨的弯腰行走困难的情景，杨瑛撕开嘴奸笑着。有一次刘子青刚进卫生间，杨瑛就又在门口走廊上开始骂骂咧咧的，突然骂声戛然而止，只见杨瑛惊慌的用手托着自己的左半边脸，她半边脸眉眼向下倾斜──歪了。只得乘车去所外就医，别人背地说她真是现世现报了。
由于长期被这种方式折磨，单间牢房的法轮功学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尿困难，有的脸、腿浮肿。因为在厕所的时间长一点，在旁等着的普教就开始骂骂咧咧的。陈建芳因排尿困难在厕所里时间长一些，就遭普教辱骂挖苦，裤子还没穿好就被逼出去。老年法轮功学员上厕所走的慢一点，即遭普教大声喝斥辱骂，在后边用脚踢法轮功学员脚后跟。
法轮功学员陈星光（60多岁，宁德人）上厕所被普教犯一路骂着，整个长长的走廊响彻着普教犯的谩骂喝斥声，风吹动着老人的白发，老人迈着被折磨的不太灵便的双腿，默默地走着，一声没吭。
为避免上厕所这些折磨人的烦恼事，单间牢房的法轮功学员一整天都不喝一口水。那些普教犯还互相说她们牢房的法轮功都不喝开水。想想看，一个人这样长时间不喝水身体会是什么感受。以至后来陈建芳一听到“水”这个字，就条件反射的紧张的不得了，身体发抖，出现反常状态。在她面前不能说“喝水”，不能提“水”这个字，不能提跟水有关的词，如“开水壶，去提水，“若要提及“水”字时，就用“茶”字代替。
自二零零八年九月至二零零九年元月，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十来位因不肯放弃信仰而被关入单间牢房的法轮功学员中，就有两位被折磨的精神失常，另一位原本健康秀丽的法轮功学员薛建丽（音），当时三十几岁，被迫害的双腿无法正常行走，由人背着送去所外就医。法轮功学员钟冬兰（音）吃了被恶警在饭菜中掺进不明药物的饭菜后，两眼发直，虽目光有些呆滞，其实头脑还是清楚，但钟冬兰（音）还是被送去医院当精神病患者治疗。陈建芳，当时四十几岁，难以忍受这种精神酷刑，被警察指整天哭哭啼啼，当作精神病患者送去所外住院治疗。离开劳教所后，陈逐渐恢复正常，又被送回劳教所。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专管队把她关在502房间，在警察办公室501隔壁，挑选了林淑丽、杨瑛这两个阴毒、以虐待法轮功学员取乐的普教犯到502房对陈建芳进行二十四小时贴身监管迫害，没过多久，陈建芳的病情就急速恶化。她再次被送去所外就医后就没音讯了。有的说她与钟冬兰（音）一起在精神病院，有的说她后来回家了。
二、剥夺亲属探视的权利
在福建女子劳教所，没“转化”（即不肯放弃自己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是不能与家属见面的，也不能给家人打电话，只能写信。自己买的邮票信封信纸不能放在自己身边，须上交，需要写信时向警察要。所有来往信件都要审查，写的内容词语若不合警察胃口，他们认为有问题的，都叫重写，否则就不予寄出。
法轮功学员刘子青几乎每个月都被非法加期，警察林玲一定要刘子青将自己被加期一事在信中写上告诉其老母亲，否则这封信就不让寄出去。其母近八十岁，患癌症，身边无亲人，日夜盼着女儿回来，见信后得知又被加期，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回信说：“妈天天都在盼望着你回家的这一天，你绝不能再被加期，如果你再被加期，那我是一定要死的了。我心急如焚，等你出来时，我恐怕已不在世了。”劳教所不许法轮功学员亲人探视，这位近八十岁的老人，为了能见到自己唯一的亲人女儿一面，拖着虚弱身体，四处奔波到处求人托人，老人用颤抖的手写要求与女儿见面的申请报告，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去社区居委会办事处，社区警务室、派出所等处，诉说自己患绝症不久于人世，想见女儿一面，几乎都要下跪，求这些“人民公仆”开恩，费了许多周折，据说层层上报到市“六一零”批准，最后劳教所才“破例开恩”予以见面。见面那天，一边是居委会主任、“六一零”成员、老人单位领导、同事跟着老人，隔着玻璃，另一边刘子青两边各站着警察，旁边还有警察拿着照相机拍照。见面后没多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了养老院。在养老院约九个月的时间，老人又不断地向有关部门人员申请要求见女儿，但从此以后再也没让她去劳教所见她女儿了。后来听养老院领导及工作人员说：老人严重失眠， 每晚加倍吃安眠药都睡不着，直到病危要送她去医院抢救时，她还念叨着：我好久没见到我女儿了，我要见我女儿。医院救护车已开到养老院了，她还不肯去医院，说要在养老院等女儿来接她，“我要在这等我女儿接我回家”。老人最终没能等到女儿出来，在其女儿被非法劳教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撒手人间。在老人病危住院期间以及去世后办丧事的全过程，身边都没有一位亲人陪伴护送，就这么孤零零的走了。刘子青后来到养老院整理母亲遗物时，看到许多张大大小小的纸上都歪歪扭扭地写着“我想见女儿”、“我有个要求，我要见女儿”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女儿了”。
对于法轮功学员，劳教所首先全方位剥夺其一切自由，剥夺人最基本权利及人生存所必需的精神需求等，然后再有条件地进行施舍。如当被害人提出正当要求时，这些自称干部的警察就说：你要求这样做，那么干部要求你的做到了没有？人交往是双向的，干部要你写的背的你做到了吗？
那些承受不住而被所谓“转化”的人，除了写“四书”，还要一遍又一遍的写心得体会，每天看完一次诽谤大法的碟片资料就得写一次“观后感”，一直写到恶警满意为止，还要在所谓的揭批教会上念自己写的批判稿，直到恶警认为你确实与法轮功决裂了、“转化”合格了，就赏赐一点自由：搬出单间牢房，增加活动范围，可以由警察带队领着到小卖部购物，购物金额也由原来的几十元宽限到几百元，每月可以与亲属见面，但还不能象普教犯一样与亲人通电话；不受普教犯监控，每月能减期1－2天或3－5天不等，能用热水洗澡洗头，等等。可悲的是，这些可怜的一点点基本生存权利，是以放弃了自己的信仰、配合邪恶的要求为代价的。
三、刻意营造邪恶氛围：打小报告＋辱骂
劳教所警察鼓动、怂恿普教犯及“转化”者互相之间有事要报告、要检举、揭发。警察对打小报告者都给予奖赏，有奖励举报者措施，如被检举者加期多少天，则去报告者就减期多少天，被推举人所受惩罚越重，则举报人所得奖励越多。这些规定将人性负的一面充分调动起来。在专管队，告密成风，辱骂法轮功学员是一种时髦。普教犯为了自己能减期或得到其它好处，互相检举、告密、出卖，并形成各小派，什么“四川”的一伙、“闽南人”的一伙，即使同伙之间也勾心斗角，那些来自安溪县的几个人背地里都说林淑丽会向警察举报老乡。真是“老乡老乡、背后一枪”，一个十几岁的普教，刚到专管队时，有次对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称呼一声“奶奶”，就被人举报，随即被警察训斥一顿，并从此不准她去单间牢房监管，以免她与法轮功学员接触。
专管队实行连坐制，并采取明、暗监管并举，即甲监管某个法轮功学员，乙则不公开身份，暗中也监视那个法轮功学员，并监视甲监管是否到位，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简直就象特务培训队。
对关在单间牢房不肯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普教犯更是虎视眈眈，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去报告领赏。普教犯朱静在卫生间看到法轮功学员刘子青手掌立于胸前片刻，即去报告警察，“刘子青在厕所里偷炼功”，刘子青晚上睡中说梦话，朱静、杨瑛一大早就到警察办公室报告“刘子青半夜偷念法轮功经文”。一次午休时，刘子青要去卫生间，值班人以为卫生间里没人，就开门让刘子青去，到卫生间时，刘子青与从卫生间里走出来的法轮功学员黄春英（1971年生，福建浦城县人）打个照面，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被普教犯刘曼姑看到，即去向警察报告，恶警周榕队长即分别叫来当事人盘查追问，刘子青与黄春英在卫生间有没有说话？当落实清楚她俩没说话，只不过一个进，一个出，擦肩而过。周榕又追查是谁值班，怎么能让单间牢房的法轮功相互碰面？结果，打小报告的刘曼姑得奖分、减期，那天值班的普教犯叶小香等人都被叫到办公室去挨了一顿训斥责骂。从警察办公室出来后，叶小香等人哭得两眼红红的，她们本来这月有奖分，可减期的，现不但被取消减期，还被加期。
关押在单间牢房的法轮功学员，遭受恶警和普教犯的训斥辱骂是家常便饭。普教犯也可随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人身攻击谩骂喝斥，不堪入耳。普教犯骂法轮功骂得越粗野越尖刻，则越表明其与警察站在同一战线，越表明自己与警察保持思想上一致。如果是稍微有点讲文明、讲礼貌，讲人性的普教人员，警察还不放心让这样的人去单间牢房监管法轮功学员。
四、邪恶的“包夹”手段
从普教队调到专管队的普犯，对外称后勤人员（实际就是“包夹”），就是协助恶警共同对付法轮功学员。具体分工为两部份：一部份进入单间牢房监管法轮功学员，另一部份值夜班，白天除了三餐到食堂提饭菜送入单间牢房外，其余时间睡觉休息。到中午、晚上单间牢房“包夹”就寝后，就负责监管单间牢房法轮功学员，在走廊上巡逻，往来查看各单间牢房法轮功学员情况，有无炼功（不准坐在床上），并且记录各单间牢房法轮功学员情况，包括上厕所的时间、次数都有记录，各监室晚上睡觉必须有灯光照明，便于监控。晚上法轮功学员上公共卫生间须经她们同意安排，以严防法轮功学员在走廊或卫生间相互见面。进单间牢房普犯与值班的普犯时常调整，即干一段值班的调整进单间牢房，或在单间牢房干一段时间再出来值班，单间牢房与单间牢房的普犯也经常对调，因为恶警担心普犯若长时间在一个房间与法轮功学员产生感情、有好感后就不会那么配合他们搞监控迫害了。
在单间牢房里的普犯（“包夹”）若有事出房间，必须先找人代看本单间牢房的法轮功学员后，才能离开。有个“包夹”本来已买了解教糖分发给人了，但就因为她临解教的前一天有次离开房间时没叫人代看，她当时心想也就那么两分钟就回来了，不必再麻烦别人代看，结果就因此而被加期，不能如期解教。
普犯被调入专管队后，就不用再参加劳动做奴工了，专职配合恶警监管迫害法轮功学员，每天早晨，由一个普犯从警察办公室中将一叠笔记本分发到各单间牢房，名单间牢房的“包夹”就将本监室的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甚至面部表情神态举止全部记录在笔记本上，晚上就寝前再由一普犯到各单间牢房收回笔记本交到警察办公室，警察每天看这些“包夹”记录的笔记本。第二天再发放到各单间牢房，如此往复。恶警给予“包夹”很大权力，“包夹”监管单间牢房法轮功学员的吃喝拉撒等一切活动，寸步不离跟着、看着。严禁炼功，不准手掌重叠或相碰。腿不准盘着，否则就当作是炼功。最大限度的剥夺法轮功学员的一切人身自由。吃饭时由“包夹”在门口从普犯手里接过，然后再拿给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自己不能在房门口接饭菜。上厕所也要“包夹”带去，买东西也须由“包夹”经手交给别人托买，这就给“包夹”虐待迫害法轮功学员提供了最大方便，使“包夹”可以从各方面刁难折磨法轮功学员。
犯人朱静，重庆人，身高1.6米左右，1986年生，因组织介绍卖淫被劳教，教导员陈晓东的心腹；杨瑛，福州人，40来岁，身高1.70米左右，因盗窃被劳教，此人阴毒、奸诈，队长周榕的心腹。朱静刚到专管队时还不敢放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心术不正的邪恶本性逐渐显现，成为陈晓东迫害法轮功的得力帮凶。恶警要重点迫害某位法轮功学员或对付新来的法轮功学员时，就挑选这些凶狠的普教监视看管。朱静、杨瑛被恶警安排监管法轮功学员刘子青，两人联手合力共同虐待迫害刘子青，每天宁愿把饭菜倒掉，也不让刘吃饱，借口说厕所有人，不让上厕所，两人强迫刘子青憋着尿坐在只有几寸高，不到一尺宽的小凳上，不许刘子青购物，刘子青连基本的日常用品肥皂都没有，每天都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话辱骂刘子青，动不动就去打小报告诬告刘子青。朱静公开对刘子青说：“告诉你，是我在看管你，即使我冤枉你，干部也是听我的。”朱静声称自己是“不拿工资的干部”。短短的时间，刘子青被折磨的迅速消瘦，并出现头晕、排尿困难等症，而朱静、杨瑛两人则因此得最高奖分，减满期。因为朱静、杨瑛虐待法轮功学员心狠手辣，残忍阴毒，而得到专管队头目赏识。恶警对朱静、杨瑛的表现很满意，就安排她们二人一直监管刘子青，朱静监管刘子青一直到其解教，而杨瑛后来被周榕叫去监管一名新来的法轮功学员葛培英（50多岁，北方人）。
犯人肖义军，四川人，1979年生，因盗窃被劳教。刚进单间牢房对刘子青还可以，因为单间牢房里的卫生都是刘子青做，三餐饭后的碗都是刘子青洗。后来陈晓东把肖义军叫去单独谈话后，肖对刘子青的态度明显变恶劣，有次在单间牢房里，当着肖义军的面，陈晓东对刘子青说：她（指肖义军）就是比你好，她比你好十倍。有恶警撑腰、唆使，肖也开始虐待刘，把刘子青开水壶里的开水倒给自己洗脚，晚上只顾自己看电视，不让刘子青上厕所，日常生活中也故意、喝斥、刁难刘，肖认定恶警一定会站在自己这一边，就以挑衅的口气，对刘子青说：怎么样，你敢叫干部来吗？有本事你就去叫干部来。
犯人林淑丽，福建安溪人，1990年生，身高1.50，小人鬼大，因诈骗两次被劳教。以虐待法轮功学员取乐，当法轮功学员钟小兰不堪忍受折磨失声痛哭时，林淑丽就阴阳怪气的故意以夸张的音调模仿着钟小兰的声音，然后与杨瑛两人哈哈哈哈一直笑弯了腰。杨瑛在监管法轮功学员钟小兰时，仗着自己身高力大，将已经十分虚弱的钟小兰用力拖来拽去的，钟小兰衣服拉链被扯坏，大冬天拉链没法拉上，敞开着很冷，警察来监室时，钟小兰提出能不能换件衣服，警察不许，对于杨瑛那样粗暴的行径，警察对钟小兰说：这是杨瑛的工作。
犯人吴宝清，福建安溪人，八十年代初出生，因诈骗被劳教。此人善察言观色，对已“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吴宝清不敢得罪，甚至会去讨好，而对坚定的遭恶警辱骂的法轮功学员，则落井下石，在专管队，吴宝清的诈骗特长得以充分发挥，常常无中生有的去打报告，恶警对诈骗犯的小报告言听计从，只要吴宝清一到办公室报告，恶警就进监室（单间牢房），不分青红皂白的训斥法轮功学员。
专管队的一切都是围绕着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这一主线而运作的，就是企图要从心理上、精神上摧毁、折磨法轮功学员，可是要叫法轮功学员活的生不如死。关押在单间牢房的法轮功学员没过多久多数都白了头发。
在福建省女子劳教所，不肯放弃自己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所有的人身自由，心理上承受的迫害是外界人难以想象的。
法轮功学员薛朝晖，被非法劳教三年后，因坚持自己的信仰，又被非法加期半年。每天二十四小时面对“包夹”虎视眈眈的监管，在那种窗门紧闭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全封闭的单间牢房一直被关到她解教的最后一天。劳教三年半，多少个日日夜夜就是这样闷在一个房间里，除了恶警与“包夹”外，不能与任何人接触；除了恶警强制看的诽谤大法和为××党涂脂抹粉的光碟音像电视外，切断与外界的信息交流；除了被“包夹”带去几米远的公共卫生间上厕所外，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关在窗门紧闭的房间里，窗户都用一种说不出什么材料做的东西糊的严严实实，看不到窗外的一切。在房间里一举一动都会被墙上的摄像头录下，所有言行被“包夹”记录在笔记本上。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摧残啊。 然而这种牢中牢，囚下囚的处境却丝毫没能动摇她内心的信仰，她依然是那样平静，依然保持平和的心态，当“包夹”辱骂她时，她则对着“包夹”微笑。她的大度，她不经意中流露出的善，她的祥和，令那些与她接触过的监管她的普犯们都为之折服。在长期遭受这种高强度的精神折磨下竟能保持这样良好的心态，当普犯们私下议论时，她们由衷的叹道：“这真是奇迹”。
这种迫害模式毒在被害者无论所遭受的心理摧残、精神折磨是多么严重，而外表肉体上无伤痕；毒在无须恶警亲自出面却可以利用普犯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二十四小时的监管虐待，以达到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而“转化”的目的，而“转化”率则是她们工作成绩的体现，决定着她们的奖金、升迁等切身利益。
专管队里的设备是劳教所里最好的，二零零八年底又重新购置了各方面性能更好的监听监控录像以及办公设施等，又从吸毒队调来警察充实专管队警力。警察坐在办公室里看监控录像、听录音，进行操控，他们很清楚各单间牢房监房发生的一切，当然也很清楚地知道各个普犯尽职尽责的程度，恶警以奖分、减期等好处为诱饵唆使普犯迫害法轮功学员，那些道德败坏、凶狠残忍的普犯是他们得力助手，普犯为了能得到奖赏就按恶警的旨意变着手法的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穿着警服的警察公然、堂而皇之的与那些穿着囚服的诈骗、盗窃、吸毒、卖淫的劳教犯结成统一战线，联手合力迫害最善良的公民。
一个政党能够剥夺得了公民心中的信仰吗？一个知晓了真理的生命能真心放弃吗？那些被迫违心“转化”的人，她们明白的一面是多么痛苦。当恶警指派那些邪悟者去说服去“转化”法轮功学员时，在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正念场中，她们那些歪理一句也说不出来，有的面露羞愧之色，有个写了“四书”的人对法轮功学员说：“看见你，我感到自己都抬不起头来。”
即使在最黑暗龌龊的地方，有时也闪过一丝人性善的光芒。并不是所有的普教犯对法轮功学员都那么狠毒，有良知的普教人员仍会悄悄帮助法轮功学员。劳教所里的伙食不好，警察还交代说不要让单间牢房里的法轮功学员吃饱，单间牢房的法轮功学员又不能到小卖部购买食品，有的每晚还被罚站到半夜十二点过后才能休息，经常半夜肚子饿得难受时就喝口水充饥。良知未泯的普教有时吃饭时会背对着摄像头，用自己身体挡着摄像头视线，将自己碗里仅有的一小块肉拨到法轮功学员的饭碗里。看看左右无人时，值班的普犯会站在门口，递给法轮功学员一粒鸡蛋。刘子青没有肥皂盒，几个月来都用别人扔掉的包糕点的塑料袋包肥皂，一天，房间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有人从外面塞进一个肥皂盒，看不见外面是位什么样的人，但能感受到那种难得的善意。刘子青便秘的很厉害，当时看管她的普教主动向教导员陈晓东提出要允许让刘子青购买水果。有位普教人员看了法轮功学员家信后，很是同情，蹲在墙角，止不住的流下眼泪。这些对法轮功学员好的普教人员不久即被调离，警察坐在办公室看监控录像，只要看到某位普教对某个法轮功学员有友好的表现（从神态面部表情动作等方面看）即调离，而那些对法轮功凶狠的普教则让其一直监管法轮功直到其解教。
五、随心所欲的非法加期
在福建女子劳教所，所有不放弃自己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加期，恶警可滥用职权随意加期。法轮功学员刘子青对劳教所教导员陈晓东说“正法必成”，就这四个字，陈晓东立马就要给刘子青加期两天。在一次所谓的揭批×教会上，法轮功学员黄春英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刘子青说“真理必定战胜邪恶”，两人因此都分别被非法加期六天，并减少睡眠时间，监管她俩的“包夹”也都被罚减少睡眠。法轮功学员林秀菊（30多岁，宁德人），坚持自己的信仰，不配合邪恶指使，有段时间，每天都被非法加期。
法轮功学员刘子青，几乎每个月都被非法加期。恶警进监室打开文件夹，拿笔在里面纸上划了一阵，说给刘子青加期，叫刘子青过来签名，刘子青不签，看都不看，恶警就叫普犯代刘子青签名，对刘子青说：你不签名别人代签照样生效。还说什么看在你老母亲的份上，你也应该配合我们一下，好早点回去啊等等，有段时间，两天加期一天。每隔一天，恶警进监室后，就煞有介事的打开蓝色文件夹，在里面划拉了几下，然后就叫普教犯过来代刘子青签名加期一天，这样每个月刘子青都被非法加期十五天，有的恶警还故意问刘子青，是不是想破记录啊，破全所最高加期记录。刘子青不予理睬。忽然有一天恶警对刘子青说：只要你张嘴念（劳教所）所规所纪就不再给你加期了，以前的加期也会重新考虑。刘子青依然闭嘴不念。这样几个月下来，看看刘子青无动于衷的样子，这一招不奏效。后来警察什么也没说，也不知具体是哪一天，这场加期手续操作表演就收场了。对于那些阴毒的虐待法轮功学员的普犯，即使许多方面都做的不合格，在专管队都照样拿最高分──减满期。
劳教所要求棉被叠整齐成方块状，而朱静、杨瑛棉被叠得象肉包。监房内的卫生都不做，他们自己三餐饭后的碗筷都不洗，全部叫刘子青洗，不按规定看焦点访谈电视，看流行歌曲频道，二零零九年二月被值班警察陈丽珍（音）干事发现后，还依然拿最高分──减满期。这种滥用职权，赏罚由心的做法，使其他普犯都觉得很不合理，背地里议论说太不公平，太随意了，干部高兴给谁就给谁减满期。二零零九年五月左右从吸毒队挑选吸毒人员到专管队协助恶警监管法轮功学员，这些吸毒犯不用在走廊值班，全部进入单间牢房二十四小时监控、掌管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及吃喝拉撒日常起居。二零零九年八月，在六楼某单间牢房，四个吸毒犯二十四小时攻一个法轮功学员。在那种完全封闭与外界彻底隔绝的环境中，在奖分减期等切身利益的诱惑下，那些吸毒犯会采用怎样的极端手段虐待迫害法轮功学员呢。六楼单间牢房的法轮功学员被迫违心的“转化”后，陈晓东兴奋异常，要给这些吸毒犯每人最高奖赏──减满期。
在劳教所冠冕堂皇的说教中，在“教育、感化、挽救”等华丽的辞藻下，外人有谁会想象得到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个人的信仰，她们在专管队里那种牢中牢、囚下囚的处境中被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她们人的尊严和人的基本权利全部丧失，
任何事情只要把它公诸于世，那么，权势上的较量即转为道义上的较量。中共为何极力封锁迫害法轮功事实真相，为什么怕曝光，为什么那么怕民众了解真相，连它们自己都不敢否认这是最见不得人的邪恶勾当。所以一方面在残酷迫害的同时，另一方面也竭尽全力地掩盖并造假，真是“两手都要硬”啊。由于信息封锁，暗箱操作，许多迫害事实我们暂时无法知道，本文揭露出来的实在只是很少的一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