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人精”学大法
学法之后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争争斗斗四十八，一朝突然得大法
我三十二岁守寡，当时女儿才三岁。为了生存，我处处都争强好胜。我虽然已经出嫁多年，却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硬是在娘家要了地盘，盖了房子，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姑奶奶”（意思是“不好惹”）认为我有本事。也有叫我孙二娘的（我姓孙，行二）。我自己也公开说：“我叫孙寡妇”，意思是你们谁要欺负我可小心点。
我整天盘算怎么多挣钱，怎么生活的更好，苦思苦想得都睡不好觉，得了神经衰弱。为了多挣钱我当了油漆工，带了徒弟，后来我又当起了包工头。为了降低成本多挣钱，我精打细算，买便宜油漆。由于油漆味太浓烈，不久，我得了胃病，不得不常年吃药，医生说我的胃好不了了。我还爱抽烟，每天能抽二盒半。那时我说话不离脏字，对徒弟很凶，张嘴就骂，举手就打。我就是一个“女男人”。
为了治病，我学了假气功，结果身上招来了附体。
一九九六年底的一天，一个熟人让我去看录相，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录相，糊里糊涂就跟着去了。听着听着觉得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不错。于是我就一个猛子扎進去了。看录相看着看着就觉得身体好轻松，原本就神经衰弱，回到家睡不着，心想：李老师讲的条条是道。接着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可看了三页就睡着了。因为想看，醒了就再接着看，再看三－四页又睡着了。《转法轮》的第一遍就是这样看完的。看完第一遍，我一拍大腿：“真好！我学定了！”接着我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学会了。
得法身心出奇迹，修炼坚定志不移
一九九七年我在自己家里建立了炼功点，早炼功，晚学法，村里人都说，连我这个“人尖子”、“人精”都学起了法轮功，可能法轮功真的是好。好多人怕落下也就来了。炼功点的人迅速增加，不久我家搁不下，我们就到大街上炼功了。
没多久，一天一个老学员叫我到县里去看师父在国外的讲法录像。中间我胃疼的受不了，就到隔壁屋里的沙发上趴着。那位老学员问我：“怎么了？”我说：“胃疼，想回家。”他说：“去医院吗？”我说不去。他说：“那就在这趴着吧。”录像还在放，我疼的直流汗，象产前分娩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疼。隔壁的录像放完了，我的胃也不疼了。从此以后我的胃病好了！
我里外换了一个人一样。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转法轮》书中的法理深深的打动着我，我牢牢记住“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再也不做恶、再也不口吐脏字了。徒弟都说我变成另一个师父了。我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不去做与人争斗的事了。
修炼前，村干部把地包给了别人，我们没地也没有粮食，我就带头跟他们斗。秋天，我带人到地里掰棒子，把一尺长的金灿灿的大棒子掰下来放到自家的房上，今天掰这块地，明天掰那块地，掰下的棒子足够卖一千多元钱。大队干部没人敢惹我。打官司我不用请律师，准能赢，天生造就了一身争斗的本事。
修炼之后我再也不干这种事了。别说帮别人打官司，邪党徒强占了我的房基地我都没吭声。人们都说我“脱胎换骨”啦！是啊，人间不是久留之地，我只是“借人间这地方修炼”、“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我还争它干吗？我不会带着这些东西走。
放下生死一车神
“四•二五”我们全村的学员都登上了辅导员租来的大轿车，去了北京城。当时我认为“六•四”要重演，背了个大包，里面装满了吃的、喝的，还带了足够的钱，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师父叫我们做好人没错！天津抓了我们的人，我们必须去说清楚。知道邪党心狠计毒，此去是死是活都是未知数，所以家里也做了安排。
不管是在车上还是在中南海门口，我们都非常有秩序的背法，没有一个人乱扔垃圾，没有一个人影响交通，上万人都是在人行道上站或坐，把盲人通道都留出来了。那天原本预报有雨的，可是太阳特别好，到中午满天的法轮在空中飞旋。我激动不已：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呀！宇宙的众神都在擂鼓助战呀！晚上九点钟，代表们从中南海出来了，说天津被抓的学员无条件的释放了。于是大家都回了家。
我带着我们村的人穿大街走小巷奔向东直门车站。那里是我们要乘的车的发车站。到了汽车站已是半夜三更。全县的大法弟子都到这里来了，于是我们叫开了值班室的门。揉着眼睛的司机一开门吓了一跳，哇！这么多人干嘛来了？此时汽车站的领导也出来了。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他便亲自开小轿车在前面带路，两辆装满大法弟子的车驶向县城。车开以后一个老学员对司机说：“您记住，四二五这天您拉了一车神”！
山雨欲来风满楼助师护法我带头
“四•二五”归来，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没过多久，气氛就开始紧张。我们预感到一起更大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和大法修炼学员。由此我们跟随师父走上了漫长、艰难助师护法的路程。
七月二十日那天，我们要集体去天安门，但租来的大轿车被警察开跑了，全村的学员也都散了。我们的整体被邪恶破坏了。于是我们就各自为战。
我和女儿拿了三米长的横幅去了天安门。刚打开警察就来抓，我们就跑，一直跑到东直门，安全返回。我多次去天安门，每一次都打出横幅。有一次，我腰里掖着一个九米长的横幅，看见一个外地人，我认为她一定是大法弟子，向她递了一个眼神，她马上心领神会，那真是“互相之间一见面，俩个人一笑，什么都明白了”（《转法轮》）。我们迅速的扯着横幅的两个角展现在广场上。警察毫无思想准备。看见我们打出这么大的横幅就来抓我们，我们就跑。每次被抓后都被警察关在象笼子似的小屋里，我们挤在一起异口同声的背《论语》、背《洪吟》，有时稍一停顿，警察就会说：“背你们的。”不管警察怎么逼问，我从来不配合，绝不说自己的名字，多次被放回来了。有时是集体放回的。凡是说出名字的肯定就被留下了。
我们不仅去天安门，还到处发材料证实法。利用做羊肉串的竹签卷小旗，到处插，风一吹小旗展开，上面全是大法真相；把旧的三合板锯成小块，上面写上大法的真相到处放；把真相写在布上往树上挂；到长城上面去喷字。我还让女儿和一位老学员在警车旁边值班，不让恶警们把我们的人抓到“转化”班。只要警车一出动，她俩就立即用手机通知各大法弟子离开家。所以警察说我们村是针插不進、水泼不進的“顽固堡垒”。
我还到别的村去做反“转化”工作，把那些在转化班被“转化”了的学员再拉回来。后来警察从犹大那里知道了我在反“转化”，气急败坏的、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我送去劳教。
我和全国大法学员一样，走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为了证实大法，开始我们是到北京背真相资料，后来自己上网下载资料。后来我根据自己的条件建立了资料点。我与本村的协调人配合默契，带领全村的大法弟子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急救众生，在这无边大法洪传中为助师正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风风雨雨随师十四年，有辛酸眼泪，更体验到幸福和美好；有坎坷不平，更有光明大道；有不足、遗憾，更有累累果实。在这最后的最后，我将牢记师尊的教导：“修炼如初，必成正果”（《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