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揭露被大连教养院迫害的事实。
我在大连教养院被非法关押期间,大连教养院的恶警指使普教,在我的饭里偷偷的下药,用药物对我进行迫害。
我曾两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八大队(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即现在的二大队。)
二零零四年,大连教养院八大队三中队队长李茂江对我说:“大队领导找你谈话。”他把我骗到一个大房间里,他指使普教,将我的双手拉成直线,用手铐铐在两边的铁床上,坐在一个马镫上,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有两名普教每天二十四小时对我进行监控,对我进行强制性“转化”(即强迫放弃信仰)。当时,我身上除了面部,全身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疥疮流着脓血,又不让擦。头痛的象裂开似的,浑身疼痛,有时疼的浑身打颤。疼的我经常是满脸泪水和鼻涕,自己根本控制不住,不是哭,是不自觉的流泪,流鼻涕。但普教不敢给我松开手铐,只能是让泪水和鼻涕蒸发,干了流,流了干,一天都是这样。
我曾对教导员孙仁国和管教讲,停止对我的一切迫害。但他们根本就不听。到了第六天的时候,普教李岳受管教副大队长王世伟和八大队领导的指令,开始对我进行酷刑折磨。李岳用板鞋底子猛击我的头、脸和身体。那时,我精神上已经出现幻觉,打了多长时间,都记不住了,只感觉换了许多房间。其实,根本就没有换位置,一直在原地铐着。
后来,我又被单手铐在铁床上一个月。普教盖少雷在我解教前,将一板药给我。告诉我是“降压药”,叫我自己吃,是队长叫他干的。我知道,普教偷偷的背着我,在我的饭里下药了。上面写的英文,没有汉字,是糖衣药片,小粒,一板好象二十几粒药。这板药,普教给我下了有三、四片药,还剩不到二十片药。当时我没有想太多,就把药扔了。
奇怪的是,李茂江把我从三中队骗出来“严管”。在严管期间,我的身体遭到严重迫害时,我强烈要求教养院停止对我的迫害时,教养院却进一步加深对我的迫害。我当时的血压到底是多少,管教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看来,大连教养院指使普教,在我的饭里下的肯定不是“降压药”,而是一种破坏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在大连市教养院八大队,曾出现法轮功学员刘永来(音)从三楼跳楼身亡,和法轮功学员刘小刚在卫生间上吊自杀未遂等恶性事件。据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的法轮功学员讲:刘永来曾遭到大连教养院恶警用六根电棍,同时连续电击一个多小时。刘小刚也同样遭到恶警的酷刑迫害。
我被“严管”期间,曾听普教讲: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一大队二楼的窗户坠楼身亡(这个窗户正好对着八大队东侧四楼“严管室”的窗户。当时,八大队的普教看到了),很可能是被恶人推下去的。
以上所述的坠楼、上吊等事件,也可能是在服用了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后,出现幻觉,丧失了正常的理性思维能力,出现精神失常现象所至。或者是恶警为了掩盖恶行,杀人灭口。
大连教养院八大队三中队,是所谓的“疥疮班”,里面非法关押的都是患有“疥疮”的法轮功学员,最多时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有的严重的,满身都是“疥疮”,流着黄脓、白脓血,有的烂的很深,每天要用几卷卫生纸擦脓血,身体大面积的溃烂。有的满身起的密密麻麻的小“疥疮”,奇痒无比,越到晚上越痒,根本就睡不着觉。就是这样,大连教养院的恶警还是逼迫法轮功学员干活,捡大棒(牙签的原始料)和牙签。
有一种情况很特殊,我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戒毒所、大连行政拘留所、大连看守所、大连教养院。奇怪的是:只有在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时得了“疥疮”。在大连戒毒所、大连行政拘留所、大连看守所没有发现法轮功学员有得“疥疮”的,而且在大连教养院五大队(新收大队)也没有得“疥疮”的。可是,一转到八大队(大连教养院专门迫害法轮功大队),我的两脚脖子、臀部两侧就开始化脓,又痛又痒,而后,迅速发展到全身。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大连教养院蓄意制造传染条件造成的。
目前,大连教养院、大连戒毒所、拘留所、看守所、大连监狱、辽宁省大连南关岭监狱、瓦房店监狱、大连戒毒支队等场所,还非法关押着数以百计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时时刻刻都在遭受着大连恶警、恶人的酷刑、奴役、药物等各种形式的迫害。
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对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解放军旅顺口区二一五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利用药物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恶行进行调查。这两所医院都积极参与了用药物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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