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优秀女教师被绑架后
马芹修炼法轮功才五、六年的法轮功学员，她在修炼法轮功后，一身顽疾尽消，她时时、事事用“真善忍”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在同事、学生及家长中拥有极好的口碑，现却遭邪党“六一零”警察的迫害。以下是马芹自述被绑架后的经历。
八月九日，在山东青岛政法委的操控下，平度公安局副局长侯加瑞亲自出马，与平度“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科长赵洪武、打手刘杰等共五人将我绑架。
上午，他们先派两个便衣以查户口的名义进入我家，见我没在家，问了我丈夫几个问题就走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一直在我家楼下蹲坑。午饭过后见我还没回家，就去了我工作的单位──平度市开发区实验学校，要我校校长给我打电话。下午两点半左右，副校长于德绍打电话谎称有急事找我，要我赶紧去学校。因我当时正在青岛，就没有去。近六点时，他又给我打电话，要我回来后马上去办公室找他。出于对领导的信任，回家后我就去了学校，结果被等候在那里的侯加瑞等人绑架。
在学校时，赵洪武伪善的说找我了解个事。因我是二零零四年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新学员，之前并未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他们将我劫持到泰山路派出所后，就露出了凶狠的真面目。刘杰一把抢去了我的手包（包里有钥匙和手机），又抢去了我的手表，我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抢我的手表，赵洪武才用不屑的语气说：“给她吧，一块手表。”刘杰才将手表还给我。赵洪武命人给我双手戴上手铐，要带我走。这时我的心反而平静下来了，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我不配合他们，不上车，结果还是被他们弄到了车上，拉到了信访局（“六一零”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个黑窝）。侯加瑞等五人拿着我家钥匙去我家非法抄家去了。
到了信访局后，那些警察问我为什么炼法轮功。我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给他们讲了我的经历：
大法让我重获健康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可能是三、四岁，也可能是四、五岁吧，记不清了），我身上就长了一种很严重的牛皮癣，从头到脚，从手背到脚背，没有点好地方。尤其是关节部位，经常裂开一道道大口子，流出的血凝固到内衣上，晚上睡觉脱衣服时，经常痛的龇牙咧嘴。为治病，小小年纪便踏上了求医问药之路，从此，毒蛇、蜈蚣、蝎子等毒物（牛皮癣的治病原理是以毒攻毒）便几乎成了我每日必不可少的“美餐”。记得有一年每次吃饭前都要喝下一勺黄连，那个苦啊，真难以下咽！妈妈每次都哄着我说：“喝吧喝吧，喝下去病就好了，就不用再遭罪了。”于是几乎每次都是泪水和着药水咽到了我的肚子里，但遗憾的是，不但我的病没治好，身体又垮了下来，到后来，腿也站不起来了，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妈妈哭着对爸爸说：“别给孩子治了，再治就把孩子治死了。”就这样，总算保住了我的小命。
到我上学时，我又成了学校里最特殊的学生，全校只有我一个人从来不参加劳动，因为我身上的病变部位只要一见到风和太阳，就会干燥裂纹，疼痛难忍。后来上初中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知道爱美了，没办法只好再治疗。记得有一个阶段因吃白血宁，头发几乎都落光了，每次洗头时，看到那一绺一绺的头发往下掉，自己总是边洗边哭，难过得不行。还有，口腔严重溃疡，口里经常会有脱落下来的一小片肉，那时不要说吃饭，就连喝口水都要忍受极大的痛苦。肉体上的痛苦我还能承受，来自同学的歧视几乎让我崩溃，于是自上中学起，我就再也没有穿过短袖衣服，再热的夏天，我也是长衣长裤，将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不再让任何一个可能伤害到我的人窥测到。
后来结婚了，我丈夫人不错，他不但不嫌弃我，还积极地给我治疗，为治病，我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花光了我们两人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大约有三十来万吧。每一次治疗都燃起了我新的希望，但每一次都以失望告终，有时虽能好上一两个月，但自己的身体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神经性头痛、颈椎变形、胃溃疡、转氨酶升高、关节炎、肩周炎、各种妇科病等等接踵而至，浑身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难受的地方。我的心情越来越坏，脾气越来越暴躁，在单位还好点，在家里动辄对孩子和我丈夫发火，全然不顾丈夫为我所做的努力和付出，使家庭矛盾不断升级。
暗夜里，我曾千百次地责问长天：为什么要对我如此不公？为什么要让我承受这么多的苦难？苍天不语。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压力，工作上的不顺利（因经常请假治病，被学校划为最后一名），使我万念俱灰，再也没有勇气活下去了，于是在二零零二年的一个冬夜，我吃下了早就准备好的一百多片安眠药。也许我命不该绝吧，丈夫发现了我的异常，将我抢救了过来，在香店医院输了一个礼拜的液基本没事了，只是右边的牙齿完全不能用了，吃饭什么的只能用左边的牙齿，后来修炼法轮功以后才好的。
二零零四年春的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外出回来时，发现家门口的奶箱上有一个黑塑料袋，我就把它拿了下来，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光盘，上面写着“天安门自焚伪案”“四•二五和平上访”等内容。出于好奇，进了门我们就看了起来。看完后，我很气愤，因为我原来很相信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法轮功自焚案，对法轮功非常仇恨，现在看到专家对自焚录像入情入理的分析，这才知道这自焚案分明是假的，再也容不得半点质疑，我感到非常愤怒，一个泱泱大国怎么可以如此愚弄它的子民呢？我也很后悔，我们明明被人骗了，却还自以为真理在握，真是太傻了！
从此以后，再见到法轮功的资料，我就把它拿回家看看（以前从来不看，见到就扔进垃圾筐里了），这才明白，原来法轮功根本不是媒体上宣传的那样，都是教人怎么样做好人的。同年秋，已了解了大法真相的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也走入了大法中，希望大法能治好我的病，而大法那祛病健身的神效也很快就在我身上体现了出来。我从炼功那天起，就再也没吃过一片药，但我炼功仅仅四、五天的时间，右腿上一个曾经痛苦折磨了我很长时间的小瘤子就不翼而飞了；到两个月时，身上所有痛的病症全部消失，而且脸色红润，连皮肤都变得细腻了；第二年夏天，我穿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短袖衣。以后又出现过反复，因为我师父说过，人的病就象树的年轮一样，一层层的，一下子全给推出来人会受不了，所以就隔一段时间给推出一层来，但却越来越轻，到今年夏天基本上好了，只有腿上还有几块。
我讲到这里，这时那些警察表示不太相信，说没见我身上有牛皮癣。我就挽起衣袖给他们看，胳膊上有几块今年刚蜕去，还留着白白的疤痕；我又挽起裤腿，小腿上还有几块没好，红红的。这时那些警察不说话了。
大法教我做好人
更为重要的是，我通过阅读李洪志师父的著作，明白了自己得病的原因，也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从此，一扫心灵的阴霾，整个人从心灵到肉体都焕然一新了。我经常对家人讲：“得法这几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同时我也明白了，法轮功并不是普通的气功，李洪志师父只是利用了气功的形式，而他传的却是佛家高层次修炼大法，他对修炼者有极高的要求，必须逐渐放下对名利的执着，要时时、事事为别人着想，要修成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最后修成一个完全为着别人的人，当你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的时候，你的病就会好，你生命的层次就会得到提升；反之，如果不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病就不会好。
明白了这些道理后，我时时按“真、善、忍”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工作更加努力，成绩也越来越好；与同事和睦相处，从不计较，尽心尽力的去帮助每一个人；家庭也变得和谐，我丈夫经常对人讲：“我有一个好老婆，我们俩好几年都不打回仗了。”对学生也越来越耐心，也越来越受学生的喜爱，家长的尊重。
今年刚毕业的六（五）班，我以前曾经教过，班里的郭怡曾对我说：“老师，我爸爸妈妈说给你送礼你不要，请你吃饭你不去，你真是这个世上难得的好人。”当我不教他们时，迟泽昆的奶奶拉着我的手流着泪对我说：“马老师，你怎么不教他们了？俺就愿意您教他。”我上学期教的三（1）班，陈迪的家长给我留言说：“孩子有福，遇到好老师了。”李明昊的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您教孩子我放心。”金荣炫（韩国的）的妈妈对我说：“我韩国的朋友没见过你但却知道你的名字。”我问他们怎么知道的，她说：“我说教师节送给你的礼金送回来了，他们说：在中国还有这样的人？”更令我感动的是，有一次我丈夫去一客户单位要钱，跟那里的会计闲聊中，知道她女儿在我们学校上学，我丈夫就说：“她在几年级？我老婆在那个学校教学。”当会计得知我的名字后，说：“她没在马老师的班，但我知道马老师，她是开发区实验学校唯一一个不收礼的老师，我们家长都知道。”
自学校给老师们配备了电脑后，虽然我不负责这一块，但老师们觉得我这个人好求，有事都愿意找我。一次我去给李素珍老师维修电脑，同办公室的赵建敏老师直对我说谢谢，我笑着对她说：“您不用谢我，我还没给您修过电脑呢。”她说：“你虽然没给我修过电脑，但你善于助人的精神非常令我感动。”
这几年我没吃药，家庭条件渐渐好了，我想：师父远在美国，我无法报答，那我就回报于社会吧。于是我在一中资助了两个学生，后来这两个孩子一个考上了兰州大学（忘记姓名了），一个考上了清华大学（叫彭承英）。彭承英还带着录取通知书到我家住了四天，临走时我又给了他一千元。
这时，泰山路派出所的刘姓警察说：“要都炼法轮功，这个社会不就好了？也不用我们警察了。”又说：“聋哑学校教出来的学生净是些小偷。”我说：“如果让炼法轮功的老师来教就不会这样了。因为我们不光自己按‘真、善、忍’做人，还把‘真、善、忍’贯穿在对学生的日常教育教学中，让孩子们也按‘真、善、忍’做人，所以凡是我教过的学生都是很善良的孩子，他们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的。”
我又对他们说：“大法现在弘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都说大法好，只有在我们大陆受迫害。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迫害好人是要遭报应的，以后千万不要再去迫害大法弟子了。”泰山路派出所的刘姓警察说：“我也不知道抓了多少大法弟子了，我怎么没遭报应？”我说：“那是上天对你的慈悲。因为你心地并不坏，只是不了解真相，所以上天一再给你机会，要真恶报临头就晚了。你看赵洪武，他原在祝沟派出所当所长，零七年秋靠陷害祝沟的法轮功学员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上，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是天理，他的恶行祸及到自己的家人。他唯一的女儿格格突发急症，后虽经多方治疗保住了性命，但人已变的痴痴呆呆。你愿意这样吗？”他不做声了。
去我家非法抄家的警察回来了，他们都出去搬从我家抢来的东西去了，只留一个杨姓警察看着我。半小时以后，刘、董两个警察回来了，那个姓刘的警察进门就称我为电脑高手；姓董的警察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对我凶巴巴的了，还问我饿不饿？想不想吃饭？还说：“你师父不是说他有无数的法身吗？你这么精進，他怎么不管你？”我说：“我要是真精進的话，我今天就不会戴着手铐坐在这里了。就是因为我没听师父的话，我没做好，才会受到你们的迫害，让你们也犯了罪。如果我做好了，我师父就会管我的。”看得出，这个姓董的警察对师父的讲法比较熟悉，只可惜，他带着不好的思想去看，就看不到大法的无边内涵。
大约下半夜两点半左右，我成功地走出了那个一直最少有两个男警察看管我的房间，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用戴着手铐的双手，顺利地爬上了约有3米高的墙，轻轻一跳，然后隐入了浓浓的夜色中。
平度恶警处心积虑抓好人
平度公安局副局长侯加瑞和赵洪武等五人去了我家后，没有对我家人出示任何证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抄家，并恐吓家中未修炼的亲人。尤其是打手刘杰，小小年纪，蛮横、粗暴。当他们翻出钱来的时候，高兴得那个样子，真是丑态百出。后来他们见我家东西较多，就打电话又叫去了五、六个警察，十多个人在我家折腾了三个来小时，将室内和车库都翻了个遍，见什么拿什么，抢走了我家很多东西，他们甚至把我刚买的几个新日记本和我丈夫的存折也都抢去了（我丈夫是生意人，那些钱是他做生意用的）。
抢完我家东西以后，侯加瑞就给青岛政法委打电话，说人已经抓到了，家也抄了，翻出来的东西也不少。青岛政法委（具体是谁还不清楚）说：“好。不用你们提审，我们明天一早派人去你们那儿提她。”侯加瑞自以为立了大功一件，领着那十几个曾在我家抢东西的警察美滋滋地去了饭店，酒醉饭饱之后回家做美梦去了。
哪料想，我半夜走脱，他们夜半惊梦。我的走脱，显然使他们感到非常震惊，他们立即部署妄图将我再次非法抓捕，又派人去我家蹲坑，并派六人分两班开车二十四小时跟踪我丈夫。上午，青岛政法委派来的人早早地来了，见我已经走脱，只得悻悻而归。
中午11：20左右，“六一零”主任代玉刚带着十五、六人去和我住同一小区的一大法弟子家，妄图实施绑架，结果被该大法弟子买饭回来撞见，机智走脱，十五、六人追了一大顿也没追上；而后他们又去香店的所有大法弟子家骚扰了一遍，也没找到我。他们还不死心，就又去我所有的亲友家骚扰了个遍，甚至连我公婆的农村老家也去骚扰了（我公婆十四年前就跟我们住在城里），也没找到。他们就想出了一条毒计，赵洪武等人又去找我校长，要我校长出面去找我母亲等人，让我回去上班，还说保证没事，不开除我的公职，也不抓我了。计倒是条计，只可惜，我没上当。
更可笑的是，我走脱后，他们一边迅速地以“刑拘在逃”的罪名将我网上通缉，一边到处散布我没事、他们不会抓我的谣言（我的一个要好的同事就曾给我留言，说我没什么事，让我回去上班）。他们真是使尽了手段，也耍尽了流氓，见还不能奈我何，最后懊丧地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时别抓着她了。”
他们兴师动众、处心积虑地想将我绑架、迫害，那他们知道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开学以后，他们曾到我工作的单位搞过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从校长到老师到学生，没有一个说我不好的，全都给予了我很高的评价。他们明明知道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却还这么卖力地迫害我，心里没有丝毫愧疚，难道他们的天良真的已经丧尽？
刚闯出黑窝的那几天， 我对那些参与迫害我的人产生了气恨，称他们为“恶人”，但现在，我对他们只有慈悲和怜悯，没有丝毫的气恨了。这些可怜的生命，用各种理由作为出卖自己良知的借口，岂不知“邪不压正”、“善恶有报”自古不是虚言，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正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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