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王村劳教所死里逃生的经历
陈振波被迫害后抬回家的照片
吃饭
我分别被三次暴打的两个半月和挂铐子的7天7夜，吃饭一直被劳教所控制，以不饿死为底线。但这一点对其他劳教人员是保密的，劳教所所制造的是一天三顿足量给我供饭的假相。每次把饭给我送进关押的厕所或大队长办公室，馒头只掰下一小块给我（一般一天一次，有时几天一点不给），其余的就倒进厕所或垃圾桶，菜被监管者吃掉。伙房改善生活送进的鱼、包子等都被二大队大队长赵文辉在值班室截留。
挂铐子之前，我已经瘦得皮包骨了。挂铐子中的一天，我迷迷糊糊的听到在外间的劳教所的狱医马大夫说：“给她这碗吃！”我直觉是里面加了什么药，拒绝吃。后来就感觉她们不知什么时候给我的饭加药了，吃了饭眼见得手、胳膊发青色，感觉嘴唇很厚，头发昏，一夜之间身体全肿胀了起来。袜子的紧口处勒进了肿起来的腿的肉里，脚很大、很厚、变形。我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觉得可能过不去今天晚上了。
我就对监管我的王付琴（传销者，河南人，23岁）说：“她们对我下毒手了，她们可能在饭里给我下毒了，麻烦你明天告诉侯宝琴大姐（法轮功修炼者，山东青岛市，51岁），今后劳教所所有法轮功学员身上肿胀发麻、变色、发黑、发青，都是下了毒！”我就发正念往外排毒。
我的怀疑在以后的日子里进一步得到证实。有次我定的麻花，我吃了和上次挂铐子时给我吃饭后的感觉一样，身上发麻、发胀、浑身酥酥的。当时脸色红润，但几天后脸、手、脚都变黑。那次因为同房间被监管的刘海兰（山东德州市人，偷盗者，46岁）吃了我两根麻花，当天身上也肿了，她的感觉和我一样。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罚站，只有法轮功学员的身上有那些反应，而其他人却没有的秘密。
当时据别人说，我的脸肿得象脸盆底一样大。自己感觉嘴唇很厚，鼻孔也肿了，呼吸困难，脚上老浮着一层水，足有一扁指厚，象个盛尿的尿脬（膀胱），我的拖鞋也穿不进去了。有次警察夏丽、宋敏见到我，她们低头看到我的脚，她俩先是一怔，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因为一直不消肿，她们怕我的形象被别人看到，就一直把我关在厕所、警察办公室、大办公室、大队长办公室、咨询室等地方，不许与其他劳教人员见面。我要出关押的房间，必须在大队人马去干活后，晚上是在大家都睡下后，在监管者的监督下才能出来。其实，这样的安排在我骨瘦如柴时就开始了。其他劳教人员都在床头挂床头卡、胸前挂胸卡（都有照片），而因为我被迫害的这形象，劳教所从来没敢给我照一张像，胸卡照片处也就空着，没照片的床头卡只在咨询室挂了两个月。
即便这样，她们仍担心别人看到，有损劳教所的“形象”，有次她们带我从医院回来走在楼下，赵丽丽怕别人看到我的头歪着，竟然用力提起我手上的铐子，想强迫我把头立起来。这情景被一个狱医看到，问“她怎么了？”赵丽丽说：“肌肉损伤！”
一段时间后，我身上突然之间又消肿了，有个还有点善心的警察过去看我时低声问我：“她们给你怎么弄的消肿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回忆起了这三天，赵丽丽说给我补血，做了两次红小豆汤给我喝，我就神奇地消肿了，里面不知又加了什么药。至今，我的身上一直浮肿、起红疙瘩、出水、奇痒、疼痛难忍。
第三次暴打结束后，把我关在咨询室，也不给我提水洗漱，我身体虽已致残不能走路，但只好自己提起桶，扶着墙，一点一点挪步想出去提点水，刚出门口，就被监管的刘玉兰（黑龙江人，容留卖淫者，50岁）拉回来。我的形象因为被几个劳教人员看到，他们大为吃惊。赵文辉、夏丽（新任一班队长）恼羞成怒，规定：从此后供饭量减半。每顿一小块馒头（3角人民币一个的馒头的三分之一），一点菜汤，里面飘着4——5片菜叶，这样的待遇一直半年时间（允许我吃饱的时候一顿能吃两个馒头）。
后来送饭的慈明霞（基督教徒，山东烟台市，54岁）不知道这一规定，把一个馒头全给了我。我刚咬了一口，慈从外面急匆匆的进来说：牛队长（警察）接了个电话，要检查你的饭。慈明霞就把我正在吃的饭端出去，馒头被牛掰去一大半后剩下的摁在菜汤里。我曾对赵文辉和教导员孙振鸿反映吃不饱，她们两人都是相同的回答：“你不干活吃这些也不少！”
在2010年大年的除夕之夜，二大队的全体劳教人员在大厅开会，政委王军和所长钟宁发表拜年讲话，那鼓掌声开始很响亮。大过年在咨询室吃不饱的我，就用尽最大力气喊“法轮大法好”，因为是在隔壁，并且大厅无门，那边听得很清楚，接着掌声就稀落下来了，马上就由刘玉兰给我送进了两个馒头。但掌声似乎再也热烈不起来，我听到她们又讲了几句就灰溜溜的走了。直到解教前的两个月，也许是需要我的身体给劳教所的所谓人性化管理“增光”，允许我吃饱，我才有了饱餐的权利。
洗漱
我从2008年12月25日被拘留，到第二次暴打结束的4月19日，共117天没洗过一次澡。2009年1月22日至2009年3月18日共56天、2009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的第三次暴打期间，都没洗过一次脸、手、脚、头，手上没沾一点水。头上臭的熏人，脖子、脸、手乌黑。王倩（故意伤害者，黑龙江人，22岁）进去收货时说：“你的眉毛都是白的。”（虽是夏天，但因皮肤干燥掉皮）
2009年10月份，我和宋秀兰（法轮功修炼者，山东潍坊市，62岁）一起被关在警察办公室。有一天徐劲（诈骗者，山东临沂市，24岁，自己说是抱养者）提着半桶水（我们二人一天的用水）回来说：“我刚才被老大（赵文辉）看见了，嫌我提的多了，她让我倒掉了一些。”又一次徐劲提水回来说：“夏丽说，你不用每天都给她们提，她们找你，你就说忘了，不用每天都洗。”有次我听到赵文辉在厕所外间，就请示说：“我洗洗脚吧？”她阴着声说：“你没洗？一直没洗？”却不做任何答复，扭头走人。
2009年腊月二十八，已经两个月没洗头，我要求过年洗一次。经监管人员张晓丽（卖淫者，山东威海市，22岁）请示夏丽，被批准。当时我被关在厕所，残疾的身体可以靠在厕所墙边的、伴随我一年多的那块木板上洗头，会方便一些，但夏丽要我必须到咨询室洗。两名监管者把我架到咨询室后，把小半盆水故意放在咨询室中间，说：夏队长说你能洗就洗，不能洗就算。让我的身体无所依靠。我就只好坐在小凳上，把盆拖到西北角的床边，半边身子靠床，用脚勾床腿，左手按在盆底，右手洗了头，但不允许洗澡。
2009年6月的一天在大办公室，赵丽丽允许我洗澡。王倩给我打了小半盆水，我用毛巾把身体湿过，刚搓起身上的灰球，徐劲就说到时间了，把盆一掀，水在大办公室淌了一地，我的身上挂了一身搓起的灰球。我知道：若不是警察的安排，她没胆量把水倒在大办公室地下。因为劳教人员干活回到12人的宿舍，只要不睡觉就坐在自己床前的凳子上，刷牙缸、鞋、被怎么放都很规矩，有私事必须报告经批准，上厕所前还必须先唱一首规定的歌，唱不好不许去。更不用说无缘无故的在大办公室倒一地水。
到了8月中旬，在大队长办公室，第三次暴打我刚结束，赵丽丽允许我洗一次头，薛连喜（卖淫者，山东日照市，18岁，孤儿）给打了半盆水，徐劲接着把盆掀翻。第二天晚上允许我洗澡，徐劲给端了小半盆水，只许洗上身。身上搓下的灰掉在地上很厚的一层，扫起来一堆。一年半时间，从来没允许我在洗漱间或者浴室洗过澡。我的衣服不许洗，暴打期间3个月来例假，内裤、袜子都脏得没法穿。我找赵丽丽要买内裤，她故意刁难说：“我只给好学员买”，我穿的是劳教人员解教时她们留下的内裤和袜子，我回家时穿的是宋秀兰穿过的内裤和拖鞋，衣服是侯宝琴的。我在劳教所穿的棉裤，脏的没法穿了，侯宝琴趁另一个监管者出去的空隙，快速和我换穿，往下脱时身体上脱落的皮肤落在地上很厚的一层。
在我解教前两个月，监管者换了钟玉华（山东青州市，基督徒，53岁）、张德莲（卖淫者，山东胶州市，47岁）。因为两个多月没洗头了，我要求洗。钟玉华给我提了一暖瓶热水，我正在洗，夏丽进来说：“停！你们两个刚接管不知道，不是不让她洗，她的一切事必须打报告。”有一次，我求钟玉华给我请示洗头，夏丽勉强批准了，张德莲不放心，又去请示，夏丽又说：“等我回来再说！”张德莲马上就把暖瓶提走了。我就用凉水洗，夏丽知道后给她们两个扣分加刑。她们在咨询室里委屈的抹着泪哭，钟玉华说真是东郭先生和狼，害我加期。到了晚上吕华丽（上访者，山东莱阳人，53岁）又从她们二班叫来4个劳教人员一起骂我，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警察孙振鸿才进来制止。
2009年冬天，我趁张晓丽睡了，悄悄用水管的凉水洗头，她被惊醒了，出去报告了夏丽，回来就把水龙头关了，我头上顶着一头肥皂泡。
在我要解教的前一天，我要求洗头。开始夏丽不答应，在等待她准备好了录像设备的情况下，夏丽说：“洗吧，让你干干净净的出去”。她和宋敏偷偷给我录了像。洗头时我一手按着盆底支撑身体，一手搓头。有时腾出按在盆底的手，强撑身体用两手搓。
我身体被劳教所致残回家后，我丈夫向山东省劳教局投诉控告，省劳教局以一名姓李的副局长为组长的调查组，就以这块录像证明我身体没致残：因为我能双手洗头！5人组成的调查组进驻王村劳教所调查5天，结论是：陈振波在王村劳教所服刑期间不存在被人打的问题。但他们不向本人及亲属当面反馈，不给书面调查材料。
调查组是否能认真的看一下：我一只手撑盆底的镜头看到了没有？我当时爬下床的镜头录了没有？下床后拄凳子挪动身体的镜头录了没有？洗完头后把头用小被顶在写字台上，支撑身体坐在小凳上凉头发的镜头录了没有？我洗头时左边一只水桶右边一只尿桶录上了没有？在洗完头后马上又给我录了吃饭的镜头，因为我坐不住，胸前用一床被放在胸膛与腿之间支撑身体，这个镜头你们看到了没有！为什么要给我录洗头的录像？为什么让我在咨询室洗头？为什么一年半的时间不让我在一班宿舍住一天？为什么一年零三个月把我关押在厕所等没摄像镜头的地方？为什么不放出我住在有摄像镜头的咨询室那三个月的日常生活录像？据说政委王军曾把我在咨询室躺着的镜头，拿来当作我在一班宿舍躺着，用来欺骗不熟悉环境的青岛前去调查了解此事的有关人员！
《国务院》2005年1月10日颁布的《信访条例》第32条规定：“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经调查核实，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它有关规定，书面答复信访人。”作为省级机关的山东省劳教局，难道对这一起码的常识不懂吗？该怎样解释？
剪指甲
今年5月份，我的指甲已经两个多月没剪，很长，我提出了剪指甲的要求。监管者报告了值班警察石伟，她说：“找你们自己队长吧！”等到夏丽值班，我要监管者苏秀辉（卖淫者，吉林省长春市，32岁）去请示并要剪指刀。苏秀辉请示时看到夏丽趴在桌子上，劳教人员王宁（抢劫者，山东日照市，20岁）正在给她摘白头发。她头也没抬说：“没时间！”8天后的下午，又是夏丽值班，我又要张德莲去请示，夏丽说：“晚上吧！”晚上钟玉华去请示，夏丽说：“都还没收工，收了工再说！”等到劳教人员都收工回了宿舍，张德莲又去请示，夏丽说：“吃了饭吧！”吃过饭后我苦苦哀求凌思芳（山东临沂市，卖淫者，26岁）去请示，夏丽说：“洗刷完吧！”洗刷完后，我只好再次请求凌和刘常爱（山东临沂市，卖淫者，22岁）去请示，吕华丽因为失眠，怕影响自己睡觉，就说：“敢剪！拿了剪指刀我也给你夺出来！”
我感觉好不容易得到批准，不应放过这次机会，在求不动别人的情况下，我就自己拄着凳子向外挪动，刚到门口遇到殷翠霞（山东淄博市，贩毒者，44岁），她很同情，便去为我请示，得到的答复是：“你回去吧，我亲自给她送去。”殷自知没趣，怏怏而回。我只好再求凌思芳和刘常爱，凌说：明天早上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要。第二天早晨，我终于如愿以偿的剪了指甲，想想上次是用牙咬着撕的，这次就算幸运了！在这恐怖的世界里，也算得到了一丝欣慰。
通信
我被劳教的一年半时间，不允许我与家人见面。2009年1月，女儿和她淄博的两个同学去看我，赵丽丽说：“没有当地610的介绍信不能见”，并且还恐吓她。丈夫2009年9月份去看我，赵丽丽说：“现在是甲流时期，省里有规定，谁也不能进，你要见必须要省里批准。”大弟弟去也同样不让见，我的父母多次要求去看，均遭拒绝。赵丽丽的理由是：没转化不能见。丈夫要求通一个电话，也被拒绝。我在里面一年半时间，只许我发了一封信向家里要钱，治疗打伤的颈椎。其余我写给父母、丈夫、女儿、亲属、姐妹的信，一律不许发，使我断绝和家里的联系。
我丈夫2009年6月给我发了一封平信，他多次与赵丽丽电话联系问收到了没有，直到8月份赵丽丽还说没收到。我丈夫只好又发了一封同样内容的挂号信。赵丽丽在9月份才告诉我丈夫说：“那封平信也收到了，是压在了邮箱底下，我还和陈振波说：怎么独把你的信压下了？”我回家后丈夫对我说起这件事，我回忆赵丽丽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话。两封同样内容的信，我只见过第二封，仅给我5——6分钟的时间，大体粗略的看了一遍（8页、5000字），就被等在一边的徐劲强行拿去：“赵二（赵丽丽）说她还没看。”徐劲后来和我说：“你对象的信我看了N遍，在全大队都传遍了。”作为私人信件，也是丈夫唯一的信息，我在劳教所时一直要，她们不给。却未经本人同意，随意让外人看。后来我解教要走时，要这封信，两封同样内容的信没给一封，严重侵犯他人隐私和通信权利。我回来后听丈夫说：在2010年4月份，给我寄去了在美国留学的女儿发在腾讯QQ上两篇介绍自己学习、生活的日记，我一直没看到，被他们违法扣留。
劳役
我刚进劳教所的2009年1月，劳教人员每天早晨5：30起床，洗刷3分钟，干到晚上10点，中间吃饭时间5分钟，上厕所2分钟，有人说大便没拉完就喊叫了，只好把大便掰断，赶紧提起裤子回去奴役劳动。一天劳役16个小时，有时为赶工期，通宵加班，第二天不休息。直至2009年10月份，因为应付检查，改为8小时，但仅几天工夫，又恢复到12个小时。经常为应付检查，在检查组来之前，把队伍从车间拉回来，检查组刚走，马上又拉回去。致使老年人腰椎受损，大部份年轻人手指变形。因所生产的电子产品有毒，六成以上的人员皮肤过敏长疙瘩、痒痒，有气管炎的钟玉华喘不动气，脸肿。
第二次暴打之后，我的脊椎颈椎被打伤。头象按在弹簧上一样挺不住，不是向左歪，就是向右歪。向左歪时必须用手才能托起来，走路用手托着。吃饭时头耷拉在肩上，上下牙对不齐。并且因为手麻不听使唤，嘴只好固定在一个地方，吃完馒头再吃菜。平常我就让头向右歪（因为痛苦轻一些）。肩膀和头之间开始用一卷卫生纸撑着，后来赵丽丽给我一个方便袋让我把卫生纸装起来，再后来方便袋碎了，我就用李倩（安徽人，吸毒者，24岁）给我的一个布兜装，这样歪着头近一年，直到躺下起不来。这期间夏丽竟然两次把我的布兜从脖子上拽下来扔地下，依然逼迫我做劳役。
有一次，政委王军来看我，我说：“王政委，你看我的身体都这样了，她们还要我早晨4点干到晚上两点”。王军说：“你是不是没完成工作量？”并且假惺惺的批准我可以把两只脚放在凳子上，实际上是要我尽快血液回流消肿，销毁罪证。
后来在我半身麻木、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仍派人监督强迫我劳动，不干就打。我左手不听使唤，就只得用牙咬住线球配合右手干活，完不成工作量就派人监督加班到晚12点甚至到2点，这样干了两个月，后来周身骨头疼，并时常晕倒（都是向右歪）。开始活动是自己用手拄着凳子挪动，后来就由两个人架着移动，因为左腿麻，左脚就随身体拖拉在地上。最后躺下起不来了，在木板上躺了5个月，解教时被夏丽、李秀云等4名警察用毛毯抬出劳教所大门。
检举
劳教所信誓旦旦的对外宣称有完善的检举、举报、控告、监督制度和设施，劳教人员可以随时举报一切违法违纪犯罪行为。但王村劳教所的劳教人员都清楚，那是骗人的鬼话。
二大队在咨询室前设有一个检举箱，据说在隔离门外设有检察院、纪检的检举箱，但劳教人员绝对没机会走近它。因为里面限制个人的一切活动，上厕所都是集体排队，个别闹肚子的去厕所也要有人监督陪同。因为检举渠道不畅，劳教人员宋秀兰，就在周记上把本班故意伤害犯孙立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行径（其实是警察纵容唆使），向大队反映，赵文辉看到后大骂宋秀兰是国际警察，管得太宽了，并指使人捏造事实嫁祸于她，以此为理由把她严管看押起来，以防止她把情况投入信箱，这样严管8个月，直到解教。
抢劫犯王玮（团伙抢劫犯，山东日照市人，23岁）在监管我期间抢去我30元钱、扣留270元，徐劲因为亲眼所见，给我做证，赵丽丽竟然因此给徐劲加刑3天。我向赵文辉、赵丽丽、夏丽反映，都不管。我就写了对王玮的起诉书，请示赵丽丽：要求投入检察院信箱。赵说：“我给你问问吧”，一去不复返，我便无权投入信箱。一直到20多天后王玮解教的第二天，才看到赵丽丽回来上班。有一次劳教所统一安排写检举举报材料，我又写了王玮抢劫我钱包的情况，上交后一直不见结果，直到过了7——8天后王玮上午解教走了，下午刘桂珍专门去跟我说：“你早干什么来？王玮解教了你才写？”我说：“这个材料不是收起来7——8天了”（班里班长统一收的）？因为这件事，和我同住警察办公室的宋秀兰支持我，她便被赵文辉与夏丽关进厕所一个月。
我猜测：因为劳教所纵容培养王玮打人，使她成了一个十分凶残的打手，深得赵文辉宠爱。如果处理她，王玮这样的人一定会翻脸，劳教所许多打残、打死人的内幕将昭之于天下，所以包庇王玮就是包庇自己。但劳教所就敢肯定王玮甚至李玮、张玮、赵玮们永远不开口吗？
因为我被打致残的事在明慧网多次曝光，大约是2009年10月中旬，一名女胖检察官来到关押我的警察办公室，找我调查情况，那时我的头歪在右面，肩膀上垫着一包卫生纸，但仍在姜丽霞（吸毒者，山东蓬莱市人，22岁，抱养者）和孙丹丹（吸毒者，黑龙江人，21岁，父母离异）的监督下强迫劳动。她问我：“你的脖子怎么的？”我说：“被孙丹丹打的！”她问了我20多分钟，我把遭受暴打的过程详细说了一遍。在我说到挂铐子7天7夜时，她插话问我：“是连续的吗”？我回答“是”！又问我“是谁铐的你？”我说4个人，并指着一直在门外偷听的夏丽和宋敏说：“其中有她们两个”！夏丽和宋敏马上说：“是上面叫挂的！”当时监管我的姜丽霞在屋里走来走去，检察官厉声说：“谁给你权利到处乱走？怎么这么自由？”当天晚上就听到赵文辉在电话上对谁大发雷霆（意思）：“你为什么不看好门，让检察院进来了！”（据说政委王军曾欺骗青岛610为正常检查）此后检察院方面再没有消息。
检察官走后的10多天，让我住进了咨询室，劳教所一名姓刘的纪检书记和一名警察找我谈话。我说了很多，他们两个记录的很少。最后签字时我看到他的记录是：“我的脊椎、颈椎被打伤了，医生说没事。”我说：“我什么时候这么说的”？他又改成了“队长说没事”，我拒绝签字，他威胁说：“你不签字我们就不管了，就是你不配合。你签了字我们还可以再调查”，就这样逼我签了字，但他们并没有履行诺言“再调查”。
在我解教的同一天上午，一名姓邢的纪检警察与另一名警察和我谈话，问我：“是不是没有骂你的？”我说：“有！”她们两个就不问这问题了，也不记录。又问我：“是不是没有拿电棍警棒吓唬你的？”我说：“没有。”但签字时我看到这一栏的内容大意是：“没违规使用警械！”后来我才知道，挂铐子7天7夜固定在窗棂上就属违规使用警械。她们偷换概念又一次欺骗了我！
死里逃生
今年2月4日（去年的阴历腊月二十一），离过年还有10天的时候，我亲历了被关在我对门的山东省临朐县冶源镇法轮功学员张成美，在进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便被活活打死的过程（我已经在明慧网写了文章做证）。有人可能会问我：你这么“顽固不化”，怎么没被打死？我分析有以下原因：
（一）我被打致残，生命垂危的情况，多次在明慧网曝光，出来后听说有10多篇，并且“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在今年4月1日专门为我发过一篇追查通告。就连吸毒人员都表示：出去后给你上网。曾说：“如果俺妈被人打这个样，我非和她们拼了不行。”
在劳教所时监管者王倩和徐劲都向我透露：“你的事在外面上网了，队长们的名都在上面。”（监管者每天都要向警察汇报我的情况，她二人是在汇报时听警察们讨论对我的措施和对策时知道的）徐劲还告诉我，赵文辉和赵丽丽还就对我是“继续打”还是“不再打”的问题产生了争论和分歧。后来听丈夫说那可能是网络上对河南省商丘市赵振海的被害人14年死而复生、躲猫猫死、喝白开水死等事件炒得最厉害的时候，上面说对监狱、劳教所刑讯逼供、故意伤害致使不正常死亡将追究责任。这些使得劳教所不得不有所顾忌。
（二）我的家庭成员都关心我的情况，经常打电话、写信了解我的身体状况，给劳教所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
（三）我的丈夫在政府机关工作近30年了，有一些人脉关系，懂一些政策法规，知道内部的运行规则，维权能走进门、找对人，而不是象夏丽自欺欺人所说：“你对象的手再长也伸不到这里！”这使她们不敢贸然对我下毒手。
（四）我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她的姑姑在美国的家庭成员，属白人社会中的上流社会人士，其丈夫和公爹分别是不同国际学术组织的会员。如果我被打死在劳教所，可能会要比一般人多给劳教所增加在国际上的这层麻烦。
（五）我丈夫的家庭在农村是一个大家族，只本家及兄弟姐妹家庭中的成年男女就一百几十人。他们有的曾要求前去看望，因我丈夫说明劳教所不允许看，他们才罢休。这些底细警察宋丽娟、劳教所安排的劳教人员都以闲聊的方式了解过我，不过当时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被劳教所打死者的情况看，多数是工人、农民、家族小、在劳教期间无人关心过问者，特别是已经离婚的。
基于此，赵文辉曾在电话中用极阴沉、蛮横、霸道的口气对我丈夫说：“这种情况对家庭损失很大，一般都离婚了。”赵丽丽也在电话中旁敲侧击的动员我丈夫离婚，以试探口气，但我丈夫一笑置之，并在给我的信中明确表态：“我不会和你离婚”。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综合平衡得失，认为因打死我而减少的出狱非转化率数，在她们的总转化率中只不过是个很小的百分点，与其换取的政治（升官）资本和经济（金钱）奖励（有人说她们奥运会期间转化有功，每人月总收入万元），还远不及惹来的麻烦，得不偿失，所以已经伸出的黑手又缩回了一半。
这期间二大队几乎每个警察都对我说过：“就你傻，你回家愿意怎么学就怎么学，愿意怎么练就怎么练”，不断的软硬兼施。据说：进了二大队，没有不转化、出来的（赵文辉曾电话告知我丈夫我将被加刑几个月）。我的不配合，打破了王村劳教所优秀得力干将赵文辉、赵丽丽的转化妄想。
做恶心必虚，欠债须偿还。欠条撕不毁，企图搞模糊。这是王村劳教所在我身上打的如意算盘！在打死我不成，又怕我带一张能说话的嘴出来，揭露她们罪行的情况下，她们就力图送我进精神病院，以便使一个精神病人说的话无人相信。赵丽丽电话中对我的丈夫和我爸爸，都借用别人的口气说过我患有精神病，应送精神病院，但未得我家人允许，她们的阴谋未得逞。在我回家之后，当地610办公室的一名主任还问过我丈夫：陈振波神经是不是有问题？被我丈夫坚决的予以否定。可以断定，这都是劳教所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后续安排。同时，我的记忆力严重受损、失忆，应当是她们在我解教之前，为破坏我的记忆力而用药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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