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科长苏某,女,五十岁左右,说我的外衣有拉锁是违禁品,又说毛衣可以拆成线绳,也是违禁品,让我脱下来留在仓库内。后来得知被她据为己有。在天气日渐转冷的季节,我身上只穿一件单薄的线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后来一位好心的同修大姐送我一件线衣,使我能抵御一些风寒。
在十几平米的房间里,面对面靠墙两张大炕,除去一个卫生间,一间屋子挤着近四十人。看守所为了赚钱,还有很多空余房间不让人住。犯人头和一些有钱的犯人,家里每月花一千元可以买一个宽松的铺位,自由躺卧。剩下的十几人要挤在剩下的半张炕上,一颠一倒的侧卧,叫“立刀鱼”,刚开始让我睡觉的时候,我不知所措,看到炕上已经没有地方了。管事的告诉我,要硬往里“砸”,叫“砸铺”。这样,一旦躺下,半夜里就不能起来上厕所了,因为再回来就没有地方了。这种“立刀鱼”的姿式,实际就是一种酷刑,睡到半夜,胯骨常常硌得疼的不行,然后越来越痛,钻心的痛。有时睡梦中,身体刚要转换姿式,就会被旁边把守的刑事犯,用脚后跟狠命地踹后背的脊椎骨,踹的很痛。
白天除了吃饭和一点活动时间,看守所要求整天“坐板”、背监规,法轮功学员都不背,“坐板”就是两腿交叉,坐在炕上一动不动,也不许说话。这种体罚硌的坐骨很痛。
看守所一日两餐,如果花高价预订,中午可以得到伙食好一点的“加餐”。平时,就是玉米面饼和土豆菜汤,土豆不打皮,汤筒下面都是厚厚的一层泥,一些狱霸,争着抢着捞干的,到法轮功学员这里时,基本上分到的都是汤,上面还时常漂着苍蝇和瓢虫。洗漱和洗澡都是用自来水里的凉水,洗澡就是接冷水往身上浇,冬天也是一样,非常凉。房间两侧炕的上面,长年挂着洗不完、晾不干的衣服,潮湿阴冷。我被非法关押看守所期间,不让家属接见。家属也无法送衣物和存钱。
在看守所被关近一个月后,我被非法劳教一年,被劫持到吉林省黑嘴子劳教所。体检时,我被查出心动过速,心跳每分钟一百二十下,劳教所应该拒收,但是劳教所还是强行收下,把我关到五大队──老年队。劳教所安排所谓“帮教”,给我洗脑,灌输邪恶理论,每晚直到十二点才让睡觉。我绝食反迫害。狱警对我厉声喊叫、罚站,逼我站在墙角,打我耳光,我的额头和脑后都被墙角撞起了包。
后来,我被单独关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房门上的玻璃被人用报纸糊住,怕被外人看见,我被绑在“死人床”上,每天要被野蛮灌食两次,每次被灌食前,从很远就能听到狱医和狱警们声嘶力竭的吼叫,接下来是屠夫般的野蛮摧残。通常情况下,灌食需要把胶皮管子用热水泡软,再慢慢的插入被灌食者的胃中输送流食。可是,那些狱医用凉水冲过的很硬的胶皮管,在鼻腔里使劲的乱捅,目地让人承受痛苦。有时,甚至刚灌完食的管子不冲洗再给下一个人灌食。一次狱医罗某(女,当时大概四十多岁)给我灌食,恶警大队长王丽梅告诉她“使劲插”,她就用胶皮管在我鼻腔里使劲捅,后来无意中插入食管了,可是她却故意拔出来,又在我鼻腔里反复的使劲捅,结果当天我的左侧鼻腔里面全肿了。第二天,换了一个狱医灌食,插管插了半天也插不进去,她还很奇怪,又换了一个鼻孔插管。还有一次,狱医陈某,在我绝食期间,给我打针,故意在我手背上扎了五、六次,用针尖使劲的挑。
狱警还在流食中加入超浓度的盐,那时我的嘴唇几乎一秒钟冒一层白沫子,当时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胃里也象火烧一样,虽然是冬天,可是总有想跳入一个冰水池才能好受的感觉。后来一次呕吐中,我才发现,吐的那一口水中,好象放了一勺盐那么咸,后来再也不敢吐了。一次大队长王丽梅弄了一碗很稠的玉米糊,想从我的嘴里灌进去,就强行掐住我的两腮迫使我张嘴,倒入玉米糊后,又捏住我的鼻子,迫使我往下咽,我不配合,全都吐出来,结果玉米糊顺着我的脖子淌到衣服上、枕头上,因为我被绑在床上不能动,大队长王丽梅喝令两个包夹说:“谁也不准给她擦!”后来,其中一个包夹拿毛巾给我擦了擦,抹的脸上、头发上到处都是,更难受了。
我被绑在“死人床”上八天八夜,上厕所都不放下来,让别人给接。冰凉的盆硌在腰上难受不说,由于不习惯别人接,一次想小便,接了很长时间却便不出来。最后两个肾憋的很胀很疼也不行,后来又换了一个包夹帮我接,等我能便的时候,已经失禁了,完全失去了知觉,便了很长时间。由于当时已经入冬,天气寒冷,墙面上都泛着白霜。我的手腕被手铐铐在铁床栏杆上,身体上的热量好象瞬间被手铐和铁床吸光了,甚至每一个汗毛孔都浸透着凉气。半夜被子滑到胸口,手却够不到,胳膊被冻的发麻,大概是低温的缘故,常常睡到半夜,突然感到血液“轰”的一下子涌向心脏,然后就象被吓一跳似的惊醒。后来我的手腕被铐成了紫黑色。到了早上,大队长还要让包夹把我的被子全撤了,把门窗全打开冻,两个看我的包夹身上裹着被,还被冻的直哆嗦。那时的感觉真是度分如年,度秒如年。而且,每天还有一波一波的“帮教人员”,用伪善、欺骗或恐吓等手段,轮番对我进行围攻洗脑、狱警们嘲笑、侮辱、谩骂,甚至胁迫刑事犯打骂法轮功学员,不参与迫害,就给她们加期,不让回家。
后来,我停止绝食,被转回小队关押,又被迫为劳教所做奴役劳工。每天从早上五点多起床,到晚上九点多,除了吃饭、上厕所,都被迫超强度劳动。有时楼上楼下扛豆子,挑豆子、折纸页、做百事可乐的广告旗、给小鸟粘羽毛等。劳教所不让家属送日用品,只能往劳教所里存钱购买,但是劳教所的东西要比外边贵很多倍,质量还不好。很多日用品,在里面都卖的很贵。还有,比如:家属接见合餐,只有四个菜,如花生米、炒鸡蛋等小菜,一次却要六十元。家属带来水果,也不让往里送,只能在劳教所买。可劳教所只有快烂的海棠果(大概二、三斤装一袋),一袋却要二十元。由于劳教所经常不让接见,家属送来衣服等,从大门到二门被层层扒皮,本人收不到,却不知情。劳教所还以各种理由不断勒索家属大量钱财。
为了强迫学员“转化”,劳教所还经常对法轮功学员动用各种酷刑,大队长李文娜说:“她不是说咱们迫害吗?让她也尝尝”,“这是国家强制执行机关”,她还对家属说:“死了都没事,国家有死亡名额,每年有四个。”
恶警大队长王丽梅更是积极参与迫害,整个大队,当时二百多人,不管是“转化”没“转化”的,不管年轻年老的,或新来的,几乎都被她亲自电击过。我曾被她电击过两次,一次是电击脑袋、脖子、心脏部位,当时心跳已达到了每分钟140下。还有一次,她将我的手用手铐铐在铁床上,然后用电棍电击我的手心、胳膊。因为在劳教所常常经受各种迫害,二零零二年三月,我再次绝食反迫害,前后共四十多天。王丽梅欺骗我的家人,让我去医院做检查,说如果查出心脏不好,可以提前回家。于是,我被带去省医院做检查,当时是在一楼,就诊的是一个面目阴沉高个的中年医生,给人感觉有些古怪。王丽梅问他:“你看用不用做手术?”当时我听了很吃惊,好好的身体为什么要开刀?如果不是劳教所迫害我,我身体一直都是很好的,从来没有过什么心脏病。我想我决不做手术。可能那医生看我当时身体很差没同意。那时,我还不知道有活摘器官的事。后来我回来几年后,听说此事,真觉的很恐怖。
在家属面前,很多狱警、所长、队长的表现都是极其伪善的,蒙骗了不少家属。还挑拨家属参与迫害,说什么:“这些人都不要亲情了,不想回家。”包括在洗脑班也是如此,为了达到迫害的目的,不让家属给法轮功学员送任何日用品、换洗衣物等,还说什么:“你们要都送来,他们就更不想回去了。”
恶警还挑唆配偶提出离婚,威胁不离婚就让配偶下岗,还逼迫父母等亲属签写承担刑事责任的保证书,致使法轮功学员从恐怖的黑窝回来后,由于邪恶给人制造的恐惧而造成夫妻离婚,单位非法开除以及承受来自家人的各种压力而造成生活艰难,使邪恶的迫害在无形中还在不断地延续。
我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只是邪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时间已过去很长了,语言上的文字只是概括,在那种邪恶的恐怖环境下,每时每刻承受的不只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上的折磨。这种灭绝人性的摧残给人造成的阴影和伤害,是长时间难以抹去的。讲出来,希望能使更多人认清中共的邪恶,不再成为参与迫害的帮凶,尽早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血腥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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