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的来历和起源
“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易书》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地文、人文,这是传统中颇具份量的概念,天、地、人被称之为三才。关于天象,《黄帝书》开篇首句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意为能将天文所呈之象明辨清楚,而规范社会道德、个人行为与之相合,已经尽善尽美了,即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乃“道之显者谓之文”、“化,教行也”(《说文》),即是以人教化,以伦理教化,“顺天呈象”而化育天下,这也是文化的来历。
这里“人文”一词与“天文”对举而出现,指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人间世界的条理和规范,都要遵循天道的规律、宇宙的法则。历史上那些道德高尚的圣贤君子,感悟和实践真理的修炼人,无不顺天意而行,修身证道,善化苍生。据文献记载,如伏羲演八卦;神农尝百草;尧、舜、禹以德治世、率民事天;文王预测如神;老子继承了上古文化;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易经》问世;孔子继承了治世安邦的儒家文化,释迦牟尼佛教的传入等。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二、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价值
儒释道三教的义理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不仅对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作用,而且我们民族的共同信念与气节,都是由这里产生的。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特色是敬天敬神、重礼知义、崇德报恩等,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仁义礼智信”等,其中充满对宇宙真理、人生真谛的探求和感悟,回答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是否有更崇高的意义,永恒的价值,应当怎么做人,升华道德境界,以至达到佛道神的标准等问题,给人以心灵的指向。
从特定意义上说,我国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气节与信念写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义列传。传统文化的道德观,是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与心灵向上的依附,它为后人蕴蓄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而且直接促成了我国传统的文学、音乐、绘画、书法等各种艺术的生发勃兴与境界提升,其深刻的内涵需要人们在正信中、在道德境界的升华中去一步步地感知和体认。
道德信仰的力量,能让世间无纷争,只有深沉的平和。在面对纷乱的世事或困境中,能使人拥有心灵的一方净土,能让他们保持心灵的平静;在利益和道德的分歧前,他们还有一个道德的底限,因此,他们不会迷失自我,任何时候绝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心,永不堕落,永远能看见希望。如果能顺应天理,至作圣作贤、成仙成佛、证悟大道、济世度人、立极万世等都是。失去了道德文明,虚妄邪僻则会乘虚而至,使人走上邪路。
三、传统文化的特质
中华泱泱五千年文化,经历人类整个文明史,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巨大的包容性体现在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上,以开放的姿态、博大的胸怀,形成了“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特有气质和传统,“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其蕴涵的厚德载物的精神和“和”的哲理,充分体现在道家的“无为”思想、儒家的“仁义”思想和佛家的“慈悲”精神之中,如老子所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也正所谓“不拒抔土,乃成高山;不捐细流,方为大海”,具有无所不包的融合性与无所不至的渗透性,生生不息。如中华历史上最强盛的大唐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开明,在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繁盛的景象,这和大唐文化包容一切的气度是分不开的,儒、释、道发展和弘扬达到鼎盛时期,使社会维持较高的道德水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并影响着东方各国及其它国家。
四、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在传统文化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对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各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易书》说天、地、人为宇宙的“三才”,《易书》还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类要“继”天地之“善”,“成”天地之“性”,“大”与“广”天地之“生”,“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以达“天人合德”。
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认为上天造就了人与万物并赋予其德行、善性,为其制定了法则。天人相应,天人相通,天人一体。孔子在总结人生规律时说:“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孟子说:“保存灵明的本心,培养天赋的本性,这就是奉事上天的方法”。佛家和道家都提到天理循环,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史记·乐书》中说:“天与人相通,就好像形与影、气的关系,做好事的人,天报以福;做坏事的人,天报以祸。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讲推天道以明人事”。
古时天子最重视的就是祭祀,祭祀是为了敬神,赞颂天地之化育。人服从天命,是一种道德行为,天就会赏赐人,否则,天就会降罚于人。圣人乐于行道,原本不是为了求福;为了求福才行善,心中已经涉及私利了。所以只应当尽自己的心力,顺受于上天,不可有一丝毫期望希求的心。行善去恶是人本分内的事,然而只要自己能够尽到人事,诚心不间断,终究能够感动上天。
(二)“道中庸”、“致中和”
《中庸》中写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是道德修身境界的一种原则。儒家认为一切物我、人我、理欲、人际关系的矛盾、冲突,都应该用“道中庸”、“致中和”的准则来调控,以达到至诚、至善,通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那么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到和谐的境界了。
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
朱熹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里“中”就是正确不偏,“庸”就是正常不乱。《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有调和、和谐之意,先王制礼作乐来调节人们的行为规范,以教化天下,即所谓平天下为自己的神圣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向来讲究“和为贵”,推崇中庸之道,实现平天下的理想所仰赖的是仁政与修德,所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宋叶适在《中庸》中说:“古之人,使中和为我用,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而吾顺之者也,尧舜禹、汤、文、武之君臣也,夫如是,则伪不起矣”。
古人重视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关于人伦与群己的关系问题,荀子在论述时还提出“群道”的概念,他认为,人所以能群,在于有职分与道义,不以私欲而损害他人与群体,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怀,敦厚宽容。儒家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准则与规范,主要有仁、礼、和、义、信,其所倡导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利思义”、“人无信不立”等,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三)人生价值观
《诗·大雅·烝民》中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传统文化的做人理念主张从完善个人做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人们通过修身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能够直接与大道相感通,与神相感应。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提出以慎独自省,强调道德修养中的克己自省,人应当有远大的志向,塑造崇高人格,“从心所欲”,光明磊落,而又“不逾矩”(《论语、为政》,朱熹又提出君子要有“正心、诚意”的端正态度;道家讲返本归真,修成真人;佛家修善,达到佛的境界。
传统文化讲究仁爱精神,仁人君子顺天知命,安贫乐道,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对别人宽容而简约。要求人们要替他人着想,善待、帮助他人。如老子提出“上善若水”,提倡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虚静处下,海涵宽容;孔子提出“仁者,爱人”、“泛爱众”,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孟子·公孙丑上》中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意思是说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
传统文化中儒家兼济天下、佛家大慈大悲的精神及道统的意识,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人们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动摇。庄子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嘉行懿德被广为传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先知先觉的诸葛亮;精忠报国的岳飞;忧国忧民的陆游……可谓不胜枚举。这些人是民族的脊梁,他们超越了个人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或为民请命;或精忠报国。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追求,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
文化是神传的,人是神造的,传统信仰和正信的核心是教人向善,宗旨是按照宇宙规律去做,达到人与宇宙的和谐。神传文化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引导人们以道德水准衡量一切事物,以正确的态度认“善”与“恶”、“正”与“邪”这些原则性问题,鼓励人追求真理,使真正的自我生命有美好的未来,其正统的道德规范以及内涵的博大精深,也蕴涵着历史赋予他更为远大神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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